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笑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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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训传》批判和陶行知批判圆满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即论证建国初“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论证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应象冯友兰那样怀着浓厚的“原罪”意识，向新政权忏悔；进而论证对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大规模思想清算的必要性、紧迫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由此惊涛拍岸。
思想改造运动发端于北京大学，发起人则是马寅初。
1951年6 月1 日，马寅初接长北京大学。当时他曾回顾重返北大的观感和组织北大教职员学习政治的经过：他首先肯定“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学生与大部分教员思想都很有进步。”然后话锋一转，说：“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正好在此期间，全国18个专业会议在京召开，周恩来在对与会代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负责人所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因为我们过去的思想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只要我们有些知识，就要受到这些影响。” “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在思想上求得改造，以适合我们今天新中国的需要，适合于人民的利益。”因此，知识分子“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马寅初听了这个报告，很受鼓舞，决定响应周恩来，把暑假学习政治的经验推广开来，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到北大讲演。9 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 “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的态度。我们知道，建国后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政治批判，是《武训传》批判，而《武训传》本来一直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并非不清楚周恩来与《武训传》的关系，但还是要拿《武训传》开刀，以至周恩来不能不自我检讨，为《武训传》承担责任。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分歧，《武训传》批判初现端倪。对于一向注重维护毛泽东核心地位的周恩来来说，要解决他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分歧，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向毛泽东看齐。周恩来因此需要一个契机，以显示他已经从《武训传》批判中吸取教训，对思想文化问题高度重视，决不会“承认或者容忍”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错误倾向。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他来说便是一个最好的契机。同时，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的负面效应，《武训传》批判也有展示，这可能引起了周恩来的警惕，于是以他惯有的风格，在潮流无法抗拒时，顺流而上，赶到潮头去引导潮流，修正潮流的方向。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周恩来看来已是“不可避免”，既然如此，周恩来就有理由认为，如果自己不对这次运动施加必要的影响，不掌握这次运动的主动权，这次运动极可能象《武训传》批判那样走入极端。可能是出于这两个因素，周恩来对这次运动表现出巨大的热情。9 月3 日，周恩来听取马寅初介绍北大发起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在接到马寅初的正式邀请函之后，周恩来立即将邀请函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北大此举十分赞赏，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有毛泽东首肯，周恩来便第一个接受马寅初之邀，到北大讲演，并指示教育部：“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各大学的先生以及同学代表也请来。”周恩来同时责令教育部对北大教师政治学习问题加以研究。教育部的结论是：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很有必要，应当推广到京津两市所有高校，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决策就此形成。9 月24日，周恩来召集彭真、胡乔木和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人阳翰笙、清华大学校长兼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蒋南翔，亲自部署了运动的具体步骤。周恩来强调指出：运动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应从政治学习入手，逐步发展到组织清理。勿求速成。会议议定：一、学校清理中层工作，中学不搞；大学今年只能选择典型，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以取得经验。北京以北京大学为重点，各大行政区也可选择典型进行。二、这次学习的内容，北京大学应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分清敌我界限，明确爱国主义立场，缩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市场，并应着重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保证学校的革命化。
9 月29日，周恩来到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一千七百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现在公布的报告内容，主要是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引用最广的是如下几段：
“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
“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209 页）
周恩来的报告洋洋洒洒，长达五个小时。语气温婉，用词谦和，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与会者深受感动。最让与会者感动的是周恩来以身作则，以大国总理之尊，而公开解剖自己。一位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尚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 马寅初则说：周恩来的报告“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以这种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晚年回忆：“前一段时期的领导同志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接着讲到周恩来的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周恩来传》第1190-1191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用意应该是两层。一是提醒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一关人人都要过，躲是躲不过去的，必须认真对待。但同时，思想改造虽然由《武训传》批判引出，但思想改造不同于《武训传》批判，不会沿用《武训传》批判那样严酷的政治斗争模式，所以不必害怕。再一层用意则是提醒各级领导干部，不要用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来领导思想改造，“士可杀不可辱”，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着强烈的自尊心，所以即便知识分子是被教育者、被改造者，也应该对知识分子待之以礼。而在客观上，周恩来的这个报告确实作用很大。知识界的人心从此基本安定，没有出现很严重的惶恐情绪。运动的实际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要走样，相对于此前的《武训传》批判和此后的政治运动而言，走样还不算太离谱，可以说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平和的一次。
9 月29日周恩来报告之后，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则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也设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伦兼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先、茅以升等，几乎囊括了中国教育界尤其是京津地区教育界的全部头面人物，可见思想改造运动声威之壮，亦可见决策层对思想改造运动之重视。
10月23日，毛泽东公开表态。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称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的这段话，等于是向所有知识分子发布动员令。运动随即超出高校领域，向整个知识界扩展。
1951年11月17日，全国文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首先在北京文艺界组织整风学习。
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举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这次大会决定了文艺界整风的学习方法。文艺界头面人物几乎全部与会，主管中国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周扬做了动员报告。全国文联还决定成立“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由丁玲任主任委员，沈雁冰、周扬等二十人为委员。各文艺机关、团体、学校也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
毛泽东密切关注文艺界整风。11月26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所写的批语中指出：“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文艺界整风随即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学术界不甘落后，1951年12月8 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思想改造学习的动员大会，郭沫若院长向全国科学工作者发出号召：“要以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劳动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对国家有用人力物力的热爱，来努力学习，纠正自己错误的思想，克服科学研究中的缺点。”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也积极行动起来。
11月2 日，民建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有步骤地开展会员思想改造。
