“说”，还是“不说”——论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调整

“说”，还是“不说”——论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调整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的发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亦可谓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考察这段时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化和责任担当有助于刷新我们传统的知识分子观。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以来，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又存在一种重建知识分子权威的努力，这体现在批判精神的再度崛起之上。然而，学院化的生存环境使得“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从过去“为政治而学术”老路走向“为学术而学术”新途。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专业化和市场社会带来新的价值衡量标准，以及反权威的后现代倾向给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的资格和效力增添了新的障碍。一面是言说的冲动，一面是言说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危机，当代知识分子正是踌躇于这“说”与“不说”的两难困境之中。

如果说，晚清之覆亡对中国来说可谓是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那么，市场经济的发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亦可谓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992年很可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早已酝酿、积蓄多年的商品经济大潮，终于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此后，文化精英们所主要面对的，已经由政治权威转为市场规律。对他们来说，或许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没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2

当时代舞台上的聚光灯骤然熄灭后，台下的观众一哄而散，面对空荡荡的剧场，台上的主角顿时茫然不知所措，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失落感和遗弃感，经过短暂的眩晕后，重新稳住了阵脚的转型期知识分子有的扑通一声跃入涛涛商海，有得遁入象牙塔里皓首穷经，更有不甘心的，重新祭起干预现实的古老法器。一时知识分子角色由单一趁向多元，思想由单纯趁向混乱，在转型期里，清醒者、顽固者、顺应潮流者、不合时宜者、犬儒主义者、满脸谨肃者，生旦净丑种种角色一一登台亮相，合演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的大戏。

这段时间,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学术史讨论，文化研究的讨论，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等诸种讨论，都是知识分子对自身角色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重新调整和定位，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与学术，知识分子与市场，知识分子与社会等课题都得到重新打量和思考，初略看来，具备以下三大主要特征。

批判意识再度强化：物质批判与社会批判

A批判的使命

以批判的立场来关怀天下，干预社会与知识分子的天性有关。这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自身的要求。“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赋予自己的义务和责任。知识分子向来不轻视他们的作用和责任，“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4加之“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5所以，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6批判正是他们的任务和使命。

另一方面民众的要求。在一个社会中，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期许和要求要比对其他身份的群体的期许和要求苛刻得多。二战结束后，法国知识界大清洗时有这么一个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公众调查。1944年9月11—16日，法国公众意见研究院就“是否应该逮捕作家、剧作家萨夏·吉特里”作的民意调查显示，56%的人赞同，12%的人不赞同。与此相对照的另一项关于贝当元帅的民意调查显示：32%的法国人赞同判贝当的刑，而58%的法国人反对之。几个月后，回答“您是否赞成判处报纸《我无所不在》的主编罗贝尔·布拉齐亚克死刑？”的问题时，52%的人赞成，12%的人反对。7同样与纳粹合作，一是元帅，一为知识分子，公众态度截然相反。在《文学是什么》中，萨特说：“我们的职责和任务是社会强加到我们肩上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社会认为我们很可怕，因为它判处了我们中间曾经和敌人合作过的人死刑，却让那些犯过同样罪行的工业家们逍遥法外。”8的确如此，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变节的憎恶和惩罚要远甚于其他身份的人们。

这是因为，“在公众意识中，他们代表成就、名声、荣誉，而这些都可用于持续不断的斗争或投入战斗的社群。反之，人们在批评一个社群的恶行时，杰出的知识分子也经常成为众矢之的，有时被社群内的派系归为错误的一边”。9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被公众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

正是这自我和民众的双重要求，使得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充当了这个时代的观察者和批判者。市场经济的实施和深入引发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加上中国特殊国情下制度建设的不能及时跟进，使得社会贫富的分化，道德整体水平滑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突出。转型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困境使得知识分子强烈不安，中国知识分子以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志在世道，救世济民的强烈世事关怀的愿望和行动也在萌动，虽然这种社会责任感因为人们把政治与社会两者混淆，曾受到知识分子自己的奚落和抛弃，但毫无疑问，转型期知识分子正在努力恢复和建立这份责任感。

