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华：建党元老张国焘——中共早期的“不倒翁”

少华：建党元老张国焘——中共早期的“不倒翁”时间:2010-09-10 16:42 作者:少华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38次
　　在逃亡的骡车上，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创建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红楼--亢慕义斋成立，最初的成员只有三位：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
　　1920年2月，中国政坛上悄悄地发生了“南陈北李、相约组党”的重大事件。又是这两颗飞速旋转的巨星将张国焘吸收到组建共产党的磁轨上来。
　　这年2 月8日，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发来的电报，称他将于9日从武汉抵北京。李大钊请一位学生给陈独秀的家人捎话。这位学生回来报告，箭杆胡同陈寓周围有大批便衣特务埋伏。据他打听的消息，另有大批警察守候在车站，准备以宣传“过激思想”的罪名重新逮捕陈独秀。
　　李大钊把《新青年》的编辑高一涵、北大教授王星拱和几个进步学生找到家里，商议了半天。
　　第二天，北京车站。陈独秀刚一下车，就被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截住。“陈先生，李先生要你跟我走。”陈独秀跟着学生来到王星拱教授家，李大钊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
　　李大钊说：“仲甫，看来北京你是呆不下去了，再让他们逮住了，恐怕就出不来了，得到外面避避风头。”
　　“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到上海去。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离开虎口？”陈独秀有些犯难，大家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
　　“一涵，鲁迅不是老笑话我不像教授像掌柜吗？”李大钊问。
　　“他还说，你这种长相的掌柜，在南方找不到，但在北京的旧书店或笺纸店里一抓一串。”这个笑话《新青年》编辑部谁都知道。
　　“既然我装掌柜不用化装，就由我来送仲甫吧。”
　　第三天清晨，李大钊赶着一辆骡车，载着陈独秀缓缓地驶出北京朝阳门。沿途，关卡重重，他们几次被警察和侦缉队的便衣拦住，总是李大钊出来应付。一副金丝眼镜，两抹八字须，穿一身皮袍，再加上纯正的京腔京韵，几本厚厚的账册，一望便知他是如假包换的京城商人。陈独秀的打扮也绝，纯粹土财主的形象，暗花缎面背心油光发亮，一顶毡帽扣在头上，遮住了半边脸。他们称自己是到天津收租去的，骗过了一路上的警察，安全抵达天津，然后陈独秀乘海轮前往上海。
　　在路上，李大钊提议：“仲甫，在中国仅靠单枪匹马难以干成大事，我们要学俄国的样子，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
　　“好啊。我以前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但Bolshevism式的政党是为全社会谋幸福的，我同意。”陈独秀表示赞同。
　　两人相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同时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廖廖几句话，酝就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事变。这辆骡车的对话，被历史学家形象称之为“北李南陈、相约建党”。
　　2月中旬，许德珩来找张国焘：“特立，走，我们一起去给仲甫先生找住处。”
　　“陈先生到上海了？”张国焘惊讶地问道。
　　经过他们张罗，陈独秀住进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是柏文蔚的公馆。柏文蔚，民国初年官至安徽都督，陈独秀曾给他当过秘书长。这时，柏文蔚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去了，陈独秀正好住进柏公馆。
　　到上海后，陈独秀频繁约见各方人士，与李汉俊、沈玄庐以及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商量筹建俄式政党的事宜。他说：“中国只有实行彻底革命才能推翻军阀，只有走俄国人的路才有成功的可能，只有组建自己的政党才有力量。”这番话说服了包括张国焘在内的许多激进青年和爱国知识分子。
　　1920年5月初，张国焘辞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协会总干事之职，重返北京。第二天，他去看望李大钊，叙述了自己在上海的各种经历，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
　　李大钊特别关心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情形以及上海方面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近况。张国焘一一作了介绍。在谈话中，张国焘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吸引了一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当即向李大钊提出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此后一段时间，张国焘经常和李大钊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保持密切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张国焘曾用热烈的笔触追述道：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他们的主要话题。
　　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激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1920年，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①。
　　正是由于北大图书馆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又由于图书楼涂着红色，这里被师生们称为“红楼”。
　　张国焘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红楼里。他贪婪地阅读着社会主义的书籍，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外，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籍也有过一些涉猎。