11月13日至27日，民盟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民盟副主席沈钧儒作了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号召盟员学习政协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推进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思想改造三大运动作为民盟的中心工作。
民革负责人谭平山、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都表态要“首先投身于这一思想改造学习的大潮中”。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只要是知识分子，无一能够置身事外。
二
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
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中共胜利刚成定局时就已经开始了。
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学家朱光潜的文章，标题就叫做《自我检讨》。这在学术界中大概是最早的一篇。1950年1 月3 日和2 月2 日，《人民日报》又相继推出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自我检讨《我这一年》、《解放以来》。哲学家冯友兰则在1950年1 月22日《人民日报》和1950年10月8 日《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了《一年学习的总结》、《< 新理学> 的自我检讨》。文艺界最早自我检讨的则是剧作家曹禺1950年10月，曹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曹禺的这篇检讨文章最为公众瞩目《雷雨》、《日出》誉满天下，而这两部巨著的作者现在要在全国人民面前把自己“煮一遍”，在当时不能不是一桩罕见的大新闻。
曹禺怎样“煮”自己呢？
曹禺首先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 光线中照一照”，暴露出自己“创作思想的脓疮”。他反躬自问： “我的作品对群众有好影响吗？真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么？”他的答案是：“这是不尽然的。《雷雨》据说有些反封建的作用，老实讲，我对反封建的意义实在不甚了解。我的个人好恶，主观的臆断对现实下注解，做揭示的工作，这充分显示作者的无知和粗心，不懂得向群众负责是如何重要。”在他看来，他的作品不但没能“引起若干进步的作用”，反而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他说：“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而贸然以所谓‘正义感’当做自己的思想支柱，这自然是非常幼稚、非常荒谬的。一个作家的错误看法，危害之甚并不限于自己，而是扩大蔓延到看过这个戏的千百次观众。最痛心的就在此。”
《雷雨》一无是处，《日出》又如何呢？曹禺的评语依旧极其低调：“我粗枝大叶地画出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罗列出若干残酷的事实，来说明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是该推翻的。……但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我没有挖。我忽略我们民族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官僚资本主义，更没有写出长期和它们对抗的人民斗争。看了《日出》，人们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模糊的觉得半殖民地社会就只能任其黑暗下去，人生原来就是如此。我既没有指出造成黑暗的主要敌人，向他们射击，那么，只有任它们依旧猖狂横肆。然而这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真实是不相符合的。”
最后，曹禺解剖了滋生“创作思想的脓疮”的“阶级”根源：“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阶级 ’这两个字的含义直到最近才稍稍明了。原来‘是非之心’、‘正义感’种种观念，常因出身不同而大有差异”。他说鲁大海就是“穿上工人衣服的小资产阶级，我完全跳不出我的阶级圈子，我写工人象我自己。”他甚至说：他把鲁大海写得“可怕的失败，僵硬，不真实”。是“卖过一次狗屁膏药”。他严厉地谴责自己，认为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若以小资产阶级的情感写工农兵，其结果必定不伦不类，你便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作家”。
挖掘“旧我”――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曹禺的检讨可归结为这样的 “三段式”。象这样的“三段式”检讨，在开国初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中还不多见。开国初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大多是自发的，真诚的，很少表演过火的痕迹。比如朱光潜1949年11月的检讨就是不卑不亢，对个人历史的反省，对新中国的赞美，不增恶，不溢美；甚至在自我批判的同时，还称赞自己“性格中也有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象这样实事求是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不仅对知识分子，对所有人群，应该说都是必要的。
但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推行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却不是朱光潜式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推行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又尤其是原国统区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体忏悔、集体认罪、集体赎罪。
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
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
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
光未然：《正视自己的错误》。
蔡楚生：《改造思想，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而斗争》。
欧阳山：《我的检讨》。
其他报刊纷纷仿效。梁漱溟的《两年来我有了那些改变？》，陈垣的《自我检讨》，茅以升的《我的检讨》见诸《光明日报》。李广田的《必须坚决改造我们的文艺教学》，黄药眠的《关于文艺教学的初步检讨》则见诸《文艺报》；上海报刊上的检讨文章同样连篇累牍，《解放日报》有欧阳予倩的《学习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于伶的《检查错误，改造思想，为毛主席文艺方向在电影艺术中的彻底胜利而奋斗》，郑君里的《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贺绿汀的《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叶以群的《坚决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大公报》有丰子恺的《检查我的思想》，唐的《从编辑工作中检讨我的错误》，熊佛西的《纠正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连僻处西南一隅的重庆《新华日报》，也推出了吴宓的《改造思想，站稳脚跟，勉为人民教师》。
所有自我检讨千篇一律，都是曹禺的“三段式”：挖掘“旧我”――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
朱光潜说，“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说自己鼓吹“为学术而学术”“便是反革命”，标榜“中间路线”迟早要和反动政治“同流合污”。
陈垣说：过去二十三年中，他一直以“不问政治”的态度，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主权，背叛了民族利益。”
丰子恺说：“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茅以升说：“我在反动统治下三十年的‘服务’里，既不知阶级立场，又不能分清敌我，那时所作所为，不知损害了多少人民的利益！”
诸如此类自贬、自损、自辱的言辞，俯拾即是。所有这些自我检讨无不表明：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对祖国和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反而不过是助桀为虐、为虎作伥。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自我批判”，可说是平生未有。
这样的“自我批判”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按照规定程序，先进行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学习文件、材料，提高思想觉悟，搞清这场运动的目的、意义和具体方针政策。”然后“进行尖锐的自我批评。”有周恩来率先垂范，层层仿效，各单位“尖锐的自我批评”均由领导带头，杨绛笔下的“洗澡”，就从“文学研究社”负责人傅今和范凡的自我检讨开始。序曲完了，进入主题丁宝桂、余楠之类的书呆子登台亮相。这中间还有个小过门：安排丁宝桂们出去取经听“模范运动员”的典型报告。“典型报告”的特色可从丁宝桂们的感受中看出来：
“丁宝桂私下对老伴儿感叹说：”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越丑越美，越丑越香。像我们这种人，有什么可检讨的呢。人越是作恶多端，越是不要脸，检讨起来才有话可说，说起来也有声有色，越显得觉悟高，检讨深刻‘。 “
“余楠听了几个典型报告，十分震动，那么反动的思想，他们竟敢承认，当然是不得不承认了。他余楠可以把自己暴露到什么程度呢？他该怎么招供呢？”
具体感受各有千秋，但总的心态是一致的“胆战心惊”。丁宝桂们平生第一次领教群众运动的威力。众目睽睽难逃脱，谁还敢偷尖耍滑，藏藏掖掖呢？裤子脱得愈干脆、尾巴割得愈痛快，也就是说，愈是上纲上线地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愈能说明自己改造决心大，改造成绩大，愈易过关。于是，丁宝桂们完全打消了侥幸心理，竞相对号入座，“彻底牺牲”。
一般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生产过程，大致如上。重量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其生产过程又略有不同。如果把思想改造比作“洗澡”，则澡盆有大小之分。一般知识分子用小盆，即在小范围检讨；重量级知识分子多用大盆，即在大范围检讨。最大的澡盆是向全国人民检讨，能享受此种殊荣的，都是知名度最高、社会影响最大的学术泰斗。北京市的重点单位是北大和清华，北大的重点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英语系教授朱光潜，一个是原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北大校方成功地组织了对他们的批判，曾得到毛泽东赞扬。清华的重点人物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只有一条腿的潘光旦，建国前即以民主斗士享誉国中，辩才无碍，令国民党当局深感头痛。而现在，被推上千人大会 “洗大澡”的潘光旦却一筹莫展，除了认罪，别无选择。1952年2 月初《光明日报》分两次刊登他的长篇检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不久，清华大学被肢解为理工大学，做过十年清华教务长、极力倡导通才教育的潘光旦被调到了中央民族学院，分配做民族研究，他所钟情的社会学尤其是优生学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不能不忍痛放弃，在政治上更是从此沉默。尽管如此，仍被打成大右派，最后在万念俱灰中去世。
重量级知识分子不仅享用非同凡响的澡盆，受到的帮助和启发也非同凡响都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单位党政首脑字斟句酌地“引导”出来的。所以，那些检讨所代表的决非什么个人观点，而是代表了组织意见。不可否认，检讨者大多认真接受思想改造，真诚悔过自新；但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他们的检讨起了决定性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很难想象在正常环境下，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会自我贬责到集体自辱的地步。