B物质主义批判

具体地说，知识分子批判意识体现对市场社会中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思考，即对物质主义的贬抑，和物质对精神戕害的痛惜。从普通民众的眼光来看，转型期中最大的实惠和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甚本上达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最基本的生存要求，即不再为吃饭穿衣（即温饱问题）而发愁，有的甚至还率先进入“小康”。但从持批判性意见的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转型期社会又是一个物欲泛滥，精神萎缩，元气大失，玩物丧志的时代，“君子忧道不忧贫”10，“安贫乐道，恬于进趣”11，有对物质的贬抑和警惕，对精神的推崇和赞美的文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商品拜物教，物质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

对物质主义放纵的有损于国民的整体精神状态，而一个精神世界黯淡的国民至多只能算得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存。鲁迅在早年论文中曾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他将物质之于精神的危害看得很严重：“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12人文精神及精神背景的讨论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穷怕了的中国人纷纷扑向金钱，不少文化人则方寸大乱，一日三惊，再也没有敬业的心气、自尊的人格。更内在的危机还在于，如果真的有了钱就天圆地方。自足自在，那当然可以不要精神生活，人文精神的危机不过是那批文化人的生存危机而已。但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真的可以不要诸如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就能生存下来，乃至富强起来吗？”13他们强调与物质相对应的一面精神，经济相对应的一面文化之于这个社会的重要性。

“最近二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改革、投资，但是对那些无形的精神的领域却明显是忽略了，好像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至少不是现在紧迫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边去。这个偏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为这些‘虚’的东西的恶化付非常惨重的代价。”14时间已到了21世纪，张炜还固执地继续着他一向对市场经济以来文化发展态势的不满，并认为正是商场经济之下的消费主义带来了近二十年来“精神的沙漠化”，“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时期，物质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类最好的精神结晶，很容易就被纷纷抛弃。”15话说回来，强调所谓“虚”的东西的重要性，也许还包括人文学者对其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种惶恐，因为，知识分子把持的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中的失落一时使得知识分子不习惯于自己的无足轻重感。

C社会批判

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也表现社会批判上。“国家命运对知识分子态度的影响有时是以经济形势为中介的。面对失业、经济增长缓慢以及老一辈或外国老板的抵制，整个知识分子表现出比其他各个社会阶层都激烈的反应，因为他们的志向更为远大，拥有的行动手段更为广泛。”16我国正处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17正是在这么一个关键时期社会分化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刺激了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转型期知识分子除了报刊这一有限空间发表批判性言论之外，他们企图从文化研究中更深、更广、更理性开拓出一片批判的天地。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地位日益的边缘化以及文学研究日益体制化，是文化研究日益突显、并最终浮出水面的重要因素。文学与社会的阻隔，日益学院化制度化的文学批评越来越自闭于缜密的科学分析，窒息了文学的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这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转向文化研究来接通与社会的联系。

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的，“文化”是指“表达特定意义与价值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它不仅存在于艺术与学识中，还存在于制度与日常行为中。就此而言，对于文化的分析便是对特定生活方式即特定文化中隐含于内彰显于外的意义与价值的分析”。他把人们的通常不承认的“根本不是‘文化’”的一些因素也称为文化，比如，“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18这样，文化研究成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而知识分子正是企图通过涉及面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来实现其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的功能。

由此可见，转型期知识分子批判意识重新高涨，他们在物质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领域积极从事知识分子的批判，而这两者又是市场经济中国两大最显著特点。

学与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A“为政治而做学问”

为“帝师”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19士志于道”，拥有了“道”的这一资本的“士”比君临天下的帝更具有心理优势。这一“帝师”的心态在没有“帝”的时代转化为“为大众师”，这是近代的知识分子的新的身份，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启蒙普通民众。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有一股强烈干世情怀和政治抱负，尤其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积累和研习的一种从容心态，更使得学术本身为政治激情所左右。更有甚者，他们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更多的是为了政治而学术，学术之用得到最直接的发挥，梁启超说到明末清初的阳明学派由明心见性向经世致用的转变时说，“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20这是对学术自身而言。

