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国灵:商品经济大潮下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1

潘国灵:商品经济大潮下当代大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2008-02-28 10:19:54 　　来自: 韩大玮 (上海)　　转自天涯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82649.shtml
　　　　时间: 2004-10-10 15:45:50 | [<<] [>>]
　　　　　
　　　　余英时提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论述，曾引起不少反应。1所谓「边缘化」，就是一种角色失落及错置，知识分子逐渐从政治和文化中心位置退却，不断被边缘化的命运。余氏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2，从二十世纪早期士大夫观念彻底死亡，叙述至十年「文-革」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边缘化的全部完成。余氏说：「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便是一部边缘人奔向权力的中心而知识分子则不断被挤出中心的历史」、「中-共党内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条知识分子靠边站的规律。」3
　　　　
　　　　可悲的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并没有在毛后（Post-Mao）的中国划上句号，而是以另一种不同的姿态继续上演——知识分子没有回归中心的趋势，反在一种社会经济决定论的新氛围下承受着另一种边缘化的处境。
　　　　
　　　　本文的重点便是勾勒出当代大陆知识分子在一般所说的商品大潮或消费主义下的生存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牵涉范围甚广，当下商品大潮所造成的冲击，只能说是其面目之一；但纵观80年代末至今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及文化表现，这确是不容忽视的。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铺陈事实，藉以勾勒出商品大潮下知识分子处境的轮廓面貌；第二部分剖析现象背后的意义，指出当代大陆知识分子在商品大潮下被边缘化的命运，不仅是全球性消费主义的局面，更有其与中国特定历史情境的纠结。
　　　　
　　　　　　甲　商品大潮下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处境
　　　　
　　　　　　一　知识分子的呼喊
　　　　
　　　　许纪霖于1988年发表〈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一文4，开宗明义便发出沉重的呼喊：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生存挑战。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涤荡着既存的价值观念、生存准则和人际规范。人们彷佛突如其来地被抛出了久已习惯的生活轨道，愕然地注视着周围陌生的一切。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
　　　　
　　　　在该文中，许纪霖大致将知识分子分为两类型——理论型知识分子和操作型知识分子——前者从事抽象价值符号系统的创造，包括理论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份子；后者则将抽象的价值符号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品模型。从性质来说，操作型知识分子可通过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需求而被纳入商品经济网络；理论型知识分子则超越于现实的商品经济之上。本来，这一超越性在任何国家都应予以尊重及保存，但正如许氏所说：「在实用理性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普遍思维模式的时候，很容易在商品化的浪潮中将一切都纳入功利的实用的框架，从而失去那份本应与世俗化相平衡的超越性。」5在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的就是不直接产生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理论型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下的生存危机尤其严峻。
　　　　
　　　　有关商品大潮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往后在90年代的讨论不绝。1992年，《中国时报周刊》发表一篇题为〈大陆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文章6，其中副题就是——「邓-小-平的开放改革，虽成功地走向商业化；但知识分子却成了最受剥削的阶级，日益边缘化，文化日益沙漠化！」文中提到「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已降低到历史最低点（上海市青年工人的平均月入已超过大多数教授），以及上海知识分子熬不住贫穷自1991年底以来纷纷集资以玩股票为第二职业的状况。
　　　　
　　　　1993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与几位学者举行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的研讨会，研讨会内容后来发表于《上海文学》7，当中不乏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观感和内心剖白。其中，陈思和说：
　　　　我们面对的文化处境每况愈下，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精神文化的萎靡不振形成一个强烈反差……这几年经济大潮起来，知识分子似乎连「责任感」也不再提，不敢提，或者不想提了。在日益见涨的消费水平与日益增多的经济暴发户面前，知识分子突然感到自惭形秽，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形象就变得非常委琐。