几年以后的开门整风中，北京大学傅鹰教授对知识分子集体自辱的氛围有过生动描述：“前几年，大学里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让人难过。有些人是无中生有的骂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纳的骂别人。老教授上台检查思想，稍有辩说，底下拍桌子辱骂之声纷纷而来，谁受得了这样的‘帮助’？许多人在一些运动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现在还舒不气来”（1957年5 月19日《文汇报》）。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则回忆说：“我到校时，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运动中教师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成绩很大。但做法有些粗暴，不利于党群之间的团结，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六十春秋风和雨》第18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虽然要经受这样的折腾，出几身冷汗，但最终可以过关。一旦过关，往往如蒙大赦。《洗澡》中的丁宝桂在大家拍手通过了他的检讨之后，“放下了一颗悬在腔子里的心，快活得几乎下泪。他好象中了状元，又被千金小姐打中了绣球，如梦非梦，似醒非醒，一路回家好象是浮着飘着的。”这在当时很常见。
但也有最终过不了关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就没有能够过关。
张东荪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敌伪时期坐过日寇的监狱，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抗战胜利后作为民盟负责人，为和平民主不懈奋斗。“北京城的解放，张亦也是奔走城内外之一人”（梁漱溟语）。因此在建国初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张“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新中国在外交和意识形态方面一边倒，张东荪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在当时，是否拥护一边倒是考验政治忠诚的一个主要指标。张东荪公然对一边倒持保留立场，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 1952年4 月21日毛泽东关于北京市高校情况的一个批示就点了张东荪的名，说：“看来除了像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张东荪已经与敌特分子并提，而不在“可以过关”之列了。梁漱溟曾当面向毛泽东为张求情，遭拒绝。毛泽东的回答是：“此事彭真来向我详细报告了。彭真要捉他来，我说不必，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从此我再不要见他，他再不能和我们一起开会了。” 一锤定音，张东荪完全落入深渊，被指为“一贯反共”、“为帝国主义服务”、“汉奸”，而在燕京大学和校长陆志韦一起受到猛烈批判。批判后销声匿迹。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一个学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见他，只见他身穿陈旧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苍老，低着头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认出的样子。爱国志士、学术泰斗竟潦倒至此。
三
接下来的话题当然是：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解释的：
“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引者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
“迫使知识分子就范”这种解释，为国内一些学者所否认。如果撇开非学术因素，其实我们应该承认，就范说是基本准确的。
对知识分子，毛泽东有其独特立场。在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词典中，只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在六十年代之前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则有两个资产阶级，即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的资产阶级概念进一步发展，而有三个资产阶级：经济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以及权力层次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指知识分子，换言之，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中，知识分子始终是异己力量。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更是异己力量。战争年代，固然需要最大限度地争取知识分子，在文化界、教育界组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对垒。但即便在那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前途也并非没有他的特殊安排。1998年第1 期《百年潮》杂志披露，早在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就曾在致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如此描绘他的建国方案：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而毛泽东所说的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政党，当然主要指以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毛泽东的这个设想没有得到斯大林认可。斯大林复电称：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但即使在收到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之后，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即与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仍然是毛泽东深感困惑的一个问题。稍后，毛泽东在同苏方联络员的一次会谈中，仍把“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列为他密访苏联时与斯大林商谈的首要问题。由于斯大林反对，取消民主党派的主张最终未能实现；但毛泽东在1947年10月27日即已提出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主张，即“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主张，却还没有等到“打倒蒋介石”，便立即付诸实施。具体执行的则是革命文豪郭沫若。1948年初，郭沫若发表了他的一篇名作：《斥反动文艺》，抨击“反动文艺”的三个代表人物：沈从文、朱光潜、肖乾。郭沫若用五花八门的颜色，给这三个“反动文艺”作家画像。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肖乾是“黑色”作家，他说这黑色使他想到鸦片，认定这是标准的“买办型” ：“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他说，对于这种黑色的反动文艺，他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朱光潜则被郭沫若称作“蓝色”作家。郭沫若并将朱光潜《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一文所表达的意思曲意延伸，责问：
当今国民党当权，为所欲为地宰治着老百姓，是不是党老爷们都是“生来演戏”的，而老百姓们使“生来看戏” 的呢？照朱教授的逻辑说来，又能够得出一个答案，便是“是也”！认真说，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他的文艺思想当然也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由他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所羽翼着的文艺，倒底是应该属于正动，还是反动？
邵荃麟等左翼作家也在这时拍马上阵，把沈从文、朱光潜、肖乾连在一起批判：
当奴才们愈感觉到自己的没落的恐惧，他们便愈想找寻一些面幕来掩遮自己的残怯，和更进一步的欺骗人民。 ……大公报在唱它的“祥和之气”（这里是指沈从文，沈当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引者注），肖乾在唱他的 “人权与人道”，现在朱光潜又在喊他的什么“清醒，和爱与沉毅”。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情，正是说明他们已经到了没落的边缘，企图在念经拜佛中间，来酝酿更残忍的杀机！
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撕毁这一切纸糊的面幕，让他们一切凶残，怯懦，阴险，狠毒的面孔显露出来。
如今谈到这些批判，往往归结于个人恩怨。不排除个人恩怨所起的作用，但个人恩怨肯定不是导致这些批判的决定性因素。参与过这些批判的美学家蔡仪晚年坦陈，他当时写作批判朱光潜的长文，“是当时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组所要求写的，并在学习会上讨论过的。”蔡仪1926年加入共青团，1945年加入共产党，曾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文艺工作委员会”做宣传工作。他这里所讲的“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学习小组”，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地下党组织。换句话说，郭沫若、邵荃麟等人对朱光潜等“反动文艺”作家的批判，主要还是职务行为；这些批判是毛泽东从政治上打击“自由资产阶级”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真实目的是“杀鸡儆猴”，给“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
可见，对“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即便在建国前，在需要共同奋斗时，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觉。“自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过被看作同路人，时机一到便要分道扬镳。但时机总是不到，以至于建国初的政府组织形式，必须是多党联合政府。用名记者李普的话来说，开国大典上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 “当时我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知名代表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各方面各派的实力人物，可谓尽在其中。”政府各部门首长，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占了一定比重。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不是共产党员：“总计当时非共产党人的民主人士在中央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的，占部长以上成员总数三分之一强，还有许多副部长。”这无疑有利观瞻，如李普所云，“当时到处听得到人们赞叹不已，共产党了不起，她千辛万苦团结人民打下了江山，又真心诚意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来共同治理。”盛况确实空前，但究其实，多党联合政府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非但没能如愿取消，反而扩大了活动空间，这在执政党内部必不可免地要遭遇阻力。毛泽东为此向党内同志解释：房子大了，总得有点摆设，放几个花瓶。这番解释，多少流露出几分无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虽然名重一时，实际上处境尴尬。