在总结中国文化的得失后，余英时也不无感叹地总结出这样的教训，“任何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的新尝试都不能不从价值观念的基本改变开始，那便是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活动力从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这一观念上的转变不但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也符合中国传统关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理论分野”。21

B“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然而，转型期以来，“知识分子幻想的‘广场’早已不复存在，‘广场’改建成了贸易集市，大众沉醉在商品崇拜之中，到处是嚷嚷吵吵，再也没有谁来听你指手划脚的说教了。”22现代知识分子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新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学术规范的未趋成熟，另一方面由于对已往过于热衷政治热衷现实的自我提醒和自我校正。

人们对“不务正业”的公共知识分子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因为批评者认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妨害了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更容易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在社会中更为显赫，更受人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成就一定就更高。相反，就这一代学者整体而言，他们的擅长可能更多的是以牺牲专业化为代价的。”23同样公共知识分子更易获得大众关注和名声的诱惑也会对学术成就有所损害。“而现代市场化的发展使得甘心长年坐冷板凳的有体系成就的学者更难出现。成为对照的则是，媒体的大规模扩张，为具有商业性的以及非商业性的公共化（大众化）的写作和表达提供了致命的诱惑和广泛的市场，媚俗的知识分子应运而生。”

所幸，以“知识”为志业的知识分子剩下还有“知识”，也只有“知识”，“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24于是，学院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庇护所，从事学术研究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专业，这是转型期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显著特点。

在学院的象牙塔之中，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逐渐被专业性代替，民生关怀为学术研究所代替，激情被冷静代替。“我们既然已经失去传统的庇护，唯一能守住的，只能是我们的岗位。”所谓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就是知识者要明白“现代知识分子拥有一份知识技能，如同工匠拥有一份手艺一样，是一种谋生的工具。”25而在这个岗位上上班的地点则是大学，从事这份职业即不比其他职业显得多崇高，亦不比其他职业显得多卑贱。而另一位人文学者说，“我是大学教师，像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我有我的职业道德，也有我的利益追求；与此同时，我作为公民，仍然强烈地关心国家命运。可我并不觉得，作为大学教师，我就天生比其他阶层的人必须、而且能够承当更大的责任。”26于是乎，雅可比叹曰：“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

大学的教育制度，考评体系和职称晋升都将知识分子一一搜罗到学术的帐下。知识分子越来越丧失了外界的感知能力和批评能力，越来越致力字词游戏，萨义德讲了这么发人深思的例子，当时有一个越战中在空军服役的军人要选修萨义德的一门课，“当时我一直追问他：‘你在空军究竟是做什么的？’他的回答给我的震撼永生难忘：‘目标搜寻。’我又花了好几分钟才弄清楚他是轰炸员，他的工作就是轰炸，但他把这项工作套上了专业语言，而这种语言就某个意义而言是用来排除并混淆外行人更直接的探问。”27一个试图进入学术圈的局外人的回答却使学术圈里的萨义德颇为费解，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学院化生存状态已畸形到何种程度了。学院化生存的学术研究如堕入此种程度，真可谓走火入魔了，因为这时学术不仅与社会（无论历史，现实，还是未来）均已毫无联系，也与文化的积累，传承和研习毫无联系，其存在的惟一的目的只是打着学术的幌子自欺欺人，达到一个非学术的世俗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不光是学术的堕落，更是学人的堕落，如果将这亦称为纯学术研究的话，并以之作为拒斥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的话，那么，学院中知识分子之堕落直不下于政治上的佞臣。

C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

学术并非真空保鲜袋里的肉干，其或与社会，或与文化都有着不可分割之关系。蔡元培曾云：“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28学为术之根本，术为学之应用，非但学术研究离不开与社会的接触，而且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也要养成一种关怀社会的人文情怀，否则其研究条件不完备，其研究成果亦无益。蔡先生又云：“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得到的，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等，来涵养心灵。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傥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29

即使提倡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甚至也都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割裂，并反对一种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式的学术研究。“在当代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明白，‘学术’并不‘纯粹’，与现实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你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起码在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这里，是行不通的。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也是这样，在中国尤其如此。学术史的研究，确实跟政治史取向不同，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眼光与尺度，但如果完全切断学术与政治的联系，抛开整个社会及文化思潮，那样来谈学术史，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技术操作，意义不大。”30