　　　　
　　　　另一位与会者——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严锋说：「眼下，似乎有一种新的『羞耻』感来到，这回却不是直接针对知识本身，而是由于经济地位而引起的了。许多知识分子在其它社会阶层前有点抬不起头来。」总的来说，整个讨论都流露着一种在商品潮下被边缘化的悲观情绪。
　　　　　　中国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下的窘迫处境一直是90年代的话题，以至延续
　　至去年北大百年校庆《明报月刊》发表〈商潮涛声中的北大〉一文8，就不足为怪了。文中就市场经济洪流对北大的冲击，有颇详细的描述。文中提到：「北大中青年教师的月工资不到一千元人民币，只是北京出租汽车司机的四分之一。教学科研条件的简陋落后，评定职称的折腾内耗，令不少学者和教师，或离职下商海，或远走去外国，或兼职创收入。北大已不再是精英人才愿意栖居的伊甸园。谁能在如此的处境下静心搞学问呢？」曾经是「四-五」学生民主运动和「六-/四」天-安-门-广-场-事件的重要据点的北大「三角地」，今天成了商业宣传广告的据地。学生经商，学人下海，商潮泛滥，如文中所说：「早在九三年，北京市工商局披露，海淀区四十七所大学注册的企业达六百零五家，而后起的北大占一百家，仅排名在下商海开先河的清华大学的一百一十家之后」，其中「北大方正集团成了大陆最大的高校企业，是唯一在香港上市的大陆高校高科技企业集团」。诚然，学人下海并不全是负面的，亦有着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正面意义，但最能直接参与其中的主要还是操作型知识分子，理论型知识分子的位置相对地便越加孤立和边缘化了。
　　　　
　　　　一个地方的民谚在相当程度上能反映现实处境。「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再穷也莫当老师」、「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原子弹不如茶叶蛋」等民谚；还有以北京大学为代表，在全国高校中曾喊起的一股「推倒围墙向市场」、「推倒围墙建市场」风潮（即北大南墙轰然推倒，被装设华美的商场取而代之）、知识分子被嘲讽为「知识苦力」、「穷老十」（比文革时的「臭老九」还要低）等等，都侧面说明商潮下知识分子的窘境。
　　　　
　　　　有关知识分子在商品大潮下的生存危机，以上仅是一些例子。在文化层面上，文学亦出现商品化的转型，以下就这方面加以阐述。
　　　　
　　　　　　二　文学的商品化转型
　　　　
　　　　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谈到90年代小说发展9：
　　　　
　　　　90年代——文化重大转变的时代；背景：（一）市场化进展加快，大众传播媒体迅速发展；（二）实用价值被普遍信奉，知识分子以「下海」（改行经商）为时髦之抉择；（三）受消费文化的挤压，文学退居文化边缘。
　　　　
　　　　1992年初，大陆作家马原在《文艺争鸣》发表了一篇题为〈小说百窘〉的文章，文中开首即问到：「在进入商品性文艺时代之后，原有的纯文学还能通行多茫咳绻桓南腋牛颐腔鼓馨颜馔敕钩韵氯ヂ穑俊?0这并不是个别作家的无病呻吟，由80年代末滑入90年代，整个大陆文坛都意识到文学的商品化走向和衰落。唐翼明说：「从80年代末期开始，似乎有一些新的现象出现了，在文学方面，某种变化的迹象尤其来得明显，例如从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一波接一波出现的文学潮流，作者与评论家对于旗帜与主义的热衷，不同流派的集结与论战等，到80年代末期颇有一种渐趋平静、冷却而进入某种混沌状态之势。」1180年代喧哗躁动一时先后出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的蓬勃现象，一下子沉寂下来，风光不再。文学批评家如陈晓明、张颐武、王宁等宣布「新时期」12文学的终结，文学进入了一个「后新时期」的时代。「后新时期」最初以一个文学概念于1992年被提出来，在起始上虽存有分歧，但基本上是用以描述198-9年以后「文学」渐趋商品化的转型，当中标志着「新时期」与「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断裂。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后期曾兴盛一时的「新写实主义」（neo-realist）小说。新写实主义可视为「新时期」和「后新时期」文学的一个转折点，在「新时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走向低谷的文学氛围下出现。它一反之前先锋文学在叙事和语言上的实验性，标榜「还原生活本相」、表现「生活的原生态、生活流」、感情零度介入、中止判断、淡化价值立场、消解意识形态等文学主张。131989年南京文学杂志《钟山》特别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得到许多著名作家如王蒙、刘恒的响应；198/9年前后出现大批作品，如刘恒《伏羲伏羲》、苏童《妻妾成群》（分别被张艺谋拍成电影《菊豆》及《大红灯笼高高挂》）、池莉《烦恼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方方《风景》、《行云流水》等，一时蔚然成风。所谓表现「生活的原生态」，都以凡人琐事成为写作的中心题材，「常常突现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与莫可名状的吞噬力，而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困境的被动存在体。」14新写实小说一个共通的方程式，就是展现主人翁终日「为日常生计而张罗，……生存的这个概念已经没有任何深奥的哲学内涵。生存也就是存活——想方设法地活着。池莉的一个短篇小说标题可以看作一个象征性的概括：〈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15。既写生活困境，知识分子自然是上佳主角，方方的《行云流水》就以一个典型穷教授为主角，将知识分子在商品大潮下的萎琐、无力感、自卑感、精神失落写得非常深刻。
　　　　
　　　　这种对文学深度的削平，只写毛茸茸的生活层面，正好反映当时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回头检视，「新写实主义」的昙花一现，很大程度上得到文学批评界的推波助澜，但这亦是大陆文坛最后的一次「垂死挣扎」。进入90年代，再没有甚么波潮可被刮起，「文坛所发生的一切争论、风波和重大热点无一不是与消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譬如王朔「痞子文学」现象、稿酬风波、作家下海等。16再至千禧年后，一轮轮由上海女作家卫慧、棉棉带起的女作家私小说风、以韩寒为首的低龄写作风、网络文学风、青春残酷小说《北京娃娃》等风潮，主要由出版社和大众媒体担当舵手，鼓动轰然的媒体效应和速销现象，至于文学商品化已成普遍社会现象。