民主党派的尴尬处境，毛泽东和柳亚子之间的一段诗词唱和早有预告。1949年3 月28日，柳亚子诗呈毛泽东：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因心有不平而打算飘然归隐之意，不问可知。这首诗，现在有人多方解释，说柳亚子仅仅就事论事，并无非分之想，并非“自恃功高”“向毛主席伸手要官做，向人民要待遇”。这样解释固然正确，但柳亚子的本意未必为另一方理解，另一方未必不曾推断柳亚子确有“非分之想”。事实上，1957年之后， “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释义甚嚣尘上，却从来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否定。在另一方看来，问题不单在柳亚子个人，柳亚子此举，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思潮，那便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胜局已定、新政权的人事安排即将揭幕之时，“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一个月后毛泽东写就《七律·答柳亚子》，进行了委婉的劝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实际上也是对所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个委婉的劝慰。
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的隐忧，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直接起因。这就是说，思想改造运动不仅仅“务虚”，更是为了务实有其现实的政治目的。当时为什么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终极解释。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时，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实已经完全没有了市场，完全不构成现实危险。纯就理论层面来看，批判确乎无的放失。这时抓住所谓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大做文章，当然不是出于什么理论上的需要、理论上的兴趣，而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 “文”“武”之争。
这场“文”“武”之争，自有来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曾经流行着一种观点，即“并肩打天下”。一方面，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承认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单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舆论上的失败、道义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换言之，是“文”“武”两方面的失败。在战场上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在舆论上，在道义上，则是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打败的，被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打败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以大无畏的精神，彻底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彻底剥掉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而民心向背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所以，国民党统治的倾覆，不是一党一派之力，不是一党一派之功，而是共产党和爱好和平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并肩奋斗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之根深蒂固，以至于几十年后，民盟领导人费孝通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这一点据说亦为蒋介石认可逃离大陆前，蒋介石曾不无沉痛地对部属讲：国民党在军事上是输给了共产党，而在舆论上则是输给了民主党派。
“并肩打天下”无疑是历史事实。但事实是一回事，现实的政治需要是另一回事。多党联合政府本来不过是过渡性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其过渡性质却没有明确认识，在他们看来，多党联合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天下是大家打的，当然应该大家坐天下。“并肩打天下”之说因此与多党联合政府的过渡性质相矛盾。本来就担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自恃功高”“要官要待遇”，这种情况下“并肩打天下”的流行，等于雪上加霜，加深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原来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疑忌。电影《武训传》在此时问世，刚好起了一个导火线的作用。电影《武训传》的主题是宣扬文化教育对于社会改造的巨大推动作用，对所谓“文武之争”已经非常敏感的最高决策者不能不为之侧目，最令最高决策者侧目的则是兴学的武训和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下面的几段对话：
“喂，武七，跟咱们一块走吧！……”周大告诉武训。“这种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们就只有杀！杀尽那些狗官恶霸！”
“杀？……”武训所听过的父老传说和故事，从李闯王和他手下的农民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占领过堂邑、寿张、阳谷等县城的山东贫民首领王伦都是一败涂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记了穷人。听说这两年败的败、擒的擒，两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国藩湘军手里，眼看大势已去……杀，又能有多大的用处？
“杀得完吗？杀几个恶霸就行了？……”武训迟疑地说：“周大爷，我还是打算讨饭积钱修义学……。”
武训与周大最后一次见面时，武训又说：“单凭杀就行吗？……那么多的人怎么杀得完呢？……”周大的头不由得低了下来。他皱着眉恨恨地说：“可惜咱们就是少一个好的头领给咱们好好地带路。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宝座就忘记了咱们穷人！……”
难怪毛泽东看了《武训传》要勃然大怒，下令：
“是改良主义的，要批判。”
一场“文武之争”，就这样摆到了桌面上。
最早把“文武之争”摆到桌面上来的是胡绳。1951年6 月，胡绳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上发表《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文章特别强调《武训传》中这样一段对话：参加了农民起义的周大对兴学的武训说，“好，武七！你来文的，我来武的，咱们一文一武，让那些狗官恶霸知道，咱们老百姓不是好欺负的！”文章指出：“这种‘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评论者的附和。说的最明白的是发表于《光明日报》上的长之的文章。他说：”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长之的文章又说，电影中是’批判了武训兴学的革命意义之限制性，让人觉得只有二者合起来，再加上正确的领导，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国今天这样子。‘这就是说，’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这位作者如此热心地表扬武训，显然正是为了想说明，甚至在造成’中国今天这样子‘的革命中，武训式的人也是和武装起义的群众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在这里，胡绳很明确地把《武训传》中”一文一武“的分野和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文武之争“联系了起来，很直接地提示读者：《武训传》作者及其歌颂者，不过是借《武训传》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即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而在胡绳看来，”文“当然无”功“可言，当然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现在，事实上，中国旧时代中的一切教育救国论都已经宣告破产，中国人民的解放已经通过人民大革命而胜利，到这时候，如果还以为只靠普及文化教育，就可以解放人民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那真是白日做梦了。“同期《学习》杂志发表的署名”郑昌“的文章《从< 武训传> 讨论里应该学到什么？》，持有和胡绳相似的判断。文章斥责《武训传》”把一个投降了反动统治的奴颜婢膝的小丑武训，描写成为革命者。把那种根本不联系政治斗争，根本不损害封建统治任何一点东西的所谓’行乞兴学‘，与领导武装斗争的周大的行动等同起来，称之为’一文一武‘。“文章并更进一步，指出《武训传》的问题不仅仅是”一文一武“并列，而且对”一文一武“明显地厚此薄彼”通过这’一文‘的口辱骂农民战争为只会杀人，那’一武‘居然被骂得’头不由得低了下去‘；描写那’一武 ‘的行为毫无结果，这’一文‘却干成了据说是’为人民服务‘的事业。“”把农民战争的内容与作用归结成为仅仅一个字：“杀’。（他借周大的口说：”咱们就只有杀！‘）他把几个领导过农民战争的领袖李自成、王伦与洪秀全，诬蔑成为’杀人魔王‘，而其结果是’败的败，擒的擒‘，’杀，又有多大的用处‘。相反的，一个得到靠屠杀’捻党‘起家的山东巡抚张曜的支持的武训，一个反对农民战争的武训，却被描写成为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人。 “
后来发表的批判文章，在“一文一武”问题上更是纠缠不休，极尽渲染之能事。
《武训传》批判时一直深谙天机的杨耳说：
“最触目的是电影对于武训时期农民革命斗争的否定和污蔑，同时也就是对于中国历史的污蔑。电影里用武训和周大两个中心人物来代表当时中国的两条道路改良和革命。可是，周大所代表的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在电影中是惨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无益的斗争……。”
“电影《武训传》两次借用武训的嘴，咒骂并质问革命农民道：”杀得完吗？杀几个恶霸就行了？……‘又说：“周大爷，单凭杀就行吗？……那么多的人怎么杀得完呢？’实际上，中国的农民革命，除了张献忠等少数错误的领导者在失败之际杀人稍多之外，只有反动统治者才不遗余力地污蔑革命农民爱杀人。《武训传》的这两次质问，和恶毒的污蔑咒诅又什么区别呢？”
“持这些论调的电影作者和批评者，表面上说：两条道路都不行。实际上他们却用尽力量，歌颂武训的‘伟大 ’从苦行上，从毅力上，从‘大公无私’上，从效果上……。他们说：看啊，两条道路都是‘此路不通’的，特别是：太平天国终于失败了啊！何必再‘钻到已经打败过一次的地方去’啊！这些武训的拥护者用了俄国改良主义者同样的语调来劝导中国人民了。列宁曾批判这种论调是‘这就是叛徒和一遇见失败便灰心丧气者的聪明想法’（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的话不是完全适合于这里的情况吗？武训拥护者又说了：既然如此，‘武’的既杀人又会被人杀，‘文’的却终究办成三所义学呢，终究使一些穷孩子识了字呢，那么，还是‘文 ’革命对啊！还是教育对啊！这样，否认暴力革命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就凯旋了！‘你看，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是不经过革命也能实现的呀！！既然如此，试问我们俄国人又何必浪费精神来想什么革命呢？’列宁驳斥俄国改良主义的话真好似专为我们这里的情况而说的呢！”
在杨耳看来，所有这些，不单是对中国历史的污蔑，最致命的是它的“舆论导向”：