然而，我们往往赞赏一种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学人，这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寅恪、王国维热中可以看出，思想自由是保持知识分子人格独立和学术独立的前提，也是对政治干涉学术的反击和抗议，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碑铭成为当代学人的座右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31是亦为陈之自况，但我们在赞赏陈寅恪与政治的疏离态度并视陈为反政治偶像时，事实果真如是吗？

即使被视为远离政治的陈寅恪又何尝两耳不闻窗外事呢？其反政治的同时正是政治作为，这个悖论是视陈寅恪视为独立精神楷模的学人们所没加深思的。更不用说，陈寅恪本身仍是不能忘情于政治，关心时事的，“陈寅恪似与政治绝缘，至少在政海里不曾兴过一点涟漪。但陈寅恪之关心政治并不亚于胡适，此乃普遍存在于中国读书人之中的忧国怀民情怀。他自称：‘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充分表露了他的朝代兴亡之感。1928年国民党北伐后成立南京政府，他乘舟回北方，感叹‘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新中国成立后，陈寅恪在广州，又有‘影底河山初换世，天涯节物又惊秋’之句。”32同时，他所推戴的王国维恰恰正是政治殉难者。叶嘉莹曾分析王之死因，“就静安先生自己之为人而言，他平日不喜谈政治，尤不喜介身于党争恩怨之间，而他竟不免陷身于当时彼此是非的矛盾之中者，其因盖起于两种关系：其一乃是静安先生与罗振玉之关系，其二乃是静安先生与清室之关系。”33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然又终不能逃脱政治之网，王国维之死的政治因素不可忽视。

那么，可以说，在转型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院化生存状态一方面促成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学者的身份的变化，但这种发展如果不加规制的话，往往会走上自我封闭的极端化新途，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学者的身份又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当然，这种倾向如不加警惕的话，往往又会走上丧失学术独立性和醉心学术之外活动的老路。现在看来，转型期知识分子正是由“为政治而学术”的老路走向“为学术而学术”的新途，我们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专业化和市场社会：知识分子公共言说的两大障碍

转型期知识分子越来越感觉到有面向公共事务言话的冲动，同时，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他也越来越觉得的言说没有以往来得理直气壮，有时甚至有些心虚气短，这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则专业的细化使得知识分子对自己在本专业范围之外的领域发言的能力有所顾虑；二则市场社会中的商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给知识分子言说形成了空前的挑战，以下分述之：

A你有没有对专业之外的发言权

一、现代社会知识的精细分工使得知识分子越来越局限成为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而这有碍于知识分子面向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发言的资格和权威的形成。相对于传统知识的大综合，现代知识的专业分工愈来愈来精细，以中国为例，传统中国古老知识形态的最大特征就是文史哲不分，诗乐舞合一，而这一相对混沌的知识体系在近世引入科学的知识分类后就被分割为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政治、外交、民俗、教育等不同学科领域，甚至某一专业领域再被细分成种种不同的专业方向，专业分割有助于学科研究对象的明确，研究方法的成熟，以及研究成果的卓著，但却未免割断了不同学科之间交叉、影响和融合的横向关系，进而限制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整体性，这里要说的是，现代知识分子正在陆续成为这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专门研究者，而我们仍生活在一个需要知识大综合，各个学科都在齐头并进的生生不息的社会中，那么，当知识分子本人对于自己知识领域以外现实要发言的话，自己未免有些心理障碍，比如，我们常常询问某一专家就某一事件，甚至自己专业份内某一事件的看法时，他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这并非自己研究领域，并自我质疑回答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又有冒着被指责为越俎代庖的危险，“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和所长，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振聋发聩的意见’，成为公众的‘意见领袖’。于是‘公共知识分子’变为‘万能知识分子’，一些专家学者包打天下，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领域中横冲直撞”。34比如，我们常常听到某一专家不屑一顾地评价那些就非本专业内容发言的专家“他根本就不懂”，“他没资格谈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些观念之下，知识分子逐渐丧失了就公共事务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