　　　　
　　　　在消费主义氛围下，作家纷纷下海，一时成为颇瞩目的现象。文坛骁将张贤亮、陆志文、谌容、程贤章、胡万春纷纷下海；以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而享誉文坛的张贤亮，公开发表〈我们面临着一次历史的转机——文化型商人宣言〉，其中不乏豪情壮语，如「中国的文化只有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社会生活……我们要在中国的市场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他以极快速度在宁夏文联名下开办了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宁夏商业信息有限公司做其董事长，下海才两个月已筹集资金一百万；「作家的一半是商人」，一时成为佳话。17一是下海从商脱去作家外壳，不然即被商海大潮冲向边缘，作家一时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处境，这亦是不少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
　　　　
　　　　　　乙、商品经济大潮之意义剖析
　　　　
　　　　　　一　后现代性
　　　　
　　　　中国商品大潮的冲击，是否可简单还原为「钱作怪」三个字呢？从某角度看，消费主义、理论型与操作型知识分子分化、理论型知识分子被边缘化、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都是后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而不独为中国所有。
　　　　
　　　　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他著名的《后现代状况：有关知识之研究报告》（Condition postmoderne）一书中，对「知识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 of knowledge）就有颇多的描述，譬如「知识供应者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渐渐趋向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供需型态，而且会愈演愈烈，这也就是说，其型态将以价值模式为归依……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去了其『传统价值』」、「知识以信息商品的型态出现，成为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件，在全世界的权力争霸战中，已成为最主要的筹码，而且会变本加厉，愈演愈烈」。18　但知识商品化主要是针对技术知识分子（technical intelligentsia）和「专业知识分子」（professional intelligentsia）而裕幌喾矗宋闹斗肿樱ɡ钆匪玫氖?liberal elite"一词）却渐趋边缘化；这在该书的第十二章有颇详细的描述。19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李欧塔提出知识由昔日的「自我合法化」转向「运作效能合法化」（legitimation by performativity）。以上提到许纪霖描述实用理性主导、操作型知识分子和理论型知识分子的不同状况，基本上与李欧塔所言一致。
　　　　
　　　　至于文化商品化，不少研究后现代的学者如哈维（David Harvey）、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都有所论及，其中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书中，试图找出后现代文化与社会经济状况演变的关系。他认为，在发展至第三阶段的「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文化主要特征是「无深层意义」（depthlessness）、文化商品化，正如他说：「今日的美学生产已经被并入商品生产：以更大的翻新速度去生产更新奇的商品。」20
　　　　
　　　　这里并不是要对后现代文化、知识状况作深入的讨论，以上所说，旨在点出本文第一部分叙述的商品大潮下知识分子的处境和文化转型，从表明看来，似乎与后现代性有一定的呼应关系。事实上，以上提到的「后新时期」，最初虽以一文学概念提出来，但「到了1994年，王宁和张颐武对『后新时期』理论作出进一步解释的时候，更强调这个概念的『文化性』和与『后现代』的联系。」21正如《90年代的「后学」论争》一书中指出：「后学（在中国）最为活跃的时期集中在1992-1993年，那个时期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时期，中国的政治氛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商业化以及与之伴随的消费主义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22；在时间上这恰恰呼应「后新时期」的提出。这样看来，若以「后新时期」标志着中国商品大潮的到来和由之而起的文化转型，这的确含有一定的后现代性。
　　　　
　　　　但必须指出，虽然后现代性含有一定「全球性」的普遍意涵，若以此将中国商品大潮及当中知识分子状况看作一全球性普遍现象，而忽略了其与中国特定情境的复杂微妙的关系，则便过于简化，甚至有扭曲之嫌；盖中国文化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并不是单纯译介西方的思潮，而更是基于自身现状的人文阐释；百年以来西方思潮的引入都是如此发生的。调侃一点的说，如果中国实践的是邓-小-平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文所探讨的商品大潮下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同样是有其「中国特色」的。虽然它以一种非历史性的面貌出现，实则它仍受一只历史黑手摆布，可放于邓-小-平的毛-泽-东主义「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或「非毛化」脉络中梳理剖析。