　　中国进步青年热切地追寻着欧洲共产党的足迹，共产国际也密切地注视着东方睡狮的苏醒，希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能诞生共产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闹出了很多笑话。在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国社会党党魁江亢虎受到潮水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当他们弄清楚江亢虎的主张是“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时，只好沮丧地踢开这个冒牌货，重新寻找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1920年夏，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受命带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在莫斯科，列宁当面交给他三个任务，最重要的一个是与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他到中国首先找到李大钊和张国焘。
　　在红楼，维经斯基与李大钊谈得非常融洽。随后，他们将谈话范围扩大到张国焘、邓中夏等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维经斯基是个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口才很好，通晓俄、英、德三国语言，可以用英文同大家直接对话。他全面介绍了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生动地描绘了新型社会主义的轮廓，令李大钊和他的学生热血沸腾。
　　维经斯基说：“李先生，你是中国杰出的思想家，你的学生参加过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你们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由于维经斯基是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老成持重的李大钊含糊地说：“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想法。”他提议维经斯基赶往上海，采访陈独秀。
　　“我们与陈先生素未谋面，不知他能否接受我们的采访？”维经斯基赶紧说。
　　“我给你写封信，看了信，他会接待你们的。”李大钊提笔写了一封介绍信。
　　拿着这封信，维经斯基等人又风尘仆仆地赶往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晤谈。在上海，维经斯基谈得更加直白：“中国青年学习、研究西方新思潮，虽然形成了潮流，但是有两大弊端。第一，太复杂。思潮中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思想界十分混乱。第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都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革命。”
　　陈独秀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人说：“他有一句话没有说，就是希望我们组织布尔什维克党。”
　　维经斯基的京沪之行，加快了南陈北李建党的步伐。陈独秀说干就干，开始物色第一批成员，起草党章党纲。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该取什么名字？是叫中国社会党好，还是叫中国共产党好呢？陈独秀拿不定主意。每到陈独秀犯难的时候，就会想到李大钊。他一向佩服李大钊思想上的谨严、缜密和深邃。
　　1920年8月，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受陈独秀之托来到红楼。
　　“李先生，仲甫要我专程向你请教一件事，还说这事在北大只能与李先生谈。”
　　李大钊问：“什么事这么神秘？”
　　“仲甫问即将成立的组织叫什么名字好？”
　　“他不是已经取名了吗？”李大钊有些疑惑，他拿出《新青年》第八卷，翻出第一期陈独秀文章中的一段话：“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究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国家出现的一日。”
　　张申府问：“你觉得叫社会党妥吗？”
　　李大钊态度坚定地说：“我认为叫共产党好，原因在于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
　　陈独秀听从了李大钊建议，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将上海发起组的党纲送给李大钊指正。李大钊与张国焘商量后，写信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同时加快了北京小组的筹建步伐。
　　北大图书馆有两间宽敞的房间，名叫“亢慕义斋”。这四个字读起来拗口且不说，还晦涩难懂，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这又是李大钊的一个创造，亢慕义斋即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1920年9月，李大钊在亢慕义斋组建了中国第二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最早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三个人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
　　南开才女刘清扬为避免张国焘的感情纠葛，婉拒李大钊的邀请，没有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留下终生的遗憾。（略）
　　没有仪式，没有歌声，没有标语，只有一束早已枯干的花朵作为装饰。13个年龄不一、口音迥异、装束不同的年轻人在上海秘密集会，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篇章。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同时缺席，大会推举张国焘为“一大”主席。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组建后，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又吸收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小组发展到15人。11月底，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
　　李大钊宣布，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组织、教育、青年团、学生运动等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成绩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
　　长辛店距北京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三千余名。为了解工人的切身需求，张国焘找到这里的一个熟人，问：“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什么？”
