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困境

中国经济困境－－无解
作者：ge_wenwei 提交日期：2008-10-2 中国经济现状：　　
　　1.国内资金很宽裕。8月份央行还在发央票回收流动性，同时由于市场需求不足，企业贷款意愿也在减弱，再加上投资资金回流银行，存贷比会下降。　　
　　2.基建对内需拉动的潜力不大。十多年来国家对基建一直都维持着极高的热情，财政投入一直都是扩张的，不知道各级官僚机构为此欠了多少银行债，但对内需影响有限，因为这是一条贪腐链，和房地产一样，只会造成财富集中和基层债务膨胀。　　
　　3.汇率的微调已经不会再对出口造成决定影响。无论美国是不是通过救市计划，全球金融监管将会趋严，消费信用将会收缩，美国都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休生养息。这不但客观上造就全球需求不足，而且还会引发各国就业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汇率的波动相对影响较小。　　
　　4.内需不足、出口下降，外资将会撤离。这种连锁反应才是对外贸依赖性经济结构最致命的，尽管官方哇哇大叫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增长，但企业对市场变动最敏感也最具决定意义。　　
　　5.农村改革受体制影响效果不会大。内需不足是分配结构问题，也是一个体制问题，目前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根本无法监管庞大的官僚体制，因此内需也是一个顽疾，同样逻辑也可以推导出农村改革预期不大，设想中的利益分配是一回事，操作中的利益分配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中国的农村地域实在太广了，连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基层官僚都管不好，以目前的体制，农村根本就不能有效监管。　　
　　
　　中国经济的特征是通缩，通涨是注了水（货币）的通缩:　　
　　中国的经济内核特征就是通缩，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旦宽松，就转化为通涨。　　
　　任何经济政策都改变不了由体制决定的财富分配模式，所以，财富高度集中内需不足的中国经济内核特征就是通缩。　　
　　而如果通过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一旦由生产到分配的经济周期走完，中国又会进入通缩通道。而新增加的产能会不断叠加，外贸依赖型经济模式会进一步增强。因为这种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并没有解决财富不断集中的体制框架，他不是财政上的转移支付。　　
　　同时，在企图扭转通缩的扩张性政策影响下，民生消费品价格会阶梯型上升，社会货币供应量也会逐渐增多。从这次通涨、调控、价格回落就可以看出，即使物价回落，也落不回起点，是上升中的回调，因为货币供应呈上升趋势，通缩中的价格下降依然是相对货币量而言的，企业利润率降低和经济活力降低（新开企业数降低，关闭企业数增加）才是通缩的绝对体现。从绝对体现中去看，通缩和通涨实际是供需失衡经济恶化的一体双面，通涨是注了水（货币）的通缩。　　
　　
　　中国内需不足，主要是重投入而轻分配：
　　以前一贯性地以为：巨量的投入，比如地产业，就能顺理成章地能拉动消费，但却忽略了产业链中的可持续动力指标－财富分配结构。　　
　　比如：地产业中，地产商、政府、银行收集了整条产业链运作中80%的财富产出，并脱离经济循环领域而以存款的形式沉淀下来，这部分高度集中的财富消费欲望特别低，造成宏观上巨额投入而经济却无法高效循环，GDP瞬间拉动效应虽然大但持续性极其差，后遗症多。　　
　　无论用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钱在中国特色的政经体制内转一圈，绝大部分又集中并沉淀下来，中国一个显化的问题是存量财富分布结构极度扭曲，一个隐化的问题是，去你妈的特色政治体制。　　
　　几乎99%的经济学家在对中国经济的药方上一直在说空话，套话。消费只占GDP36%，可以作为执政特殊功绩载入世界史册了。　　
　　
　　中国经济问题（主要是内需问题）无法靠体制自身来解决：　　
　　中国内需不足依赖外贸的经济模式，是体制按照自身的利益分配特征，并以其强大的单极政治力量塑造出来的。虽然拥有大量存款，不能转化为消费，还维持着绑架民生搞掠夺的经济模式，内需说上就能上的吗？把消费率打这么低的是体制力量，消费率越低说明体制力量越强大，越难以轻易翻身。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体制性财富集中综合征，解决的方法也只有先平抑畸形的财富分布结构，其中一个主要方法就是以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对财富存量进行结构调整，改革30年资产在膨胀但财产税却长期缺位。　　
　　然而专制体制税不上官僚权贵。　　
　　比如：遗产税、物业税，首先要对社会上极有权势的纳税人资产要有个详细透明精确的数据库，而且还必须有回避体制影响的独立征收系统。　　