　　　　
　　　　　　二　中国特定历史情境
　　　　
　　　　1978年邓-小-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重返政坛，展开「四个现代化」的经济计划。邓-小-平以实事求是见称，他于1962年早说出家传户晓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被认为是一个重视实效的实用主义者。这固然代表邓-小-平的个人思想，但「实用主义」也有其客观的政治针对性和功能，正如金耀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认识论假设被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理。这样，毛-泽-东思想就不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了，相反，它本身也成了一个有待于检验和评判的对象。」23「实用主义」思维不仅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十全会中斗倒了华-国-锋的「凡是派」（凡是毛说的都对，都不能改变），更以巧妙的姿态展开了「非毛化」的开始。
　　　　
　　　　所谓「四个现代化」，指的就是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其内容离不开纠缠近代中国百多年的「富强」二字，是「一场旨在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24，至于文化、观念、教育、政治的现代化则一一从缺。以后不断倡议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都离不开这种「发育不平衡」的经济现代化。-邓-小-平的实用主义一直充当经济改革的后盾，广泛化为宣传口号；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不管姓资姓社」成为「好猫主义」的新表述。邓-小-平的实用主义已不仅是他个人的做事方针，更强化渗透成一种社会价值标准。在这种思维模式的领导下，操作型知识分子被纳入商品经济网络，理论型知识分子被挤于边缘，两者的分化，自然得到充份的社会发展条件。
　　　　
　　　　将中国商品大潮或消费主义放在中-共历史脉络来看，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一书有颇具洞见的分析。25此书指出，毛-泽-东时代「不断革命」的乌托邦主义鼓动或赋予人民对未来的高涨意识（heightened consciousness），随着乌托邦的死亡，人民一下子跌入价值真空的虚无主义（nihilism）状态，这不仅是「意义的不在」（absence of meaning）而更是「意义的消失」（disappearance of meaning），一种从高处堕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就是一种借着享乐主义（hedonism）来克服或转移虚无主义的手段，藉享乐主义提供一条拐过重新找寻意义的考验折磨而填补虚无主义真空的出路。书中所用的"hedonism"，当然不是原本出自希腊哲学的一种幸福论，而是一种鼓吹追求财富物欲的经济主义。此书作者亦提到，八-九-天-安-门广场事件最初的触发动因正是反官僚贪污腐败多于自由民主口号，从某角度看，就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不平等、被剥削和垄断?6八-九事件后不久，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被尊崇为『邓-小-平理论』，至此虚无主义向享乐主义的转化或反升华（de-sublimation）大致完成。「后新时期」概念在这个时间被提出来，并不是偶然的。
　　　　
　　　　进入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泛滥，与其说这是经济改革失控，还不如说这是党-国政体所允许并在背后一直参与指挥的。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去意识形态」的发展，譬如陈晓明说27：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间社会趋于形成，这个日益壮大的社会正在摆脱意识形态而自行其是，经济实利主义实际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价值准则和生活要义。
　　　　
　　　　但吊诡的是，表面自行其是的经济实利主义，实则仍由党国体制在背后撑腰并合法化（legitimized）。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消解」，还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工程」（ideological engineering）的重建工作，经济实利主义被提升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可以放在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框架来加以理解。28　笼统地说，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在相当程度是通过「国家霸权」（statehegemony）下的「压制性国家机构」（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以压制或暴力手段如连绵不绝的思想改造、政治批斗、政治整肃来传播。在邓-小-平时代的「非毛化」过程中，经济实利主义更多是以一种隐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构」（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渗透，人民被「询唤」（interpellate）、自觉以「自由主体」（freeagent）将社会意识形态内在化；此所以才有「去意识形态」之感。
　　　　
