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湘云的名士文化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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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湘云的名士文化投射

    剑梅：你在《悟语》第56则谈到黛玉、宝钗、妙玉的文化，都没有提到史湘云。而她的文化取向，与钗、妙都不同。她虽然也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但与宝钗显然不同。她更潇洒，更随便。

    再复：湘云折射的是中国的名士文化。所谓名士，是指持才放达、自由散漫、不拘小节之士。第四十九回，史湘云针对妙玉等说：“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口绣心。”名士虽然恃才傲物，心不媚俗，但身在社会之中，并不故作清高样。竹林七贤，扬州八怪都是著名名士，但我最喜欢嵇康，所以把他的“外不殊俗，内不失正”八个字抄赠你。湘云的名士理想大约也是如此。那个下雪天，湘云围着火炉烤鹿肉吃，并说：“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在湘云看来，诗虽高雅，但诗人却是需要酒肉在肚子里发热的。这种人生态度显得潇洒浪漫，与妙玉全然不同，与黛玉也不同，曹雪芹是个大手笔，一场烧烤新鲜鹿肉的游戏就把各人不同的文化性格折射出来。在鹿肉炉火面前，不仅王熙凤、平儿、探春均放下平日的身段，连原先忌脏的宝琴也在宝钗的鼓励下加入了吃的行列。唯有黛玉拒绝“同流合污”，说湘云作践了芦雪庵。一下子露出她的“殊俗”洁癖。湘云以“假清高”回敬了她。其实，真正的“假清高”是不在场的妙玉。她是《红楼梦》人物中真正的精神洁癖者。曹雪芹让她在这场玩闹中缺席实在非常得当，否则便乐趣全没。史湘云聪明至极，但和宝玉一样，始终持有一种儿童的憨态，这是她的可爱处。曹雪芹本身也是亦诗亦酒的大名士，湘云这种存有天真天籁的名士风度，大约也是他的一种审美理想。在他看来，所谓俗，所谓雅，所谓脏，所谓洁，关键是内心是不是“正”。慧能讲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动，意思是说关键在于心灵，嵇康的“内不失正”也是这个意思。隐逸文化中“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朝市”的著名命题，说的也是重要的是心隐心洁心清。在“朝市”的俗社会中仍然保持自己高尚的心灵原则，这才真的不容易。

    剑梅：贾宝玉其实也是一个真名士，也是守持内心的本真，不在乎外部的姿态。

     再复：这正是宝玉的可爱处。他是个贵族慧能，天然地站立于“心动”的层面，而不是站立于小僧那种计较“风动”或“幡动”的层面。慧能之后，禅宗发展到马祖一直到狂禅，佛教已全然世俗化，所以才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趣说。贾宝玉显然也受这种态度的影响，因此，他听芳官说藕官烧纸钱祭奠死去的同性恋人药官时，虽然感动，但告诉芳官，对于神与佛，关键是心诚心敬，不在于香火纸钱。他说供奉时用什么都可以，“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鲜果，甚至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第五十八回)。可见贾宝玉和史湘云的态度相似，不避荤羹腥菜，自然也不避鹿肉。中国的名士文化正是一种不重外表、不重形式而重内在心性、内在智慧的文化。贾宝玉和史湘云都有名士风度。

    剑梅：评“红”者谈到史湘云时都把第六十二回的“憨湘云醉眠芍药捆”作为典型书写。读了这一节，便要让我想起阮籍这些好饮好醉放浪形迹的诗人。不过，历来只能看到男性诗人如此尽情尽兴，却难得见到一个女诗人如此自由酣畅，如此以天地为屋、醉卧于山石大自然之中。女性能抵达这种物我两忘的境界，真是千古一绝。我写“狂欢的女神”，正是写才华横溢而又旷达洒脱的女性天才，如果日后有时间，应补上“醉卧青石板凳的史姑娘”，她的大吃鹿肉和沉酣香梦，倒是女性中的真名士、真女神。