“这种污蔑的继续发挥，就是电影本身和许多评论者们直接地、或者暗示地说，武训的遗志，在今天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他们还大声疾呼说今天新中国人民要发扬‘武训精神’，号召涌现出‘现代式的武训’。这真是岂有此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难道是继承武训传统才得来的吗？如果我们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而不是农民革命斗争的传统精神，并且接受世界最先进的马列主义学说，那末，我们直到今天，不仅没有什么人民的胜利，而且大家都会坐在什么”义学“里，大念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当了帝国主义和满清皇上的‘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学习》第4 卷第5 期）
不再写诗而只写批判文章的诗人何其芳说：
“电影《武训传》上还捏造了一个太平军的战士周大，说武训和他是‘一文一武’，肯定他们都是农民的反抗， ‘批判’他们都不能获取决定性的胜利，并且把周大和他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歪曲地写为只是烧杀。诚然，太平军的武装斗争和当时其他的农民起义最后是失败了。历史上很多农民战争也常常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它们虽然失败了也是应该歌颂的。毛泽东同志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正是封建社会里面农民最革命的表现。像武训那样刚好走着相反的道路，刚好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人，怎样能够和太平军的战士相提并论呢？把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人相提并论，对于太平军的革命战士就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而对于武训却是一种粉饰到极点的抬高。何况电影里面把武训写得更令人同情，而周大却成了只知道烧杀的’响马‘。根据历史材料，太平军的纪律是很好的，并不乱烧乱杀。而且像电影里面所描写的张举人那样的恶霸地主，那完全是应该杀的，周大杀了他又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呢？这实在是对于中国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横加污蔑“（《学习》第4 卷第五期）。
打一个喷嚏就能让文艺界感冒的周扬，也坚持认为“电影《武训传》对农民革命给与了极大的污蔑”，“把周大和他所领导的队伍歪曲地描写为只是烧杀”。他并画龙点睛地指出：这种对农民革命的污蔑和歪曲，是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
在中国人民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但他们中间却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已经或正在死亡的旧制度、旧事物时常感到惋惜和留恋，而对于新生的事物表示冷淡和怀疑，对于人民革命更深入的发展则流露出彷惶恐惧的情绪。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必须和资产阶级破坏或妨碍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坚决的斗争，肃清其在人民内部，特别是在人民的先进分子中，共产党员中的影响。在每个严重的政治斗争中，必须反对各式各样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否则斗争就不能胜利前进（1951年8 月8 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武训传》批判并非自发，而是最高决策者精心指挥的政治战役。所以，无论是杨耳文章，还是何其芳周扬的文章，实质上都是奉命之作。这些奉命之作莫不抓住《武训传》“文”“武”分野的几个小镜头做大文章，显然不是什么“不约而同”，而是反映了最高决策者的意图，反映了“文”“武”分野的几个小镜头对最高决策者形成了怎样的强刺激。“文”“武”之争便在事实上构成了《武训传》批判的主题。在最高决策者眼里，《武训传》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学”、“影射文学”，用深谙天机的杨耳的原话讲，是 “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换句话说，是“文”向“武”挑战，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向执政党挑战。《武训传》中“文”“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代表了现实中“文”“武”两种势力、两条道路毛泽东向来以“农民革命斗争”的继承者为中共和自己定位，在他看来，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则是武训的继承者。对武训的褒扬，也就等于是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自吹自擂”；对太平军和洪秀全的种种批评，诸如“杀人魔王”的批评，洪秀全登了宝座就忘记穷人的批评，莫不构成对中共和毛泽东本人“恶毒的污蔑咒诅”。换言之，当年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要借《武训传》抬高自己，贬低中共，借《武训传》与中共争功，把自己摆在和中共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武训传》的问世因此是一个明显的征兆，即“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民主政权”之后，不满足于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满足于新政权对他们的“照顾性”安排，自命不凡，得陇望蜀，向中共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毛泽东不可能对这种“挑战”掉以轻心。梁漱溟为张东荪向毛泽东求情时，毛泽东答称：“这种秀才文人造不了反”，这样回答完全是出于策略，即显示对自己的力量的充分自信和对“秀才文人”的不屑，借此警告“秀才文人”不要造反，造反成不了气候。实际上，毛泽东从来不曾低估“秀才文人”政治上的能量。毛泽东再清楚不过，中共起家靠 “笔杆子”；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斗争中，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摧枯拉朽。所以毛泽东一向看重“笔杆子”，在事实上把“笔杆子”放在和“枪杆子”同等重要的地位。打天下需要“笔杆子”，坐天下更必须控制“笔杆子”。所以毛泽东一向不相信有什么“纯艺术”、“纯学术”、“纯文化”，一向把文化艺术的政治功能强化到极致，而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说。在毛泽东看来，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远比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可怕。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好对付，一夜之间就可以将私有财产充公，把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整个地消灭掉。但有政权有军队，不见得能够对付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无形的即思想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不像有形的即物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那样容易没收，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其生命力也就异乎寻常地顽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问题还在于，毛泽东认为经济上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管理者地位，党政干部完全可以取代，新政权对经济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在人力资源上也就不存在什么依赖性。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则不然，大量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可能短期造就，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体地位无从取代，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因此还有其广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但客观形势却是卧榻之侧只能让思想层次上的资产阶级这头 “猛虎”鼾睡。毛泽东怎能不忧心如焚。建国头八年中，毛泽东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意识形态方面，以至于建国头八年意识形态方面的历次重要的政治批判，无一不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而且无一不是毛泽东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独运匠心。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只是在经过反右，似乎知识界精英已一网打尽时，毛泽东这才认为意识形态方面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暂告段落，而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领域，去策划他的“大跃进”和 “三面红旗”了。《武训传》的问世，刚好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在意识形态方面毛泽东尤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枕戈待旦。这种情况下，“文”向“武”挑战，“武训借尸还魂向革命的新中国挑战”，自然要被毛泽东视作“严重的政治斗争”，自然要予以迎头痛击。
“文”“武”之争，缘起于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政治上的“狂妄”，即“自恃功高”。必须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功可恃，才能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因此鸣锣开场。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是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也就是不言而喻了。如前所述，甚至于曾被中共尊为“圣人”的陶行知也不能幸免“1916年，他从英国留学回国后，根本不谈政治，以一种‘超政治’的立场，单纯提倡改革教学方法的问题。‘五四’运动以后，陶先生仍然没有参加革命运动，而是南北奔走，提倡平民教育。正当1926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陶先生则是热衷于乡村教育……。后来由于有共产党在晓庄闹革命，晓庄学校（即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在1930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晓庄的被封，虽然促成了陶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立，但陶先生并没有从这里取得教训，依然是继续努力从事他那种‘超政治’的教育活动”。换言之，陶行知企图绕开阶级斗争，绕开暴力革命，仅仅用教育、科学、文化来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与此相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为‘改造社会’、‘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须经过阶级斗争，采取革命手段才成。”这就说得很明白了：并非条条道路通罗马，而是华山天险一条路只有中共领导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人民革命事业”，才是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与此没有直接联系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都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范畴，都是歧途。这点钱俊瑞讲得最透彻。