　　　　经济实利主义占着主导的意识形态地位，正如迈斯纳（Maurice J. Meisner）所说：「与毛相反，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生产力置于生产关系之前，认为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力是经济发展而非阶级斗争。」29不仅如此，经济生产力还似乎被本末倒置当成历史目的，如迈斯纳所观察：「毛在世时，毛主义的特点是致力于调解现代经济发展手段（means）和社会主义目标（ends）之间的矛盾；而毛之后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对此只字不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最终目的了。」30在这种情况下，置身于商品经济中心之外的人文知识分子，由于不直接参与商品经济建设，意味着其制造历史动因及参与推进历史目的之价值皆被否定，其无力感之大可以想象；加上待遇偏低日趋贫困化，他们同时承受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在激烈的「反智主义」下知识分子被压制、改造、牢牢抓紧；毛后知识分子便走上了被放逐的命运，远离权力中心，变成反讽的「无所依傍的知识分子」（unattached intellectuals）。在五四时期，人文知识分子扮演启蒙者和人民的代言人；在毛-泽-东时代，一个反转成了被启蒙者和被教育者，要向工农兵学习；到了毛后时期，他们彷佛变成了向墙壁独白的自言自语者，一如陈思和说31：
　　　　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知识分子幻想的「广场」早已不复存在，「广场」改建成了贸易集市，大众沉醉在商品崇拜之中，到处是嚷嚷吵吵，再也没有谁来听你指手划脚地说教了。激情不消自退，知识者恐怕又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文化中心摔向边缘的过程。虽然这个中心是虚拟的，但失落感显然是超过了知识分子的心理承受力。
　　　　
　　　　但也必须指出，虽然邓-小-平一上场即提出四个现代化，商品大潮、市场经济效益并不是一下子便到来，跟「非毛化」进程一样，是渐进而需时的。文化商品化也不是一下子到来，而是到80年代末才明显出现转型面貌。这样，或可理解何以在经济主义意识形态下，80年代中期前后曾出现过一阵的「文化热」，好一片文化多元的景观。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在排脱了毛-泽-东时代文化极权主义，而经济主义意识形态还未至渗透程度之下，文化得以幸存一线自由发展的空隙。但我想提出的是，「文化热」不仅是在这种消极情况下出现，实际上它更积极参与着「非毛化」进程而为当时的政权所允许。这点，可以落于「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加以阐释。
　　　　
　　　　　　三　文学商品化之前夕
　　　　
　　　　「新时期」文学的确热闹非常，1977至1986年之间先后出现一浪接一浪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唐翼明提出了以「反叛」作为贯彻起这此起彼落的文学现象的线索，颇有说服力。32但说到底，反叛的对象是甚么呢？在「四-人-帮」粉碎后出现的伤痕文学（著名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谌容《人到中年》等），一言蔽之，反叛矛头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揭露十-年-内-乱造成中国人民深刻伤痕的历史悲剧。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和延续（著名作品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李顺大造屋》、古华《芙蓉镇》、王蒙《蝴蝶》、张贤亮《灵与肉》等），时间上它跳出了文-革的桎梏，思想上不再停留在伤痕的刮露，而对中-共几十年来走过的路进行反思。伤痕揭过了，反思历史做过了，随之便是向前看探索面前的「改革」道路，「改革文学」正适时而起，作品虽反映四化建设中的矛盾和人民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就是提出改革的迫切性、艰难性、不可逆转性。寻根文学的出现（著名作品有韩少功《爸爸爸》、阿城《树王》、莫言《白狗秋千架》、王安忆《小鲍壮》等），标志着由政治反思进入文化反思。寻根作品张扬民族文化的强而有力，淡化现实政治和共-产-党三十多年统治的印迹。传统民族文化在毛时期特别是文-革中被否定破坏，这回在文学中再度登场。至于先锋文学，则进一步脱离政治文化层面，从表现手法及语言叙述上进行颠覆，一反文学多年来在「文学必须从属政治」、「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纲领下造成的僵化。
　　　　
　　　　以上扼要的勾勒，不难看出所谓「反叛」，其矛头是「过去式」的。撇开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不谈，新时期文学与邓小平时代的「非毛化」是并行不悖的，甚至相辅相成。作家或文化工作者自觉或不觉地参与了「非毛化」工作；难怪文学评论家赵毅衡说33：
　　　　
　　　　新时期文学，与廿世纪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时期相同，服务于主流社会运转的需要，服务于政治运动，寓教于乐、制造典型。因此有所谓工业文学、农业文学、合作化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主流社会运转过程中，文学被征用作润滑油。
　　　　
　　　　残酷的是，当社会摆脱了毛-泽-东思想的阴影和羁绊，当经济实利主义经十年改革强化为社会意识形态后，作家或文化工作者在改革时期的「文-化-革-新者」任务完成，随即便被「商品大潮」吸纳吞噬。80年代社会不错曾出现思想解放，但不过是从毛-泽-东思想中解放出来，文学批判矛头只可对准过去，从无机会对准现存的政治体制。文学商品化虽说是全球性的后现代现象，在中国却是走了这样的迂回道路。人文知识分子一再被「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在一切以经济为主的思想下，文化、社会各方面被统摄其下、文学商品化等现象不过是「经济发展、其它收紧」逻辑发展至某阶段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社会里似乎出现了一种「经济简约主义」的声音，万事皆以经济二字诠释——「社会主义」等同于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对一般人民来说，自由平等就是追求经济财富的自由平等机会，都是一些例子。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就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段内部讲话，正好印证这种说法。据他所说，人民内部矛盾几个主要因素是34：企业领导班子作风不廉洁，企业搞不好，领导贪污受贿；企业领导作风不正，企业发不出工资，领导却大吃大喝，花天酒地，公款买房子、汽车；处理下岗职工不公正，少数人说了算，不考虑职工的利益；领导干部不关心职工的困难，不保障基本生活，以致发生悲剧。