   再复：又找到一个好题目了。应当抓住。等着看你的“大观园里的狂欢女神”吧。名士确实都有一点狂劲。孔夫子讲中庸，但把“乡愿”视为“德之贼”。因此中庸一定要有“狂”和“狷”来支撑。贾宝玉不是大仁大恶，乃是中性中道之人，但他也有狂的一面，第三回作者用《西江月》二词描写他，第一句话便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行为偏僻性乖张”，宝玉如此，湘云也是如此，史湘云就是一个似傻如狂的女性。还有一个也是类似史湘云的，但大约没有人注意此人也折射着名士文化，你猜这是谁?我觉得是青年史太君，她是史湘云的姑奶奶。也许史湘云承继的正是贾母的基因。不过，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的贾母，青春时代已经过去，已看不到她的“狂欢”，但还可看到她的名士气质与风度。

   剑梅：这倒是没有想到，你说说看。

   再复：你记得第四十九回史湘云提醒薛宝琴时所说的话吗?她说：“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里来，这两处只管顽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回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听了这些提醒妹妹的话，宝钗笑道：“说你没心，却又有心；虽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史湘云把贾母视为“咱们”中人，与贾府中其他婆婆妈妈不同，不仅是因为老太太性格仁慈，地位又高，还因为她本来正是大观园里姐妹的先行者。据脂砚斋透露，她从前便是枕霞阁十二钗中的人物，也是性情少女。但最要紧的是我们从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出，她虽年迈，但心态依然年青。她厌恶贾赦这个名为她儿子实为苍白无耻的官僚，她不像贾政时时从“修身齐家治国”的儒家正统眼睛看宝玉，而用自然生命之美的眼睛看宝玉，所以她不能容忍贾政对宝玉的鞭打，全力保护心爱的孙子。经历岁月沧桑，年老时成为家族权威，心里什么都有数。最后决定宝玉婚事，取钗舍黛，说明她的城府之深。但是，即便如此，她在晚年仍然时时透露出潇洒爽朗的性格。她喜欢和孙子们玩笑戏闹，不喜欢一板正经的面孔和面具。只想经常痛痛快快地笑一场饮一杯，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第五十四回下半回写“王熙凤效戏彩班衣”(“二十四孝”中故事)招引贾母欢笑，贾母果然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钟酒。”你看，她又是笑又是饮。湘云不正是承继这种基因吗?更了不得的是她内心也不拘一格，厌恶千篇一律的文学旧套和艺术旧套。五十四回的上半折写“史太君破陈腐旧套”，就写她嘲讽干百年一贯制的才子佳人老套。她说：“这些书都是一个套子，左不过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儿。”然后认认真真地挖苦嘲笑一番。真的名士不仅外不拘形骸，而且内不拘老套，内外都得乐趣，都得大自在或小自在。贾母在年迈还有这份洒脱浪漫，正是骨子里蕴涵的乃是名士文化。史家这一老一少，史太君与史湘云，文化气质文化心理一脉相承，你称史湘云为狂欢的女神，而史太君在枕霞宫时恐怕也大致是这么一个风流倜傥的形象吧。

    剑梅：你这一点破，我便比较了解贾母了。难怪这个老人家还是让人喜欢。贾母和史湘云有一个共同点是不仅活得潇洒，而且活得有趣。贾母到老都在寻找生活乐趣、情趣，其实，这也是诗意栖居的一种方式。太拘谨、太刻板、太沉重，就没有生活。我觉得生活情趣这种“轻”，也可以帮助我们解构“名利之累”这个“重”。史湘云编撰的那个灯谜，你特别喜欢，我也喜欢：“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难继。”此谜的谜底是猴子，被宝玉猜中了。史湘云想到的是红尘生涯的“真何趣”，而名利这些虚幻之物并不能带给人以真乐趣真情趣。   

   再复：研究《红楼梦》一辈子的俞平伯先生本身也是一个名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名士之一。他的生活态度基本上是名士态度。但他不是表现在外部的倜傥风流，而是注重生活与写作的情趣。他研究《红楼梦》，固然是在考证，但考证中烦而不琐，文章中夹有许多趣情趣事，让人读后觉得津津有味。他考证秦可卿与她公公关系的文字，也可以作为散文读。

   剑梅：中国的名士文化源远流长，在魏晋时代那么发达，是不是庄子的影响?