那么，专业知识分子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必要就自己专业范围之外的公共事务发表言论呢？局限于专业之一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确未必熟知非本专业历史背景，未必对非本专业做过深入研究，但其基本的学术素质，观察问题的敏锐，立论及判断的依据，对各个专业来说却是普适的。萨义德并不认为非专业知识分子就不可以对超越自己专业之外的领域发表言论，“但我也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以为，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35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专业知识分子就其能力和本质来说并不妨碍其对公共事务的言说。

事实上，每一个国民都有对现实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知识分子虽不特别要承担多大的社会责任，但亦不排斥在外。“现代中国的读书人，已不是古代的国师或王佐，社会不再提供他们立法或执政的机会。没有这种权力与机遇，而又仍然保存这种幻想，还在大谈‘不出如苍生何’，还在期待‘登高一呼，应者影从’，有这种必要吗？换一个角度，我不代表‘人民’，只是一个个体，一个公民，我照样可以发言。但这不是外在的‘社会责任’，而是受良心与道德的支配。因此，我借用了佛家的‘有情’与‘不忍’，强调我之关注家国兴亡，主要是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36所谓的“人间情怀”正为专业知识分子大开关心世事的方便之门，这里虽强调这只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拥有与普通公民同样性质的“情怀”，但这种普通人的“人间情怀”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区别呢？在某种程度上，这两者是轩轾不分的。

其实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能力的问题，也并非专业问题，他们更多的正是基于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和勇气。从伏尔泰之于卡拉斯事件，到左拉之于德雷福斯事件，再到萨特之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这时知识分子的专业局限与他所捍卫的真理和正义来说已无所联系。这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光是在专业领域从事知识研究的一分子，更为生活在公共生活中的一分子。更是因为他承担着人类的良知和道义。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是个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但在法西斯横行之际，他却领衔几百著名知识分子在《世界报》等各大报纸发表《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37“捍卫真理和坚守正义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职业道德。”38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正是真理和正义的守护神，任何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去维护这一法器免受亵渎。

如何解决好专业化与公共性这一冲突，一种折衷的思路就是将公共性问题专业化，也就是将专业知识分子的言说局限于自己专业领域之里，这样既成就了专业学术，又成就了公共言说。“立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发展，专业化不是太多了，反而可能是还很不够。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决不能把公共化与专业化相对立，而是应当在大力推进专业化的前提下倡导文科知识分子以其专业背景的公共化”。39专业化和后现代时代的专业知识分子走向公共性的方式在于他们各自在各自专业领域里发出批判性的话语，共同交相汇合成一种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里的反应。“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视野来看，世界既不是由上世纪的意识形态所构成，也不是被后现代和技术专家分割得支离破碎；它从各个不同的特殊性批判立场出发，汇合成一个共同的、又是无中心的话语网络，正是这样的整体网络，建构起当下世界的完整意义和在权力与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自主的和扩展的文化场域。”40“从特殊走向普遍”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重建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有效途径，这其实隐含了对专业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领域发言的能力及有效性的一种怀疑，也解释不了专业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领域发言这一广泛事实的存在。笔者曾就专业化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请教徐友渔先生，其亦承认一个“专家”的身份获得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条件，他认为专业局限并不妨碍知识分子对本专业之外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但据罗素的观点，学者不能运用公共影响妨害对知识真理的探求，否则这就是犯罪。

其实，不要执着于公共知识分子到底是哪类知识分子应当从事的职业，而把它看作为所有知识分子可以参涉的一种业余性的言说，当然，这种言说不排斥与相关专业知识的联系，但值得提醒的是，它更多的是着眼于人类的正义和真理的担当，而这种担当其实又与知识分子良知和勇气有关。“一个社会的正义和良知的标准应该由知识分子提出，知识分子也应该是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践行者、捍卫者。知识分子在大是大非的时候要体现正义的立场，知识分子要敢于担当大义。”41如果有了这样的定位的话，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与公共言说的矛盾也许可以得到恰当的解释。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现实之中悖论依然存在。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专家的身份，你发言的资格又何在呢？试想，如果爱因斯坦没有这么一个家喻户晓的天才物理学家的显赫身份在，他终生频繁地介入政治，发表的反战宣言，提倡和平主义又能引起多大反响呢？这即是我们常说的“人微言轻”的现象，如果说专业的成就不一定能有助于公共言说的权威和效果，但至少可以使得知识分子获得一个公共言说的资格，而这又是必不可少的。