　　熟人与工人们商量了一下，表示：“小孩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
　　张国焘得到启发：开办学校是接近工人群众、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北京小组接受他的建议，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接受教育。
　　开办学校需要经费。当时，北京支部每月只有李大钊资助的80元钱，用于《劳动音》的出版发行和维持各种必要的开支之后，所剩无几，而租房、购买教具、聘请老师、招收学生、广告宣传都需要用钱。张国焘不愿再向恩师开口，自己又没有积蓄，无奈之下，悄悄地把冬衣送往当铺，用典当费填补经费空缺。
　　有同学在当铺前看见了张国焘，嘁嘁称奇：“特立，你身体真好，寒冬腊月穿夹衣不觉得冷，还把冬衣典当了。”
　　支部成员知道其中原委后，非常感动，提出凡参加支部的各位同志都要量力捐献部分经费，共渡难关。11月21日，张国焘在上海出版的《劳动界》第15期上发表《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一文，介绍了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章》。
　　12月19日，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乘火车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及其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
　　“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为什么得不到饱暖？那些官僚、政客、资本家不出一分力，为什么能够住高楼大厦，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他们的衣食住所从哪里来的？”张国焘提出一大串问题。
　　“是啊，为什么？”工人们平时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也觉得疑惑。
　　“是剥削。他们身上穿的，是织布工人做的；他们嘴里吃的，是农民兄弟种的；他们乘坐的火车是我们开的。他们是靠剥削我们的血汗过着安逸的日子。没有我们，他们能活吗？”张国焘继续启发。
　　“没有我们，他们连屎都没有吃的。”一个工人的粗话引起哄笑。
　　“对呀，这位工友说得好！没有粮食吃，他们到哪里去找屎吃？但是，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因为我们没有上学，没有知识。”张国焘恰到好处地点到正题上：“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就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当享受同等的教育和幸福。”
　　工人们不知道亚当·斯密是何许人，但“人人平等”、“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听了入心，于是争先恐后地报名。
　　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1年1月1日正式开学。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到学校讲课。他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
　　为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师们一有闲暇，就到工人家里去谈心，并把自己编的歌谣念给工人听，如“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成泰山，谁也搬不动”。他们还把歌谣谱上曲教工友演唱。
　　劳动补习学校成效显著。1921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在北京支部的精心组织下，一千多名工人在长辛店集会。会上，工人代表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工人们第一次手举写满各种标语的小旗，高呼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大街上走过。
　　游行见诸报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上海《共产党》月刊热烈地欢呼它“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张国焘的头上，又添加了“工运领袖”的桂冠。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之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城市先后建立了本地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旅日、旅法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这表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分别致函各地早期组织，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博文女校集中，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陆续到达上海的各地代表共有13人，他们分别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列席会议的还有两位留着浓密络腮胡子的外国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透视这个名单很有意思：
　　从年龄上看，“一大”代表多为热血青年，他们之中超过40岁的仅有何叔衡（45岁），不到20岁的只有刘仁静（19岁），其余均为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这个平均值正好等于毛泽东当时的年龄；
　　从籍贯上看，“一大”代表中两湖人士占绝大多数，其中湖北人最多，有5人，即董必武（湖北黄安）、李汉俊（湖北潜江）、包惠僧（湖北黄冈）、陈潭秋（湖北黄冈）、刘仁静（湖北应城）。湖南人次之，有4人，是毛泽东（湖南湘潭）、李达（湖南零陵）、何叔衡（湖南宁乡）、周佛海（湖南沅陵），两湖人士相加竟占到9人之多；
　　从学籍上看，“一大”代表中北京大学学生和留日学生居多，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是北大的毕业生，加上在北大短期学习过的包惠僧、短期工作过的毛泽东，共是5位，而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周佛海4人则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从成分上看，“一大”代表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工人代表。在一大召开前全党50多名早期党员中，只有武汉的郑凯卿出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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