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困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3:29:48

“富一代”捐赠困境:家族财富牵动公司控制权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慈善晚宴盛情邀约,在部分中国富豪看来,不亚于一场财富的“鸿门宴”。尽管“巴比”做了澄清,晚宴并不要求承诺捐赠,然而在媒体的放大下,似乎富人们已然有了这样的印象,赴宴就是捐献的“背书”,无形中已然担当了义务。

  诚然,陈光标这样的“裸捐”义举令人钦佩,那些更希望将财富传于后世的富人一样有拒绝与会的权力,然而,保留财富的内地富人一样要遭遇到技术层面的挑战:其家族财富如何安全地传承?

  一个家族的核心资产或者家族净值中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其家族企业。1990年代末期,当时仍然健在的安达信公司(Arthur Andersen)曾主持了一场家族企业的调研,多数被调查者表示,家族财富的60%被冻结在企业中,其中1/5的人说家族财富的80%投资于企业中。鉴于中国金字塔尖的富豪普遍是创业一代,且内地的投资标的物亦相对有限,其财富与家族企业的相关度可能更高。

  于是,中国创业一代的富人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其现在掌控的家族企业的意义,不仅仅是家族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稳健运营进而不断获取经济回报,是整个财产传承计划中需考虑的优先项。家族财富的移交,不仅仅是财务资源的移交,往往同时牵扯公司控制权如何移交。

  其中,理想的状况自然是,家族里有孝子贤孙,培养出了优秀的“富二代”,实现财产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一致移交,然而,这种好结果可遇不可求,能否出现变量很多,比如公司成熟度、行业竞争激烈程度,还有二代自身的意愿与能力。

  在中国,特殊的独生子女政策还大大限制了接班人的可选择性,如是独生女,还能通过乘龙快婿扩大一下选择范围,万一是独子,连选择都不存在了。

  如果二代的能力不足以直接参与管理,一种可选项就是教“富二代”如何做好“东家”,找好“掌柜”。事实上,很多民营企业家都不指望子女能接班,他们顺理成章地认为,家业规模数十亿,钱够几辈子花了,只要做好财产的转移,二代成为股东,享受分红,以持股的形式与公司保持联系即可。

  然而,在清华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宁向东看来,这么做“可能不太靠谱”,“这种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仍要参照不少社会要素,比如,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完备的市场控制机制。”宁进一步解释说,这种盛行于欧美的治理模式,与其市场运作高度透明、机构投资者力量强大密切相关,这些都能够弥补家族成员对经营者监督的不足。

  在中国,缺少完备的市场控制机制。至于职业经理人是否值得托付的问题,国美事件恐怕让更多的企业主开始心里打鼓:一旦职业经理人没有事业归属感,股权比例又不大,部分人将来琢磨的事情就是能捞就多捞一点,甚至不排除“乾坤大挪移”,掏空东家公司,转手成自己的企业,宁向东个人就预言未来20年内这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当然,还有一个缓解的办法是,将股权托付给专业的资产托管机构,由专人来代为打理,在国外,这种做法很是流行,能在避税、应付短期流动性需求(国外遗传继承,往往要缴纳大笔遗产税,因此短期内需大量流动性)、实现股权保值增值、特殊条款设置等方面提供很大帮助。不过,在国内,该部分市场才刚刚起步,比如华润深国投信托据称就在研发相关的信托产品。

  富人们还有一种更为彻底的选择,干脆二代连股东也不要做了,直接出售公司或者将公司上市而后逐渐将股权变现,直接传承大笔财富,辅助以特殊的信托安排,比如,可以设置“败家子”条款,败家子将取消继承人的权利。就个体而言,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然而,如果成为一个群体性的选择,那么势必有赖于一个成熟的资产交易市场,大量的产业投资基金或者PE可以进场接手。

  在这些选项的制度性困境背后,还有很多主观要素也将妨碍财富的传承:比如,有些一代往往不愿意讨论关于他们去世的问题以及对家族和企业的影响;即便意识到了,准备依然不足。比如,国外的研究表明,管理权和所有权顺利的交接过程需持续10-20年,而宁向东所接触的中国企业家,多数往往认为只要3-5年就可以了;再者,大量企业家本身不愿放弃公司的控制权。

  据宁向东介绍,国外做过相关研究统计:传承过程中,约有30%-40%的家族企业会遭遇到失败,鉴于目前的制度环境,他认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中的死亡率将不少于四成。其中,伴随的是大量家族的巨额财富人间蒸发。

  吊诡的是,少部分中国的富人,其本身的创富过程抑或是目前的运营手段,就是利用了内地监管体制、公司治理结构等领域的不成熟,钻了制度环境的空子,而对于非家族人员,则往往是“器用”为主的态度,忽略企业文化塑造和合理的分享、激励。在财富传承的过程中,他们有可能会惊讶地发觉,如果这样的环境或者做法不作改变,同样的土壤一样会孕育其自身企业的“掘墓人”,这多少有点因果报应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