   再复：这个问题还可再做些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名士文化在公元三、四世纪魏晋时已达到了高峰。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意见，他认为“风流”与“率性”文化(他没有使用“名士文化”概念)就产生在这个时期，而主要是渊源于《列子》今本(古本已佚失)的第七篇《杨朱》。此篇把人的生活作了“外”与“内”之分。故事中的杨朱，说人不得休息，乃为四事所累，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便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生活如何摆脱“畏”，就得从治外转到治内。冯先生说：

    《杨朱》篇所说的  “治内”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任我”而活，所说的“治外”相当于郭象所说的“从人”而活。人活着，应当听从自己内心；而不是矫情迎合别人；也就是说，人活着，或循理或顺情，都应当出自纯真的内心，而不是为了迎合时尚。用三、四世纪时通用的语言来说，就是任“自然”而不是循“名教”这是所有新道家人士都一致的认识，但其间还有区别，以郭象为代表的理性派强调要按理性的要求来生活，而另一批任情派则主张要率性任情地生活。

    剑梅：这也就是说，可把《列子》中的“杨朱”篇视为中国名士文化的一个思想源头。这源头强调的是听从自己的内心。

   再复：《杨朱》篇所描述的可视为晋代士人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但不是全部，也不能说是其中最好的。《杨朱》所感兴趣的是一种粗鄙的享乐，这种享乐不必鄙视，但并不是“风流”的真意所在。到了竹林七贤，才有了“风流”的实质。刘伶一丝不挂，尽情痛恨，别人批评他时，他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内裤)，诸君何为入我禈中。”(《世说新语·任诞》)刘伶这种物我不分、天人不分，自由自在地活在天地宇宙之中，才算是真名士真风流。我们所看到的“醉眠芍药捆”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史湘云，其文化心态意态，可追溯到刘伶、阮籍等。

   剑梅：史湘云的风流倜傥，已不是粗糙的只顾享乐，而是对于生命自由的真理有所领悟。在中国文学戏剧中寻找狂欢的女神，其宗可能得追溯到《山海经》的女娲、精卫，可是在传说中她们的故事尤其是内心尚未展示，我们只能从她们的“补天”、“填海”行为上去想象。《山海经》之后，中国历史上如林黛玉所歌吟的西施、虞姬、明妃、绿珠、红拂等，都很精彩，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都以自己的生命语言给人间留下永恒的记忆。但是却没有一个像史湘云这样满腹诗书而且如此潇洒，如此不拘一格。《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里的

杜丽娘，在爱情中也狂欢了一阵，但其文化内涵，也不如史湘云深厚。其文化含量相去甚远。《三国演义》中的貂蝉虽也演出了一场狂欢性质的政治戏剧，可惜归根结蒂，她不过是被人拉着线的傀儡，高级的女奴与工具而已，其内心除了报主恩情和征服对手之外，什么也说不出，更谈不上什么生命境界。至于《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春梅，她们只能在肉体的情欲中狂欢，是彻头彻尾的大俗人。《红楼梦》创造了那么多的诗情女性，仅史湘云一人就足以压倒群芳了。