　　这两点在专制体制下都无法办到。　　
　　首先，个人资产透明化精确化意味着我国体制本质的大暴露，一切谎言和面具都会被揭穿，会引发社会政治动荡；而个人资产不透明化精确化，财富依然借助体制力量集中，打击终端消费能力，且无法有效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平抑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最终经济不可持续，这条路现在也到了头。　　
　　其次，对权贵富豪的独立征收系统，必须以宪政民主作保障，谁也不喜欢税收收到自己头上，更何况很多权贵富豪的财产还不是税收问题是违法问题，自裁的事是不会干的，是需要用枪来杜绝发生的。　　
　　从一国资本的安全来说，财富高度集中的中国，实际上是资本外流最容易和方便的国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反而转移得更便利，如果财富分散在大部分人手里，除非其他国家能吸纳足够多的中国人，否则根本无法象现在这样很容易地通过少数人的移民，就可以吸收到中国大部分的财富。　　
　　中国连100年前的体制都不如，皇帝以天下为私出，还顾及自己的社稷传承，能出几个明君，文武百官也不可能携带官积移民外国，现在的中国就是换一批，啃一批，跑一批。 　　============================================
　　美国的财富分布结构是橄榄型
　　中国的财富分布结构是倒金子塔型
　　
　　而且，美国存在物业税、遗产税之类的古老税种，即使有避税方法，但设立慈善基金和捐赠大学、图书馆，也是十分普遍的事。　　
　　凯恩斯在通论中结尾有一段话：　　
　　我们所生活其中的经济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尽公平合理。　　
　　自十九世纪以来，借助于征收所得税、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收的方法，在消除财富与收入过分悬殊方面已取得重大进步，特别是在英国尤其明显。尽管许多人希望将此进步继续推向前进，但由于双重顾虑使他们踌躇不前。其一是担心因此助长人们故意偷税漏税之风，也担心因此会消弱人们潜在的冒险动机。其二是相信资本的成长依赖于个人储蓄动机的强弱，也相信大部分资本的成长以来于富人出自过剩收入的储蓄。我认为两者中更重要的是后者。我们的论证对第一重顾虑并无影响，但或许会影响人们对第二重顾虑的态度。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充分就业之前，资本的增长并不取决于低消费倾向，非但如此，甚至还会受到低消费倾向的阻遏，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低消费倾向才有利于资本增长。而且经验还告诉我们，在现行情况下，公私机关用偿债基金所作的公共储蓄已经绰绰有余。通过收入的重新分配，达到提高消费倾向的做法，或许会有利于资本的增长。　　
　　许多人相信，征收遗产税可以引起国家资本财富的减少，看来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论证还有待澄清。假设国家将遗产税收入用作经常开支，以至相应减少所得税和消费税，那么征收高额遗产税的财政政策当然会对消费倾向的增加起作用了。由于社会惯常消费倾向增大时、除非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一般也影响投资诱导的增加，故公众的一般推断完全于实际情况相反。　　
　　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在当代情势下，财富增长绝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靠的是富人们的节欲，相反此种节欲很可能会妨碍财富的增长。因此为社会财富极其不均现象辩解的一个主要理由就站不住脚了。我并不是说为任何情况下任何程度财富不均辩解的理由都要受上述理由的影响。但我们的理论确实清除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正是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才一直认为必须谨慎行事。这一点特别影响我们对遗产税的看法，因为有些支持财富的不平等的论据不适用于遗产的不平等　　
　　就我本人而言，我确信有社会的和心理的理由可以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均辩护，但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今日如此悬殊的不均辩护。人类一些有价值的活动，需要有赚钱这种动机，也需要有私有财产这种环境才能完全生效。不仅如此，因为赚钱机会和私有财产的存在，人类的危险性格或许会发展成为残暴、不顾一切地发展个人权势，或其他形式的狂妄自大。我们宁愿看见一个人对其银行存款为所欲为，而不愿看见他对同胞手足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