B知识分子发言的效力何在

二、市场社会中商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瓦解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威，从而使得知识分子言说的效力大成问题。

市场社会的利益考量对很难体现出什么商业价值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谓迎头一击。“市场经济和科层制度分别是以金钱和权力作为沟通媒介的，除了金钱和权力这两种价值之外，按照其本性是拒绝其它价值的。”“在这种逻辑导向下，知识分子工作的超越性价值社会拒绝承认，使得知识分子自身也失去了价值的依傍，被迫以市场流行的价值来衡量自己。”42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任何价值的评估都得以市场的现实利益来衡量，与其他学科相比，人文学科的功利性和时效性显得相形见绌，当理工经济诸学科因其直接的现实功效炙手可热时，而文史哲诸科却显得不合时宜，以往的门庭若市变成现在的门可罗雀，这与以往他们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光时日相比，真可谓判若云泥。

作家王朔曾这样奚落和揶揄人文知识分子道，“我觉得咱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然丧失了……所以他们要保住尊严，唯一固守着的就是文化上的优势地位。现在大众文化、通俗小说、流行歌曲的冲击下，文化上的优越感也荡然无存了。真有点一无所有的感觉。”43人文学科与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市场之苦后，他们纷纷不自觉地在从事的精神性生产的同时也要考虑商场因素，这样，“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步步操控了文化的内容和走向。在商业社会中出现了写作和出版的低欲化和欲望化，“原来此刻一切都是为了卖，能卖即是成功”44，张炜表达了一种对市场控制知识的焦灼。从企图重建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话语权威的一方来看，“‘人文精神’的提倡其实是知识分子的自救行为。我今天仍然想重复这个意见。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尽自己的责任，‘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可以说是这种责任的代码。”45这正反两方其实正是市场社会中“笑看”知识分子权威土崩瓦解和重建知识分子权威的努力的两军对垒。

知识分子遭遇到商业主义的迎头一击，使得他们在物质上显得一文不值，不幸的是，后现代主义旋风不期而至，使得他们本引以为自豪的在文化领域上的惟一优势也荡焉无存。

后现代就是质疑和反思现代，为现代设限的，它以“解构”的手法来揭开被理性的大幕遮蔽的一角，它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虚枉，以一分为三的态度，多层次的思维，强调少数主义、差异性、边缘话语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甚至不惜以彻底否定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姿态消解传统价值，消解一切。鲍曼把后现代本质化了，他说，后现代性“并不寻求以一个真理替代另一个真理，以一个美的标准替代另一个标准，以一个生活的理想替代另一个理想。它代之以使这些真理、标准和理想破裂、被解构和将要被解构。它预先否定一切以及任何陷入那些被解构/证伪的规则而失去存身之处的论述之正当性。”“后现代精神似乎谴责一切并一无所求。”46在这里，建构就是消解，消解成为消解的目的。在德内达等人掀起的一股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一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严重地瓦解了知识分子以往的权威地位，也有效地阻击了知识分子权威重建的种种努力。