    再复：你的文章已经有了提纲了。史湘云折射的名士文化，确有丰富的文化含量，但她并不是名士文化理念的形象转达，不是名士的号筒。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个性，在她口直心快的言语中，有时也跟着薛宝钗劝宝玉走仕途之路，但这只是脱口而出，不知深浅，完全不像薛宝钗想得那么深，那么执著。性格中有些矛盾，有“不一致”，才丰富，才真实，才不是某种文化理念的图解。《红楼梦》中其他精彩女子形象也是如此。例如林黛玉，她最讨厌功名这一套，绝不劝宝玉去立功立言，自己也绝非名利之徒，但在贾元春省亲而命众弟

妹作诗时，她就升起一个好好表现一下的念头。(第十七回写道：“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作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这个细节很有趣。对于此一细节，与其说她想出风头，不如说她任性率性、天真好强。绝不可用我们今天的道德评判语言去批评她。也正是有这种异质的精神细节，人物才不是理念的木偶。

  剑梅：这么说，林黛玉也是名士，也是狂欢女神了。

  再复：说黛玉是狂欢女神未尝不可，不过，说她是名士则需再斟酌。如果她属名士，就会去吃鹿肉，但她拒绝，可见与名士的不拘形骸还是有很大区别。不过，她作为大观园的首席诗人，却有内心的狂欢。《红楼梦》中的第一狂欢女神，其实是林黛玉。你记得第七十六回林黛玉与史湘云的联诗比赛吗?那是一次心灵狂欢的较量，最后林黛玉动用她的最高才情，进出一句“冷月葬花魂”，吟出之后还对湘云说：“不如此如何压倒你?”你看，此时林黛玉真是才高气盛，话下之意，便是你狂，我比你更狂。林黛玉的“五美吟”本身也是一次思想的狂欢，历史见识的狂欢，这种狂欢才真的横扫“二十四史”这些皇帝家谱。她的《葬花辞》又是何等气概?天问地问人问，表面上是伤感，实际上是看空了一切。最后的焚诗稿，更是死前最后的绝望的狂欢，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死亡仪式，向无情无义无知的人间发出光芒四射的抗议。而她的爱恋过程，更是从天上转入地上。来到人间之后，寄人篱下，除了宝玉没人能真正理解她，她和宝玉的恋情也受到正统力量与种种世俗力量的排拒与压迫，但她还是凭借一股痴绝之情，勇往直前，一路挥洒眼泪。她的风流是更深沉的风流，她的狂欢是更加内在的狂欢。

    剑梅：你所说的狂欢是广义的狂欢。不错，以更开阔的狂欢定义看，林黛玉确实内心才思汹涌，诗思超群，每写一首诗都是一次不同凡响的心灵狂欢。难怪你要封她为大观园里的“首席诗人”。她的诗句：“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以风流自命，何等自傲自信，而她的“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又是何等的心事浩茫?这确实是灵的狂欢，大灵魂的诉说。这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上真是稀有之音，绝对稀有的现象。对于史湘云，我在前几年阅读时老想到“酒神”二字。这不仅她爱饮酒而且醉卧石凳，而且因为她的整个文化形态正像尼采描摹的酒神精神。这不是理性的阿波罗(Apollo)，而是充满原始本能与生命激情的狄奥尼索斯(Dionysus)。

   再复：你的这一思想也许是一种有意思的发现。尼采《悲剧的诞生》我虽印象很深，但未把酒神精神与史湘云联系起来，也未从这个视角思考林黛玉。在尼采的著作里，酒神精神是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如痴如醉地享受生命的欢乐与喜悦，与讲究节度、理性观照人生的日神正相反。酒神狄奥尼索斯也可视为一种生命状态，心醉神迷的状态。这种状态，也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是个体生命与宇宙存在的融合，“精神”以感觉为家园，正如感觉以精神为家园。尼采认为，日神艺术表现在史诗与雕塑中，酒神艺术则表现在音乐中。古希腊悲剧正是这两种精神互相撞击，互相补充的产物。上世纪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赫金讲“复调”、“多声部”、“狂欢节”，把酒神精神带入他的理论，也扩大了酒神精神的内涵。狄奥尼索斯充分感性、充分沉醉、充分洒脱，以此特点来看史湘云，并不牵强，以后你也许会找到许多对应点。因为你的提示，我倒觉得钗黛二人，钗更近日神精神，黛更接近酒神精神。一个讲究分寸节度，向往平静的生活；一个任性率性，内外一派风流。但黛玉是《红楼梦》中最丰富最精彩的诗意生命，仅用酒神精神又概括不了她。

