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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竹与酒——魏晋竹林名士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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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与酒——魏晋竹林名士的精神世界
中国历史，多有乱世。魏晋之后，凡乱世必盛谈魏晋竹林风骨。
竹，这是一种何等神奇的精灵！我曾长久地驻足于丛竹之间，那直如刺、斜如倾的神韵，那错落有致，雅洁不染的气质，特别是逸竹横空一撇的情态，总教人浮想连翩，但倘要表达，又堕入一种“见意已忘言”的快意之中。我至今无法明白，看风中的竹林，与读王羲之行云流水般的书帖，听高山清泉般的古筝，见云雾中千回百转的瀑布，其感觉为何会那样相似。历史的和风，依旧吹拂着今天的竹林。这竹，“四君子”之中有它的一席，王阳明格物的时候凝神格过，郑板桥画过。而早在东晋时期的某一天，“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聚到茂林修竹之下，“肆意酣畅”，“竹林七贤”的名字，传过千年。从此，竹，在中国思想史上，承载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意蕴。
或许竹林名士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群放诞不羁的疯子，在历史的舞台上不屑于与别人为伍，赤身裸形、狂饮烂醉地表演。但当我们的眼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可以发现，他们处于一种分裂之中——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的紧张和分裂。行为模式既可以是心理模式的表现，同时也可以是心理模式的反动。正因如此，儒与道的两种完全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对立的精神感受，才会常常交替着，又协调着，不经意间融入中国文人的骨髓。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魏晋乃是儒道精神的第一次全面融合时期。阳与阴，猛烈与温顺，坚持与随便，激烈地冲突、整合、交融，貌似变态的异端行动，却从精神上开拓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从此，“竹”，作为一种大自然特为人设的艺术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学意义。
“忧”，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既然儒生的命运，从孔子开始，便注定了要惶惶然于“立德”，“立功”，“立言”之间，极力去做“君之师”，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与君王与百姓的夹缝之间，自然免不了一个“忧”字。范仲淹的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精神。竹林谈玄的文人们的放荡不羁的外表隐伏着的是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情怀。面对统治如墨般的黑暗，人民痛苦的挣扎，他们的良知时时痛鞭着他们的心灵：苍生的苦难，真真切切地现在自己的眼前，压在自己的肩上，熨在自己的胸口，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点透出光明的希望，让他们担负起国计民生！然而，在那样无边的黑暗中，正义还能存在么？良知还能宣泄么？杨修、孔文举、弥处士，不是一个个倒在莽夫的屠刀之下了吗？整个文人阶层，其实都处于覆巢之下，倘不做谋士、食客、奴才等贾府焦大式的人物，便早必须时时战战兢兢，以求自救自保了，还能够谈什么救国救民？嵇康不是二十年“未曾见喜怒之色”么？向秀的《思故赋》，不是刚刚开了个头就匆匆煞了尾了么？他们内心的愤怒、痛苦、压抑、悲悯，哪里敢轻易显形于色！然而，对人的尊严的洁癖一般的坚守，使他们鄙视、敌对权力者及其帮忙帮闲，由此也决定他们痛苦而绝望的命运。极度的无奈，极度的痛苦，深重的绝望!担负苍生的抱负，对黑暗的愤怒与对权势的反叛，没有以一种公然敌对的形式宣泄出来——因为活着已经是一种铁定的现实——而代之以一种傲然否定一切、嘲笑一切、玩弄一切的心理，并由此表现出来各种各样被常人视为变态的异端行为。虚无、随便、放纵竟成为这批最热烈最具正义感的竹林狂人的主要特征。酒几乎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刘伶，这做过《酒德颂》的狂夫，这“土木形骸”的始祖，竟乘坐马车，酣饮不休，且备锄头于车上，对马车夫说：“死则葬我。”在这里，连死生都是多么随便，无足轻重。以儒家入世思想为出发点的心理模式，经过清醒与绝望的双重洗涤，最终走向道家放达肆意的行为模式。