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总是以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一切，不再相信某种万能的神圣的东西，所以当知识分子重新取得话语权威时，一股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反击力量亦随之而来。“‘人文精神’被赋以无限的力量，变成不能质疑的神圣的能指，具有了‘人文精神’也就具有了神话中的力士的超人能力而洞见真理。这显然不是某种新的话语形式的生成，而是‘现代性’话语运作的结果，是在能指/所指、语言/实在间完全同一性的幻想的结果，‘人文精神’确立了掌握它的‘主体’不受语言的拘束而直接把握世界。这无非是在重复着80年代有关‘主体’‘人的本质力量’的神话，只是将处于语言之外的神秘的权威表述为‘人文精神’而已。”47“有一些字词不容置疑，差不多变成为‘术语拜物教’：‘真正’、‘良知’、‘理想’、‘真实’、‘真理’、‘公正’等等——这些字词是证明其它观点与结论的尺度和基点，它们本身不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人们对这类神圣字词的迷信，使他们在相互辩论中很少费功夫论证自己主张的观点，常常以为只要宣布自己为‘真正’的，或宣布自己所赞同的观点为‘真正’的即大功告成。”48可想而知，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要恢复知识分子往昔的权威是何等的艰难。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分析的那样，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立法者”身份转变为现在的“阐释者”身份。“立法者”代表了一种可以高高在上并发施号令的权威，“阐释者”则更强调知识分子的处处得以一种平等而谦谨的态度参于到一种众声喧哗之中，在这一片嘈杂之中，你已经没有一种扩音器来压倒其他的声音，你只是这众声喧哗中的一个声音而已。转型期知识分子显然已经失却“立法者”身份，但他们又不甘于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阐释者”身份，高不能成，低不愿就，到头来流落为“游民”。“由于我国的特殊环境，人文精神没有经过解释者这一环而直接由立法者变成了游民，这样很容易在呼唤人文精神时自然而然地想回归立法者的地位。如果这些想法成为现实，那会不会是一种倒退呢？要更好地发挥人文的作用，人文学者应当主动去适应解释者的地位。”49“游民”是在“立法者”身份不可得后，一种不甘心但又无能为力的“放任自流”或“自暴自弃”。“在精神文化方面，似乎我们知识分子有时候也面临这样一个困境：要么就是原教旨，有一个明确的理想的目标，而且死活就是它了，不能有丝毫动摇；要么就是一切都没意思了，不做什么承担了，既然没有确定的终极价值目标，大家都处在盲目的历史过程之中，谁比谁高到哪儿去呢？……实际上，在这种两级震荡和两极思维之间，本来是有广阔的选择空间的，为什么非要执其一端呢？”50

后现代不承认权威的存在，它只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解释者的身份，知识分子的发言随时都有可能被淹没到这一片众声喧哗中，这就使得知识分子言说的效用将大打折扣。

综上，从转型期以来事关知识分子一系列文化事件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边缘化的困境的同时，又存在一种重建知识分子权威的努力，这体现在批判精神的再度崛起之上，然而，学院化的生存现实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掌握好学术与政治的平衡度，同时，专业化和市场社会又与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形成一对新的紧张关系，这是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变化和责任担当的三个显著特征。

【注释】

1李鸿章：《筹议海防折》（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

2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近思录拾遗》，《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

4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见《鲁迅文集全编》（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089页。

5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见《鲁迅文集全编》（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55页。

6鲁迅：《关于知识阶级》，见《鲁迅文集全编》（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819页。

7[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225页。

8转自[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陈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9[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0页。

10《论语·卫灵公》

11《后汉书·杨彪传》

12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文集全编》（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297页。

13王晓明，张宏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14王晓明：《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http://61.152.93.149/community/Print.asp?ArticleID=1939。

15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16[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27页。

17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2004年2月21日）

18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1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2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21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34页。

22陈思和：《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页。

23朱苏力：《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24[美]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25陈思和：《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7-178页。

26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27[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4页。

28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四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2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页。

30陈平原：《“当代学术”如何成“史”》，《社会科学报》，2005年7月28日（第4版）。

31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32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245页。

33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34吉方平：《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解放日报》（2004-11-15）。

35[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17页。

36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37[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页。

38[法]白夏（Jean-Philippe Beja）《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法国的历史与现实》，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

39陈来：《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40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41《搅局者李敖》，《南方周末》，2006-2-9（C19）

42许纪霖，陈思和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199？第几期，第53页。

43《王朔自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

44张炜：《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和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45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后记》，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46[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

47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页。

48吴亮：《顺手记》，http://bbs.99read.com/dispbbs.asp?BoardID=18&ID=6998。

49卢英平：《立法者·解释者·游民》，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184页。

50陈思和，王晓明等：《文学创作与当下精神背景——关于张炜<精神的背景>的讨论》，《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