钱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一个致命问题：“为什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因为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人民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却偏偏要花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育才学校’之类的教育事业，甚至最后，日暮途穷，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做自己的招牌呢？”这段话的潜台词是：不去归附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偏偏钟情于国统区的什么“育才学校”，这种人生路向本身就是荒唐的。“圣人”陶行知尚且如此，和陶行知一样在国统区毕生从事教育、科学、文化的自由知识分子何能例外。无怪乎冯友兰要在自我检讨《关于＜武训传＞笔谈》中说：“如果各大学的教授及各工厂的工程师，都算是人才的话，在解放以前，他们确是大部分集中在蒋管区底几个大都会里。这件事实，就助长了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这一方面说，这些学术或教育工作者底错误比武训又更大了。”可见，所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主要是与“自恃有功”而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的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论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只能归功于 “武装起义的群众”；论证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非但无寸功可言，反而有过乃至有罪，决没有资格与“武”并驾齐驱。这层意图，《武训传》批判丝毫不曾掩饰批判者花费了大量笔墨，驳斥《武训传》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 “恶毒的污蔑咒诅”，强调“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改良主义”则起着相反的作用，实际上是阻碍历史发展的绊脚石。钱俊瑞就在“改良派为反动派撑腰”的标题之下这样说：
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 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 “乡村教育”、“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各种各色的改良派在“超政治”“超阶级”的幌子下所曾真实地实现了的政治任务和阶级任务。这也就是一切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确的阶级烙印（1951 年8 月27日《人民日报》）。
钱俊瑞在这里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似乎有三种人生路向，一是归附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一是走“中间道路”实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是充作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鹰犬。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中间道路本来就没有，所以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实际上只有两种人生路向：要么归附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要么游离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之外，或主动投靠反动派，或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换句话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需要文化创造、文化积累，不需要经济建设，只需要中共领导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武装斗争，只有这种事业才是正当的。而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从事这种唯一正当的事业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阶层，参加“人民革命事业”和主动投靠反动派的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走“中间道路”，绝大多数在客观上“为反动派撑腰”、“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花朵”。所以，就总体而言，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是一个有罪的阶层，其基本历史应予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如冯友兰所说，只要不投奔解放区而留在国统区，就是“助长蒋政权的凶焰”，就对于革命的进展有坏的影响，就比武训的错误更大。
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毕生奋斗的事业就这样几乎被全盘抹杀，自命为功臣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经过《武训传》批判，在政治上成了十足的破落户。他们非但没有资格与“武装起义的群众”争功，把自己摆在和“武装起义的群众”并驾齐驱的位置上，非但没有资格伸手要官做，要待遇；反而不能不站在被告的位置上，站在罪人的位置上。必须认罪忏悔，脱胎换骨，才能为新社会所谅解、所接受。
这就造成了一种现象一种“遗忘”、一种空白。钱理群先生在《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一文中，谈到了这个人们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
……反观现代历史，国民党的历史（特别是它单独执政时期的历史，例如19281937年的历史）就成了罪恶的堆砌、黑暗的深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一切发展都不存在了（仿佛不予承认就是不存在），中国从上世纪开始的现代化历程也因此而中断了，如果有所成绩与进步也只存在于反叛者这一边（《读书》1998年第8 期）。
钱理群先生进而以他父亲、中国现代农学界先驱钱天鹤的历史来印证这个现象的荒谬：
直到这次为父亲编选文集，我才知道，从本世纪开始，就有一批自然科学家立志“科技兴农”，称为“农业派”，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兴办农业教育……，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他们意识到中国农业的全面现代化，必须依靠国家的统一领导，于是有一部分农业专家转而进入国家政权机构，父亲正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在主持全国农业领导工作时，提出了许多有关发展中国农业的战略全局的意见。……尽管由于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腐败（这也是不能忽视与无须掩饰的事实）与其他原因，这些思想未能全面实现，却不应当影响其在中国现代农业经济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我们建国后在农业发展中所走的许多弯路，与将这些在探讨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中曾提出过的有价值的思想（设想）一概视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思想”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遗产”而拒绝研究，拒绝吸收、借鉴，将其 “强迫遗忘”，是直接有关的。
其实，被“强迫遗忘”但却极有价值的又岂止是三、四十年代的农学界。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巅峰、思想巅峰都产生于三、四十年代，但父辈的那些遗产同样被或者说尤其被儿女们遗忘，同样成了或者说尤其成了空白。之所以要“强迫遗忘”，钱理群先生归究于“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文化。“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文化确实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换句话说，之所以要“强迫遗忘”，不单着眼于国共斗争，不单是为了否定国民党统治；更是服务于建国初的“文”“武”之争，更是为了否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的实践主体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
以解决“文”“武”之争为主要任务的《武训传》批判，已经判定了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武”之争的落幕。《武训传》批判对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的定性，是一面之词。既然是一面之词，决策者当然就有理由担心不足以服人当年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未必信服，更要紧的是公众也未必信服：须知，中国人向来讲什么“天地君亲师”，这里的“师”，主要就是指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维持数千年之久，在民间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把知识分子从高高的云端打落在地，不管政治演绎如何头头是道，在一般老百姓眼里，合法性总嫌不够。尘埃尚未落定，同志仍须努力。因此需要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来补课。让知识分子自己站出来讲话，让知识分子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忏悔，用他们的现身说法，来说明《武训传》批判所作的定性确乎客观公正而非偏颇的一面之词。就此而言，《武训传》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其实是一个整体《武训传》批判是“宣判”，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则是“供认不讳”。一正一反，一上一下，互为呼应。
但还不能仅仅用补课解释思想改造运动。
建国初的“文”“武”之争，将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张狂”暴露无遗，从而凸现了一个更深层在当道诸公看来也是更致命的问题，即知识分子传统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能否与新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容的问题。这一点，当时一些权威人士已经论及。教育部负责人钱俊瑞在1952年6 月9 日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报告中，特别提到“学校与政府” 的关系。在“人民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联系必须是亲密的”这一命题之下，钱俊瑞告诫教育界：
在旧中国，办学的人对于反动政府抱对立态度，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是有理由的，因此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反动统治的工具。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被打倒，各级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情况完全变了，如果办学的人还是这一套老想法，与政府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甚至抱对抗态度，那就错了。在旧中国，政府压迫学校，学校反抗政府；现在则应该拥政爱民，就是说，学校应该拥护人民的政府，政府应该爱护人民的学校（《新华月报》第3 卷第2 期）。