    剑梅：《红楼梦》也多次用“风流”二字描述黛玉，如“风流袅娜”(第五回)、“风流婉转”(第二十五回)，但她的状态与史湘云还是不同。她的外表不如湘云洒脱，但内心比湘云更超脱，也具有更多的禅性。

    再复：所以要说林黛玉折射哪一种中国文化，就不那么简单了。她的文化内涵比薛宝钗、史湘云、妙玉、王熙凤等要丰富复杂得多。我在《悟语》第56则中说她折射庄禅文化，也只是我的直觉，我的感悟。我觉得她有一个基本的生命特点，是率性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庄道家的眼里，“自然”是比道更难求的境界。她的诗，好也好在自然飘逸，绝无造作。第三十八回李纨作为评判者说明她夺魁的理由是“题目新，诗也新，立意也新”后，她却说自己的诗“伤于纤巧”。可见她把“自然”看得最为重要，纤巧也会伤害自然。第五回说她有一种“自然之风流态度”，这便是不知遮掩，没有世故，“心中不知有何丘壑’’(脂评语)。这一点，林黛玉与史湘云是相通的，都是任“自然”，不是循“名教”，都是率性任情地生活。前边我们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一段话讲任性率性。管仲在与晏婴的对话中回答任性的内容是：“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林黛玉正是从“自然”走向“放逸”，恣口之所欲言，该说的话就说，缺少薛宝钗那种节制功夫。但是，林黛玉除了“放逸”的一面，还有“超逸”的一面。放逸一面表现在她的“情”，超逸一面表现在她的“灵”。第十六回，宝玉已感受到她超逸的这一面了，他“心中品度黛玉，越发出落的超逸了”，也就是说，此时黛玉在宝玉心目中，已不仅是人品，而且是逸品了。而支持林黛玉超逸的正是禅宗文化。在《红楼梦》所有的人物中，她是具有最高悟性的人，也是禅悟的先知先觉者。宝玉虽然聪慧，但是他的感悟总是抵达不到黛玉的高度(境界)。贾宝玉深知这一点，也特别佩服这一点，所以他对黛玉说：“我虽丈六金身，还借一茎所化”，而且承认林黛玉是先知。第二十二回写他被黛玉的问题(“尔有何贵?尔有何坚?”)问住之后并不抱愧，只是“自己想了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红楼梦》作为一部悟书，它的最高禅悟即大彻大悟，是由林黛玉来呈现的。关于这点，我在《红楼梦悟》初版中多次提及，你可再留心一下。所以我说林黛玉折射的主要是庄禅文化，当然也折射一些名士文化。

    剑梅：率性自然，这才是林黛玉。黛玉与妙玉相比，显得自然。她和宝钗到栊翠庵作客，竟被妙玉视为“大俗人”，难怪她们要在妙玉面前觉得不自在。妙玉的缺点恰恰在于不自然，内外也不太一致。

    再复：妙玉聪明至极，气质确实非凡，但不能算作率性之人。“率性谓之道”，她虽日夜修道，却未真正得道。林黛玉倒是真正得了道。我特别崇敬慧能，觉得他点破许多真理。他告诉我们，觉悟的功夫不是在外部诸相，包括佛相、空相，而是内心真有所悟，也就是内觉。他把“佛”、“法”、“僧”外三宝转化为“觉”、“正”、“净”内三宝，强调内三宝，这是佛教要义极为重要的转变。人的“洁”或不“洁”，关键也是在于内心，而不在于外相。妙玉的外部功夫已经做到了极处，但太多我相、智者相，也太多“洁相”，结果是“欲洁何曾洁”，而林黛玉却是内心的真纯洁，毫无挂碍，最后也“质本洁来还洁去”。