清代曾经历过魏晋相似的黑暗统治。文字狱的罗网拖过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连写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诗句也会被判以反对朝廷而遭极刑。然而，现实的黑暗与苦难并没有刺激这群忧国忧民的儒门子孙在愤怒中重新审视历史与现实的勇气，没有产生过思想的异端。一群大师级的人物拖着脑后那根象征着民族耻辱的小辫子，一头钻进古书中，对每一个字进行极为繁琐的考据。“精神”业已彻底死亡，只剩“学术”在人格的废墟上自足地欢歌。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学术大师配得上“思想家”的称号。魏晋是竹的时代，竹的俊逸、中直、傲立、潇洒，使这一时代的政治黑暗与血腥并不能占满历史的全部篇幅，相反，一股清新而隽永的精神空气千古飘荡。而清朝则是病梅的时代，当龚自珍痛心疾首地发出医治病梅的呼吁，这个古老而苦难的国度早已病入膏肓。魏晋与竹林精神相比，清代考据大师们的精神世界显得何等委琐！
爱与绝望。
每一个原子式的个体人的网一样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很容易地以该时代的价值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动与判定他人的行动。有一则寓言这样讲：某个村庄的人们都汲取着同一口井的井水维生，有一天，井水突然起了变化，凡是饮水者便会发疯。这个村庄中只有一个人没有饮井水，于是他立刻被视为疯子、公敌，受到同村的人的摧残，直到他舀起毒水一饮而尽。在人类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社会陷入整体性癫狂状态，熬过了历史精神的洗礼的清醒者，理智者，批判者便不得不被视为患虚妄症、自大狂的疯子，立即被“正常”的人们从同类中排除出去，遭受各种各样非人的摧残、打击、迫害。一个从满本子“仁义道德”的书缝中只看出“吃人”两个字的人，必定逃不了被满口仁义道德的民众吃掉的命运。而只有当历史的良知，不经意地从湮没了血火的烟尘中回头一望，才蓦然发现，十字架上的朽骨、耻辱柱上的精魂，朝圣路上的魔鬼，早已化作一颗颗璀璨的大星，以他们耀目的光亮，抚慰着这片无望的大地，那些曾经的疯子、狂人、异端、公敌，早已成为人类前进的先驱、驽手，成为因坚守良知而绝望着的人们坚守良知反抗绝望的精神力量——这些人注定将来也要加入群星的行列。对同类、生命的博大而绚丽的爱，使他们把他们的热血与绝望、悲悯和痛苦，直至他们的生命，献祭给他们如星空般灿烂的理想，献祭于历史的祭坛，献祭给令他们绝望的同类——他们以一连串的失败、死亡的事实，昭示他们确实在这无望的世界中存在过、坚持着，昭示着着像寒夜的岩石一样冷硬的人间，还残留着一点点良知；他们更以他们的失败，向历史证明他们的时代的荒谬不经、不可救药。
那狂醉在竹林之中的一群！他们的爱与绝望都是那样的丰富、强烈。他们的爱与良知是那样的充盈，以至于溢出他们心灵的容器，然而在没有尊严、正义与良知的黑暗而麻木的社会，他们的爱与良知却不得不时时自我压制、抑止。只有大爱大恨的情感基调，才能导致大痛苦大绝望大欢乐的心理。他们以各种变态的行动，坚持着他们痛苦而绝望的清醒，体现着他们对尊严、正义与良知的坚守。他们以各种变态的行动，宣泄出他们的绝望与愤怒。剖露出他们高贵而苍凉的灵魂。
守卫清净的内在精神。
当社会堕入血腥、恐怖、麻木之中，人们往往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做一只快乐的猪，还是一个痛苦的哲学家。前者的选择无疑必须适应社会，参与种种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斗争，快乐是心灵麻木之后的感官的适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放弃尊严、良知。而后者则意味着思考、清醒并且永远的痛苦。要捍卫良知坚守尊严，便必须与世界为敌，甚至饱受摧残。他们失去的是感官的快意，得到的是绚丽的精神、丰富的思想。“快乐”是何等诱人，以至于大多数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极力按照统治者治下的社会价值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并竭力卷入各种争夺之中，以求多分一杯汤羹。人们愈是如此，就愈加重了“痛苦的哲学家”们的痛苦与绝望。痛苦来源于以历史与理想观照现实之后发现的无法忍受的巨大落差。残暴的专制统治下不容许有个人的思想，然而，只有思想才能使人对理想与正义不断确认，使之在自己的内在理念中不断坚固，使自己避免陷入整体的癫狂之中，从而捍卫人的尊严。他们饱读诗书，通晓经史，因此他们可以明晰地辨析正义与非正义，对与错，而且，他们不惮于所处时代的世人看待他们，评价他们的眼光，而一任以狂人的姿态隐蔽地宣泄着他们的理想与愤怒。