这段话，已经流露出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在“文”“武”关系问题上的不自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的这一诗句，是对知识分子政治性格的最好写照。正如萨伊德所承认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他们“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之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平和、宽容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和做法。”知识分子的这些“老一套”会不会带到新社会来，是当道诸公深为忧虑的。钱俊瑞的上段论述，则是这种忧虑最好的表白。事实上这种忧虑一直没能消除，以至到反右之后，上海《文汇报》仍要辟专栏讨论：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不满现实？毛泽东一直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如此定性当然主要不是从学理角度，而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换句话说，不是依据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而是依据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一边。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性格，用思想改造运动中流行的词汇来说，叫做 “自负”。195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短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就曾直白地指出：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是这次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首要任务。而这样说也并不是《人民日报》的发明。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断言“自负”是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大毛病。1951年12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当时地位介于政治和学术之间的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作了《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的演讲。在演讲中对周恩来所说的知识分子“自负”的毛病详加发挥，说：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思想上有许多毛病，其中最普通的一种病，周总理很客气，叫做知识分子的‘自负’。我们彼此不必客气，老实叫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种病，有的人重，有的人轻，轻重程度极不一样。不过不生这个病的人是极少的。魏文帝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可见古代一直到现在，读书人都要生这种病，高级知识分子也许生这个病更厉害些。生这个病的原因，是思想方法有毛病，夸大自己的长处，抹煞自己的短处；反之，夸大别人的短处，抹煞别人的长处。’自己好，别人不好‘就是这个毛病的公式。这种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根源在于个人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一定自命不凡，甚至自封为’老子天下第一‘或 ’名列天下前茅‘，那还有别人的地位呢？这个毛病如果不去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学不进去的。我不是说他们不读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我说的是非工人阶级立场的人，读工人阶级的书，好比歪嘴和尚念经，念一句，歪一句，念得愈多，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毛病愈沉重，也就歪得愈厉害，几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1952年1 月6 日《光明日报》，下同）。
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他们“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在当道诸公看来，成了对于正统的解构力量，成了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这个问题不解决，换句话说，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不改变，即便向知识分子大力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只会徒劳无功知识分子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作学理对待，而不是当作别的。当作学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势必又要倚重个人体验，又要用上一整套“证伪”程序。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允许存在个人诠释、不允许证伪的。范文澜说，“自负”毛病没改变的知识分子读马列的书等于歪嘴和尚念经，原由就在这里。“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决定一切。“自高自大” 的知识分子，习惯并陶醉于“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生存状态，换句话说，习惯并陶醉于体制外生活，习惯并陶醉于在体制外自以为是、指手画脚。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方法是把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变成体制内不仅在人身上是体制内，即逐步取缔民间报刊、民间学校和一切具有民间形态的科学文化机构，使作为“自由职业者”的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生存空间，而不得不接受安排，进入各“单位”，成为国家雇员，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讲，叫做“屁股坐在哪一边”。当时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证知识分子必须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一边”。华岗在《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中断言：“抱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最欢喜高唱‘超阶级’、‘超政治’、‘纯科学’和‘纯学术’的论调，实际上都是透顶的虚伪，或者简直是透顶的荒唐。因为学校本身就是国家组织的一部分，教育制度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所以教育工作根本就是政治任务。封建阶级的教育必须给封建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的教育必须给资产阶级服务，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则必须为工农人民大众服务”（1952年2 月9 日《人民日报》），华岗着重理论阐述，范文澜则主要着眼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了，在中国，人民胜利的局面也已经确定了。存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下决心自我改造，老老实实跟着工人阶级走，才是唯一的好道路。主观上还想保守或抵御都是徒然的，劳而无功的。至于反动阶级思想的影响，现在还残留着的，更必须迅速予以消灭，要对它实行专政。”
明确知识分子必须在思想意识上由体制外变为体制内，是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基本内容。那么怎样才算在思想意识上成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呢？范文澜也有解说。他以四要四不要为“旧我”向“新我”转变的标志，四要四不要的第二项即为：“要人民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人民迫切需要什么，我就赶紧做什么不要我爱什么就做什么，人民要不要听便。”正如《人民日报》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份官方媒介，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其实都代表官方，在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人民主要不是代表民间社会，主要不是代表江湖而是代表着庙堂。党和政府就代表了人民意志和人民利益，党和政府其实是以人民化身出现。范文澜所说的一切唯人民之马首是瞻中的人民，自难例外。一切唯人民之马首是瞻，不过是一切唯政治之马首是瞻的同义词。
知识分子之所以偏爱体制外生存状态，导源于“自负”和由这种“自负”所派生的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要完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必须首先根除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由此构成高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实际上也是整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首要任务。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一是政治上的，即在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中有功可恃；再是精神上的，即以精神世界的主宰自命，而傲视一切世俗权力主要是政治权力。反对知识分子“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也就从两方面着手针对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自负，清算知识分子“改良主义”的历史旧账；针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负，清算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后者，周恩来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报告已开端倪。在肯定知识分子有爱国心的同时，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存在着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种种影响；第二，都曾为旧社会服务过；第三，都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这三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根’。”对这个权威定义，范文澜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有进一步阐释。他着重分析了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血统，这当然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负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说：