    剑梅：惜春也谈禅说佛，最后也看破红尘，出家修道，但是她的功夫好像也是外部功夫，内里似乎也没有大彻大悟。

    再复：惜春是贾府女子中真正的“冷人”，也是一个最怕被水打湿自己羽毛的人。你注意了没有，在大观园的女儿国里，她总是冷冷地做旁观者，从未表现过青春热情。她虽然才气平平，但也不能说没有悟性。她和妙玉最谈得来，有一回，宝玉突然窜到她俩面前，妙玉痴痴地问宝玉：“你从何处来?”宝玉想到“这是妙玉的机锋”，答不出来。妙玉微微一笑，自和惜春说话。惜春笑道：“二哥哥，这什么难答的，你没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么。这也值得把脸红了，见了生人的似的。”可惜，这只是小悟性。此时她的小翅膀飞得比宝玉高，可是她却从未飞到宝玉那大慈大悲(即大彻大悟)的至高处，所以总是防备他人，好像心中也紧绷一根弦。更谈不上保护他人。王熙凤奉命抄检大观园，在她的丫鬟入画那里抄出了一大包银子来。盘问下才知道是入画哥哥托老妈妈带来寄存在那里的，箱中的银器是贾珍赏给她哥哥的。此事发生后，惜春觉得有损自己的面子，竟然要求王熙凤动用严刑，可是王熙凤知道这些东西并非赃物，只是私自传送而已，就准备放了入画，而惜春反而不饶，说：“嫂子别饶他这次方可。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人作法，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样呢。嫂子若饶他，我也不依。”进而甚至要她母亲尤氏把入画撵出贾府：“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最后入画向她求情说：“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从小儿的情分，好歹生死在一处罢。”求到这个份上了，借春还不动心。可见她是何等绝情。你如果要找一个把面子看得比慈悲心更重要的人，惜春就是典型的例子。连她的母亲都说她：“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而她却回答说：“古人曾也说的，‘不作狠心人，难得自了汉’……”这些话虽然出自一个漂亮的贵族少女之口，我听了却毛骨悚然，觉得她的这种人性世界实在太寒冷、太残酷了。就这么一个崇尚妙玉、口说禅语、最后走进佛门的小女子，其心灵离佛有多么遥远。她和贾府中头号念佛的王夫人一样，内心都有一种冰冷的自私与残忍。曹雪芹呈现惜春和王夫人这种形象，让我们更感到慧能所强调的禅悟“内觉”是多么重要，那种把菩萨、经书、佛珠当作装潢门面的器具甚至当作掩盖内心黑暗的面具，只能使人性更加虚伪，更加不可救药。因此，我们要说惜春(也包括王夫人)折射什么文化，那么，可以说，她折射的是冰冷的假菩萨文化。宗教与学问的末流大致相同，最后都只顾一张面皮，至于真理如何遭难，心灵如何沉沦，那是无法顾及了。从《红楼梦》的整体叙事结构看，有惜春、王夫人这种形象在，主人公贾宝玉所负载的大慈悲文化显得更为难得，其剔除分别心的不二法门，其打破尊卑界限的博大情怀，也更显现出光辉。从书写艺术上说，有这种对照，其作品的精神内涵才更加深刻。

    剑梅：无论是儒，是道，还是释，都有精华与糟粕，都有外相与内核。《红楼梦》中的释家文化、释家哲学精华主要是由主人公贾宝玉呈现，而其表面功夫——甚至可称糟粕——则由王夫人、惜春等体现，道家的末流则由炼丹炼到走火入魔最后吞砂而死的贾敬体现。而儒家也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分，这一点你在《红楼梦的哲学内涵》中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