　　　　
　　　　当真如此的话，社会人民全都变成经济主体而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若不想被削平为经济「一次元人」（one-dimensional men），除了成为孤立的边缘知识游魂，是否有别的选择？
　　　　
　　　　注释
　　　　1余-英-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二十一世纪》1990年12月第二期，页5-7。
　　　　2余-英-时：《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1992），页33-50；此文原发表于《二十一世纪》1991年8月第6期，页15-25。
　　　　3同前注，页43-44。
　　　　4〈商品经济与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读书》，1998年9月，页5-11；此文后收于许纪霖：《精神的炼狱——文化变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三联书店，1992），页80-89。本文引页数以后者为据。
　　　　5同前注，页83。
　　　　6傅铿：〈大陆知识分子日姹咴祷担吨泄北ㄖ芸罚谒氖冢?992年10月4日），页66-67。
　　　　7〈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上海文学》，1993年7月，页67-71。
　　　　8江迅：〈商潮涛声中的北大〉，《明报月刊》1998年6月，页25-27。
　　　　9皮述民、邱燮友、马森、杨昌年：《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台北：骆驼出版社，1997），页494。
　　　　10引自程德培：〈消费文学——商品消费大潮冲击下的新时期文学分期〉，收于邵玉铭等主编：《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北：联合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5），页368。
　　　　11唐翼明：《大陆「新写实小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页3-4。
　　　　12「新时期」不纯粹是文学术语，含有政治分期意味，一般从1977年，即毛-泽-东死后「文-革」结束次年算起，至1-9-8-9年而止。
　　　　13注11唐翼明，页21-24。
　　　　14马相武编：《东方生活流——新写实小说精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93），页1。
　　　　15注10《四十年来中国文学》，页378。
　　　　16同前注，页378-9。
　　　　17魏风主编：《中国知识界大震荡——商海沉浮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扫描》（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页1-17。
　　　　18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4-5；中文翻译取自罗青：《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9），页161-2。
　　　　19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47-53。
　　　　20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着、吴美真译：《后现代主义或晚期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台北：时报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页23。
　　　　21徐贲：〈甚么是中国的后新时期〉，《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号，页75。
　　　　22汪晖、余国良编：《90年代的「后学」论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页vi。
　　　　23金耀基：《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律大学出版社，1997），页87。
　　　　24同前注，页86。
　　　　25 Ci Jiwe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6同前注，页8。
　　　　27陈晓明：〈反抗危机：「新写实论」〉，载氏编：《中国新写实小说精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页2。
　　　　28 Louis Althusser, excerpts fro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A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Reader, ed. Anthony Easthope and Kate McGow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50-58.
　　　　29 Maurice J. Meisner, Marxism, Moa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232；中译取自《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237。
　　　　30同前注，页234（中译本为页240）。
　　　　31陈思和：〈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还原民间》（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页34。
　　　　32注11唐翼明，页6-14。
　　　　33注10《四十年来中国文学》，页372。
　　　　34《明报》，1999年1月4日，「中国要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