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们竟发出“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声音！什么圣王学说，什么仁义道德，通通见鬼去吧！宝座上的“天子”，八方诸侯官吏，正是扰乱天下的凶恶残暴的屠夫！曹魏之篡汉，司马之篡曹，明显就是争权夺利，还搞什么“禅让”的把戏！不知书的所谓秀才，父别居的所谓孝廉，怯如鸡的所谓良将，在这污泥浊水的社会中，他们如鱼得水。一切都充满了虚伪无耻，天地间充塞着卑劣、下贱、龌龊的空气！他们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还与周围这群他们所鄙视的一群一起被称为人并且还活在这本不愿来的非人间，他们无法忍受与周围的肮脏的一群在同样的天空下存在着，无法忍受每天呼吸着那样下流下贱的空气，维护着自己沾染了同样下流下贱的灵魂。他们必须运用他们的每一条充满耻辱感与痛苦的神经，从每一步行动每一寸举止之中明明白白地昭示世人：无论如何，我与你们一切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我绝不屑与你们一切人为伍！人们在“名教”的压迫下装模作样地表现着忠孝仁义，他们则干脆地“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出“名教岂为我辈设”的狂妄雄音。他们以竹林，以酒，以琴，以啸，以裸形，把自己从世界孤立出来，封锁起来，洁癖一般地守卫着他们清净透明的灵魂，他们的任何变态的行为，都是他们对黑暗的愤怒与对良知的守卫的耻辱者宣言。竹林之中，醉倒了一群疯狂的圣者，一群叛逆的天使，一群永远失败的千古豪杰！
思想与权力。在专制的黑暗王国里，思想是奔流沸腾的地火。墨一样黑得粘成一团的夜，吞没了每一个粉红的梦与细切的叫声。地火，这危险的多余物，在悄悄的集聚、燃烧。思想总被权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是因为，思想永远是个人主义的，它使一个人产生理想、信念、勇气、力量，而专制权力则永远敌视个人，无时无刻要把一切纳入权力自己的系统之内。因此，思想与权力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然而，权力之所以成为权力，就是因为它掌握着生杀夺予的武器，而思想却是无形的。思想对权力的战争，是苍蝇对大象的战争。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共和国被置身于加尔文的宗教独裁统治之下，加尔文几乎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拥有天国与世俗的绝对权力并以此推行他的独裁统治。这时，卡斯特利奥站了出来。当卡斯特利奥以孑然之身，挑战背后站着整个日内瓦王国——包括教会、公民、军队、学校——的加尔文，他的心中，该是何等的苍凉、悲壮，而且骄傲！他知道他掌握着真理，然而，当思想面对面地成为权力的对手，权力出于无法抑止的恐惧，便会毫不留情地打击、迫害思想者，甚至把他们送上广场的火堆，把他们的头颅按到屠刀之下，以此阻止思考的继续。权力对思想的毁灭性是最大的，没有了大脑，思想自然成为一片空白；同时，权力对思想的摧毁力又是最小的，甚至会增强思想的力量——因为，当思想家头颅落地的那一刻，人类的精神星空又升起一颗明亮的星星。生命可以被残杀，精神则永存，生命的奋斗可以失败，而精神的力量却是永恒的，因此，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失败者有时更是胜利者。卡斯特利奥最终因为病死而逃过了被活活烧死的命运，但正是他的失败，映示了他精神的胜利。威茨格在《异端的权利》中这样评价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的这场苍蝇对大象的战争：
“我们这族类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昙花一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屈服于优胜者强力的人——诚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
竹林的风声依旧沙沙地响，嵇康指下的广陵散为历史留下一个完美的梦，魏晋的墨一般的暗夜星空闪烁。
醒与醉。醉是一种深层次的分裂。屈子唱道：“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在众人看来，这江畔行吟的五闾大夫，何曾不是醉着呢？醒与醉是一对互对的概念，当社会陷入失去理智，失去常态的无酒之“醉”之中，你的酒杯却会使你从这样的“醉”中摆脱出来而更加清醒。有时，那些以酒为生的人，才是真正的最清醒的人。——当虫豸开始在大地上公然爬行，每一块黑色的土壤，都染满了人类的罪恶，每一片鲜红的晚霞都凝结着众生的冷血，你坚持着无希望的理想，你捍卫着被唾弃的良知——于是，你便只剩下“精神”，孤独与杜康。
