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组"与中共建党的过程

青年时期的施存统
--"日本小组"与中共建党的过程
〔日〕石川祯浩著，王士花译
编者按：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由于材料限制等种种原因，有关中共党史论著对之研究、介绍甚少。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撰写了《青年时期的施存统》一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施存统和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文章引用了不少日本方面的档案材料，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原文偏长，本刊在发表这篇译文时作了一些删节，并删去了一些注释。
施存统（１８９９—１９７０）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民主人士——施复亮的名字而闻名的人物，在中共党史上，只记述他是建党时期的主要成员，特别是与周佛海同为建党时期“日本小组”的成员，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领导人。本文拟通过探讨施存统留日前后的活动，弄清以往有许多不清楚之处的中共创立时期所谓“日本小组”的活动情况，以及中共建党史上几个尚未探明的问题。
一、走向留日之路——杭州·北京·上海
１８９９年，施存统（后改名复亮，化名方国昌，笔名有光亮、亮、文亮、伏亮、CＴ、施陶父等）生于浙江省金华县（现金华市）叶村，父亲施长春，母亲徐氏，是长子。施存统１０岁读私塾，１２岁上初小，１９７年进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当时，浙江一师不仅是浙江省的最高学府，而且还以校长经亨颐提倡“与世俱进”的革新方针而闻名。其国文课，在刘大白、陈望道、夏丐尊、李次九等所谓“四大金刚”新派教员的影响下，废文言文，教白话文，迅速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带入课堂。施存统受到夏丐尊的很大影响，此后与他长年相交。成为知友或盟友的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都是施存统在浙江一师学习时结识的。
１９１９年，北京发生五四学生运动，施存统举双手欢迎。五四时期他在杭州的活动，除设立“书报销售部”代销《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外，必须特写一笔的是，使他名震全国的“非孝”事件。
所谓“非孝”事件，是指杭州进步学生杂志《浙江新潮》第２号（１９１９年１１月）刊登施存统《非孝》一文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这是五四反儒教精神高涨时期的重大的事件之一。据施存统所言，《非孝》一文触发于两点，一是“事实的刺激”（对于卧病在床的母亲受父亲虐待的激愤），一是“思想的启发”（通过《进化》、《民声》、《实社自由录》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在此之前，他入浙江一师那年，看到《新青年》所载陈独秀的反孔教论文，当初唾弃陈为“刻薄的文人”，不久再读那篇文章，成为《新青年》的“半个信徒”，到１９１９年后半年，终至“完全赞同”。他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五四青年的足迹。从他的思想轨迹来看，对于亲眼看到受封建积习束缚的家母之悲哀的他来说，无政府主义具有很大的魅力，因而接受它，便很容易想象了。
果然，刊登在《浙江新潮》上的《非孝》一文，成为那些反对经亨颐及浙江一师的教育方针的守旧派的最好攻击材料。学校内外视《非孝》为大逆不道之文的呼声高涨，事件发展至围绕允许施存统“煽惑”的经亨颐的去留问题而形成新旧两派的对立，进而扩大为次年所谓的“浙江一师风潮”。北京政府于１２月２日下达对该杂志的禁发令，最终《浙江新潮》不得不于第３期停刊。这样，在杭州失去栖身之所的施存统，便在１９２０年元旦与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等踏上北京之旅。
施存统等于１月１０日加入北京工农互助团第一组。与他们的志向恰恰相反，要作为新社会模型的北京工农互助团第一组，刚开始活动不久便因团员间的磨擦而陷入停滞，加之财务不支，约两个月后即解体。３月２６日，处理完互助团善后事务的施存统与俞秀松同赴上海，于第二天到达。
据说，在赴上海之际，当初他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院炯明幕下。但是，到达上海之日在其寄身的星期评论社，大大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恐怕是他们两人所始料不及的。
在星期评论社，施存统等对沈玄庐和戴季陶说出了想投靠陈炯明的意向，征求他们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在施存统和俞秀松赴上海前，恰巧于北京工农互助团决定解散之日，戴季陶写下《工农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了工农互助团运动自身的局限，疾呼“投身于资本主义生产制下的工厂！”此时，戴季陶重又对他们谈了上述主张。被戴说服，二人决定不去漳州，先在星期评论社寄身，同时打算到工厂做工。但是，施存统此时正患肺病，不得不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据他所言，到６月去日本前，他一直是星期评论社的“事务辅助人员”。
以上是施存统赴日本前在上海的足迹。实际上，他逗留上海期间，在星期评论社和陈独秀的《新青年》同人中间，中共创立活动已在进行之中。以下看看施存统也参与其中的建党活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绍康编著，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是关于“上海小组”最为详细的研究成果。书中谈到，据陈望道、邵力子、李达回忆，１９２０年５月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在维经斯基帮助下，７、８月间在该研究会的基础上，组成以“共产党”或“社会党”命名、有较完备党纲的“上海小组”。
近年来发现了被认为参与建党活动的俞秀松在当时的日记。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０日，俞秀松日记这样写道：“经历先前我们组织的社会共产党之后，对于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同样一点也抓不到头绪。以前信仰无政府主义，确是盲从……”【注:《俞秀松烈士日记》，《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１辑，开明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从俞秀松没参加“上海小组”之外的党派组织活动来看，所谓“上海小组”确在７月前就以“社会共产党”之名存在了。那么它形成于何时呢？现存俞秀松日记，起于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７日深夜，止于７月２５日，７月１０日前，根本没谈及“社会共产党”，仅察日记，只能推测是６月１７日前成立的。