本来改造知识分子已经不容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自然更不容易。为什么叫做高级知识分子呢？一个学生进入高级学校苦学苦干，学会了高级的哲学、思想，知识和技术，经过若干次考试，高级学校的校长教授，认为这个学生够标准了，于是给他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承认他是高级的知识分子。这不是很好么？应该说是很好。可是这个高级学校是那个阶级办的，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就在这里。旧社会的学校都是反动阶级办的，目的在于为反动阶级服务。所以凡是受过旧社会教育特别是受过高级教育的人，他的哲学、思想、知识、技术，都不能不打上反动阶级的烙印。在有关社会的学说上烙印打得更是十分显著。知识分子敢于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也就因为他自恃有这个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出身的家庭。我们知道，能进高级学校的人，他的家庭的经济地位，一般是在小资产阶级以上，无产者家里的子弟是不可能或极少可能进高级学校的，更不用说到外国留学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在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资产阶级的家庭，受的是中国外国反动阶级的教育，自己的职业收入，又过着比较富裕优越的生活。这样，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脑里，必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思想的影响，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错误思想，不管多或少，反正不会一点也没有。归根一句话，知识分子都应该承认自己思想有毛病，不要讳疾忌医。
在政治上，知识分子非但无功可恃，反而有过乃至有罪；在文化血统上，更是如范文澜所说，只要是知识分子出身，无一例外都有“反动思想”的遗传；而且“反动思想”遗传的程度，是和知识程度的高低成正比的。愈是高级知识分子，“反动思想”的遗传基因愈浓厚。后来炮制的“知识愈多愈反动”，则不过是这个逻辑发展的必然。既有“原罪”，现实中更走上“改良主义”歧途，知识分子还有什么资格可以自负！还有什么资格以精神贵族自居而傲视政治权力！知识分子只能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认罪忏悔，用稍后几年的流行词汇来讲，叫做“向人民投降”。
这就很清楚，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有两大起因。近，起因于建国初的权力分配，即所谓“文”“武” 之争；远，则起因于知识分子天然具有的政治性格“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体制外生存状态。就此而言，即便没有建国初所谓的“文”“武”之争，知识分子的政治性格及其体制外生存状态，同样注定了知识分子无法融入新的政治文化生态，因而同样注定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必然性，建国初所谓的“文”“武”之争，则不过是把这样一场运动提前了。
在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可说是亘古未见的奇观那些学术大师、文学大师、艺术大师，在社会上享有怎样崇高的声望啊！人们骂政治，骂金钱，但从没骂过知识界，从没有怀疑知识界的纯洁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强烈的敬畏心理，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在社会上声望更著。但现在，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都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个别知识精英的失足不足为怪，但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精英，竟然有着那样“肮脏”、那样“丑陋”的“本来面目”，与公众评价截然相反的“本来面目”，而这种“本来面目”据说并非外部强加，而是他们自己供认不讳的。这对知识分子传统形象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这对知识分子的自信力和自尊心构成怎样沉重的打击，也就不难想象了。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有原罪，知识分子必须努力赎罪，已经成了定论，无人质疑。但在此后一个时期中，知识分子仍享有优厚待遇，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可以拿高薪、乘小车、住洋楼，看戏坐前排。其实这并不矛盾。思想改造运动完成了知识分子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刚刚进入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实际上等于进了金丝笼，享受华贵，是以牺牲在万里长空中自由徜徉的权利为代价的。正如王晓明先生所说，政治权力从此“能够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对一切置身于这个体制，却又勉力想做知识分子的人，造成极大的限制和诱惑”（《读书》1998年第10 期）。知识分子从此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他们“有意无意地淡化原先的那一点真诚和义愤，放弃积极的思想活动，放弃对社会的关心和责任”。反右之后，中国知识界的领头羊郭沫若，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做社会主义的文化工人。知识分子的天马野性荡然无存，他们吟唱的不再是他们自己的曲调，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曲调，而只能学政治之舌，金丝笼生活已经习惯成自然。可惜，连这样的金丝笼生活也无法持久。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建国初有过，反右之后继续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周恩来等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已经完成了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则说否，即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体制外力量，仍然是政治上的异端至少是潜在的异端。周恩来等坚持认为对转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应该维持优厚待遇；毛泽东则要打破金丝笼，把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工厂，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所谓工农，主体其实是农民。因为工业并不发达的中国，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极小，农民占绝大多数。毛泽东对农民是素质较为低下的一个人群有清醒认识，所以在执掌全国政权的前夜有过一句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一旦涉及知识分子问题，对农民素质有清醒认识的毛泽东，则又对农民素质估计极高。1942年，毛泽东已经公开宣称：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15 页）。
延安时代和毛泽东交往密切的王稼祥秘书师哲，则向后人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
“毛泽东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师哲陪他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中打转，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在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依然如此，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是流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老百姓多这么一点知识，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红墙内的秘书们》第184 页。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作家艺术家大多是性情中人，兴之所至手舞足蹈，不问场合是否适宜，这实在再自然不过，毛泽东却为之勃然大怒，称为“流氓行径”，甚至由“他”而迁怒“他们”，由某个知识分子的大不敬联想到整个知识阶层的大不敬。可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自负”敏感到什么程度，厌恶到什么程度。
无疑，毛泽东之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主要从政治大局着眼。但也不可否认，毛泽东对知识阶层极富情绪化的个人成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把握。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就学历而言，至多只能说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这就先天地把毛泽东摆在了和那些出身名门、学历极高的知识精英不对等的位置上。实际上毛泽东的学识不在某些知识精英之下。这种不公正在毛泽东的心灵上不会不留下印记。而在党内，毛泽东更是遭到自命为大知识分子的当权者王明、博古等赤裸裸的歧视和排挤，这段经历在毛泽东更是终生不忘。毛泽东对知识精英“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可说是铭心刻骨，所以，毛泽东不仅自视为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者，也自视为知识界的反叛者；不仅要改造传统社会秩序，而且要改造整个知识界。而发生在毛泽东身上的这些故事，在周恩来身上则没有发生过。周恩来和知识精英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不存在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因而在面对知识精英时没有心理失衡，和知识精英比较容易沟通和理解。周恩来对知识分子也就比较宽容，仅仅要求他们进入国家体制。毛泽东不然，毛泽东不仅要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而且要更上一层楼整个地消灭精神贵族。在毛泽东看来，虽然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很少接受正规教育乃至完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农民，仍然比知识分子可爱得多“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是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1 页）。不仅在感情上工人农民可爱得多，在知识程度上，工人农民也胜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虽然毛泽东本人也爱好“阳春白雪”的书法艺术，爱写“阳春白雪”的旧体诗词，他所提倡的却只是“下里巴”，社会上一切和精致、精美、优雅有关的精神活动，几乎都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遭批判乃至取缔。在大众化这面堂皇的旗帜下，整个社会的精神活动愈来愈趋于粗糙、粗浅，到了文革更是走向粗俗和粗野。精神贵族所赖以生存的那样一种文化生态事实上不存在了。这还不够，毛泽东还要打破金丝笼。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给知识分子金丝笼，等于确认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等于确认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社会地位，等于助长知识分子的“自负”心理；同时，金丝笼也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隔绝，不利于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因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从金丝笼中赶出去，赶到工厂、农村。就像把涓滴药液从试管排放到汪洋大海，被改造的当然不可能是汪洋大海，而只会是药液本身药液很快就挥发了。实际上是用庞大的然而素质相对低下的人群，来同化知识分子，来消灭精神贵族。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在知识分子问题的分歧，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其他方面的分歧一样，以毛泽东占尽上风而告解决。如此一来，已经进入国家体制的知识分子，欲求金丝笼而不可得，等待着他们的只是牛棚。斯文至此真的是扫地了。
来源：深圳新闻网  来源日期：2007-3-22   本站发布时间：2007-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