有了酒，竹林热闹起来，空气中散漫着浓郁的酒香与竹叶清新的香味，琴声、人声，在空气中微微颤动。酒，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这狄奥尼苏斯神，他把患了洁癖症的理想狂们带进了一个纯精神性的存在空间。一杯杯火一样的液体流入口中，那呛人的烈香顿时塞满了眼睛，鼻腔，耳朵，断绝了心灵与外界的一切沟通，观照内心便开始了。那团烈火迅速流布全身，全身的每一条神经，每一个毛孔，每一种器官，都敏感地做出反应，点燃每一根神经，竖起每一个毛孔，烤热整个大脑，燃烧，燃烧！眼之所见、鼻之所嗅、耳之所闻，都感受得到灵魂之底反弹出来的真切的呼唤，那是遥远的仙乐，那是天涯的低吟，那是地底的行歌。被“现实”层层包裹、封锁、压迫的心灵，一层一层地解冻、开封，一切仿佛都已无所谓，一切全部在自然地麻醉。于是精神出现一种突如其来的惊骇，仿佛一切奇迹顿时兑现，大地布满鲜花，流满奶酪，黄金随处可见。在朦胧之中，灵魂从地底缓缓升腾、发散、拓展，弥漫了整个天地，“我”在层层禁锢中完全现身了！而且，“我”完全与世界合而为一，“我”就是世界！天地万物，皆为我备，灵魂在无边的黑暗中大兴奋而大飞扬着，每一阵呼吸，每一声谈吐，都仿佛令空气微微颤动。最亲切、最温暖、最惬意的感情，也从灵魂深处缓缓升起。——而同时“我”又仿佛与身体分离了，“人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了艺术品”（尼采《悲剧的诞生》）……
当人们唱出“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时候，何曾不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呢，醉把灵魂摄入理想的精神世界，而“长醉不愿醒”只是一种空想，醉后面必然的醒又把人丢弃给铁一般冷冷冰冰的现实——于是，酒有了双重悲剧意义。
昏昭的混世中，酒往往并不单纯是为了感官刺激，而是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在独立特行的人们看来，他们太清醒了，以至于在一群无酒之“醉”的人中间呼吸，实在太痛苦了，这甚至使他们渴望暂时不太清醒，渴望醉，在醉中模糊了众生也模糊了痛苦。所以，“异端”永远和酒联系在一起。从嵇康刘伶，直到鲁迅，酒成为他们的精神最密切的伴侣。他们在混世不堪的世界中守卫着他们的人格与良知，他们与周围的一切如此格格不入，于是他们只有抱起酒坛，在大醉中执如椽大笔挥动金戈铁马，为历史留下失败者的通往胜利的精神记录。
一曲《广陵散》从刑场响起，竹林之中的高谈阔论、歌、酒、啸、奏，一切一切，都被降下了沉重的铁幕。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人像嵇康这样精通乐理——他的乐理，蕴涵着一种潇洒而雄浑的精神，一种清新而激越的气质，一种高奇而猛烈的神韵。竹的俊逸，早已深深地融入这位被时人评议“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的名士的神髓之中，融入了他的音乐之中。《广陵散》的宫商角 羽中，该是如何飘洒与峻急，苍凉与清新，沉浑与隽永呵！
一双弹奏出亘古以来最美的曲调的手，被一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扼杀了他拨动琴弦的力量。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把这一幕放到了《雅量》一节：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勒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想象一下吧，面对着死神的一步步逼近，刽子手中的屠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凌厉的无比的刀刃，顷刻间就可以切断自己的头颅，当热血泉一样喷出来，当身躯石一样倒下去，那竹林的酣醉，酒、琴、诗、文，一切都将成为故事，化为乌有！这时，嵇康在想什么呢？他竟能神气不变，只要求为这即将无情地夺取他的生命的人间献上他最后一曲。死，算得上什么呢？竹林好友刘伶早就是“死的虚无党”了，死只是人类的自然归宿，摆脱了躯体的羁绊，重新回归自然。刑场上，为历史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广陵散的曲调在明晃晃的屠刀下悠悠飘出、传送、弥漫，天地之间充满了这即将永远消失的曲调，以此悼念着这同样即将永远消失的生命，同时唤醒了这生命中即将永远不死的精神。绝望的力量拨动着每一条琴弦，每一个细切的音符，都将成为永远的绝响！
在冰一般的屠刀下，谭嗣同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引颈就戮。
在铁一般的枪口下，瞿秋白从容走到草坪中间，说：“此地甚好。”含笑饮弹。
真正的英雄，面对死亡的从容，是何等的相似！
屠刀，在颈上凌空劈下，那牵动着千秋万代人们的心，令人心驰神往的音调，霎时嘎然而止。广陵绝响！一个“绝”字，顿时令人心如刀绞。
遥远的绝响，永远的绝响。千古绵延，斜阳凝血。
竹林，依旧在风中呼啸，诉说；酒，依旧在醉倒一代代清醒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