在研究“社会共产党”的成立日期及其性质时，耐人寻味的是有关施存统在这一时期的足迹和他的回忆以及与其相符的陈公培的回忆。１９２０年６月召开会议，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施存统五人筹备成立共产党（施存统认为“上海小组”当初叫“共产党”），起草党纲。上述成员中陈公培的回忆与此相符。陈的回忆以前没太被注意，它与施存统的回忆在细节上有若干差异，但记述到，在他与施存统、俞秀松参加的中共组织筹备会上，简单起草了五六条章程。陈公培回忆，那次会议召开于“１９２０年夏”，同时，开会的“当晚，施存统去日本……李汉俊、戴季陶把施介绍给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引者注）的儿子宫崎龙介”【注: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６４—５６５页。】。施存统留学日本，如后所述，确是由戴季陶与宫崎父子联系而实现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的回忆相当可靠。
那么，施存统何时去日本呢？据陈公培回忆，施从上海出发之日，正是拥有纲领的“社会共产党”成立之日。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施存统回忆他是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０日从上海出发的【注:见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１辑，第３７页。】。这需要若干补充说明，即６月２０日是船出航之日，俞秀松等星期评论社的同人们来送他上船是在前一天即１９日晚上。但是，俞秀松那一天的日记，根本没有谈及他也应参加的“社会共产党”成立大会。因此，陈公培说施存统乘船之日即是会议召开之日是欠准确的。可以推定，那次会议与施离开上海之日相隔不远，因为，施存统的留学激励会与壮行宴是在６月１６日举行的（陈公培有可能误把此壮行会举行时间为施存统赴日之日）。
综上所述，中共一大前约一年，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为中心，早于通常所说的１９２０年７、８月，即在６月中旬，组成了“社会共产党”这一事实上的党组织。可以确认，这一“社会共产党”才是中共党史上的“上海小组”。当然，这一“社会共产党”只不过是仅有简单纲领的初级组织。之后，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以及李达（８月自日本回到上海）、周佛海（１９２０年留日期间暂时回国）、沈雁冰等加入“上海小组”，几次研究党纲、党章草案，以共产党名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或投身工人运动。在这种意义上，无疑可以说，参与组织“社会共产党”后不久赴日的施存统，自中共草创期开始便是共产党员了。
二、留学日本——日本小组·中共一大·强制归国
在上海，对施存统影响最大的是戴季陶，劝施留学的也是他。时值施寄身的《星期评论》于１９２０年６月６日停刊，其社员们正寻找以后去处。星期评论社解散后，曾聚集那里的同人们似梳子断齿，从白尔路三益里的社址离去，他们中间，除施存统外，抱有出洋、留学之志的似不在少数。
在那些年轻人中，对于思想几乎完全受戴季陶影响，并对戴近乎崇拜的施存统戴季陶尤加爱护，当然会为他考虑前途。当时的戴季陶高度评价了堺利彦、山川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参见戴天仇：《三民主义》，《解放》第２卷第２号，１９２０年２月出版。】，且喜爱高知、青森、京都等地的自然环境，因此向施推荐日本作为留学和疗养地。当然，日本有他多年的同志宫崎滔无及其子宫崎龙介，他们关照留学之事不会不方便。这样，戴季陶就拜托前一年秋来访并熟识的宫崎龙介，请其接纳施存统留学之事。
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９日晚，施存统离别友人登船，俞秀松等旧星期评论社的同人们来为他送行，已离开上海的戴季陶自不在此列。６月２６日，施存统来到东京关照他留学之事的宫崎父子家里（当时住在北丰岛郡高田村３６２６番地），并暂住那儿。７月前后，施存统开始搬到离宫崎宅很近的高田村１５５６番地的三崎馆居住。
可以认为，当时的施存统，在上海时就已在戴季陶的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断加深。但是，如他自己所述，留日之初他的思想立场，“对于他（戴季陶——引者注）所抱的主义，却还没有绝对信仰。就是我一向所相信的‘安那其’主义，也只承认他是一个合理的理想”【注:存统：《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民国日报》，《觉悟》，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他留学之初，保持着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出乎意料的是，由于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接触，他的一举一动，便在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了。警视厅警戒施存统，由来于上海梅景九等寄来无政府主义杂志《自由》第１期（１９２０年１２月）上，写着日本通讯所的名字“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三崎馆存统”。日本警视厅外事课警戒着日中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于１９２１年１月查明施存统“常来往于宫崎滔天处，还讲解中国报纸杂志”，并已探知他是“极端排斥儒教否认忠孝论”的《非孝》一文的作者。之后，直到被强制回国，他的行动处于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
据１９２１年４月２３日日本警方报告，施存统近来“与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等交往，翻译与他们著述有关的社会主义宣传杂志及其它印刷品，然后介绍给中国内地人”；进而，“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鹤某商议，联合我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讲求宣传方法，最近有可能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而且前记鹤某给此人的信中记述，施目前正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筹备发行秘密出版物，通知寄发该出版物”【注:《要注意中国施存统的行动】。这一时期与堺等的接触，施存统后来自己证明过，无怀疑余地。但是，报告中最有意思的是施存统和鹤某即李达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筹划，为宣传社会主义要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之事。如果认为这次“秘密会议”就是同年７月召开的中共一大，略显牵强。他们计划召开“秘密会议”，从时间上来看，是同年５月日本、朝鲜、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与共产国际联络并接受经费而在上海召开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