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文献无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1920年已建党

核心提示：在魏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十条。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之后，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纪实版）》杂志2010年3期，作者：李庆英，原题：《陈独秀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始末》 作者单位：《北京日报》理论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90周年。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点燃了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星星之火。这个组织一经成立便成为了建党的活动中心，在其推动下，各地的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从而为正式成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从“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名”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权威党史对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日本等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一直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例如，199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二章第四节“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部分写道：“1920年8月，首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学界才逐步弄清了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原始名称，原来并不统一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而是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法并不能反映当时的历史原貌。

那么，“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据学者考证，“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最先提出的。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既有各国共产党代表，又有各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把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拥护共产主义的团体、派别，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据大会记载，这次出席大会的有俄国等共产党，还有捷克、保加利亚等“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列席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这表现出与共产党的差别。1920年，列宁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提到各国“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在这里，列宁也区别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只吸收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中国的建党活动开始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便将陈独秀等创立的中共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例如，1922年5月20日，苏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的报告中，专门以“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为题，他指出：“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再如，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陈同志在广州，……在接到国际代表邀请他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工作之后，于八月底回到上海。”后来，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陈潭秋，于1936年6月7日在《共产国际》第7期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中写道：“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几个地方”。这里，他对中共早期组织的称法沿用了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由于陈潭秋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亲自出席过中共“一大”，他的文章又发表在具有权威性的《共产国际》刊物上，这样，“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从此便在国外传开了。

新中国成立以前，“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无论在党的文件、领导人的报告，还是党的早期组织成员的回忆文章中，使用的都较少。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编写中共党史成为现实的需要和历史的必然。1951年6月，胡乔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中明确指出：“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名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胡乔木在党内“一支笔”的地位和在学界的影响，他的这篇文章自然成为了后来学界编写中共党史的一个参照和范本。加上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也曾说过：“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这样，国内党史著述中便广泛地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

不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流传不久就开始受到参与党的早期组织创建的当事人的质疑。

——1954年2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曾写信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指出：“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这里，李达还特别注明上海发起成立的不是“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党”。

——1967年，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员邵力子也指出：“当时似没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

——党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在回忆中也指出：“在党成立以前，并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来人加上去的。”

除了当事人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中也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的记载。例如，现存中共原始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等中，也均无“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最初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种笼统称法，并没有确切地反映当时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真实的历史情况，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党创建的早期组织有的叫“共产党”或具有党的性质，更无法反映出党的早期组织与1921年7月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就有学者提出了纠正“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一开始就是按照政党的组织来建立的，而不是共产国际指称的带有社团性质的“小组”。这些组织是按照共产党标准建立起来的，全以“共产党”为名称，都有党章、党纲可循，有较严格的纪律，都是工会和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参加这些组织的成员都是共产党员。根据这样的性质和建党实际，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统称，显然名不副实，理应改变。这个建议受到了权威党史部门的重视。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出版，这部权威党史对于1921年7月中共“一大”前的各地党组织没有再沿用“共产主义小组”名称，而是使用了“党的早期组织”的称法，并把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成立的党组织，由过去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明确地指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一看似简单的名称改变，实际上是权威党史对党的早期组织的“正名”，意味着权威党史对党的早期组织的性质和地位有了更加科学的界定，更加符合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面貌。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关于陈独秀在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曾明确地说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在21世纪得到了根本性改变。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对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做了比较客观和公允的评述，“党的早期组织”部分就开宗明义地写着：“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而且在这部权威党史扉页的插图部分，陈独秀的照片下面赫然标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广为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也形象地说明了陈独秀、李大钊在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独特作用。这段佳话反映的真实历史是：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陈独秀到上海后不久，就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劳动团体去作调查。1920年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希望工人群众迅速觉悟起来，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指出，劳动运动可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中国劳动者的觉悟目前处于第一步，但要启发工人第二步的觉悟，要把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话倒转过来。陈独秀除了到工人中进行调查外，还约请北大的进步学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这个纪念专刊共发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文章。《劳动纪念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同年4月中旬，陈独秀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在筹备会上发表了《劳工要旨》的演讲。他受到工界团体的尊敬和拥戴，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于5月1日举行集会，提出“劳工万岁”等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陈独秀又主持创办《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组织真正的工会。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创建的步伐。1920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与其同行的有旅俄华人、俄共(布)党员、翻译杨明斋等人。魏金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等人的安排下，他们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然后，经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魏金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及苏俄的对华政策，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和经验。他们在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在魏金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十条。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在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之后，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召集了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后，为创建全国性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做了一系列工作，其中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推动各地党组织的成立。“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成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据1920年8月回国的李达说：“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在它的推动下，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相继成立。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是1920年10月在李大钊推动下创建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随后又陆续发展了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陈为人等，1920年11月正式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担任书记。武汉的早期组织是李汉俊从上海来同董必武等商议，陈独秀又派刘伯垂到武汉推动后建立起来的，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长沙的组织是1920年冬由毛泽东创立的，他同陈独秀、李大钊都有联系，最早的成员还有何叔衡、彭璜等。广州的党组织是1920年12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后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堂等联系后建立的，取名为“广州共产党”。济南的组织，是李大钊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联系后建立的。留日学生中最初只有两个党员，施存统、周佛海都是在上海入党的。对于“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各地党组织成立中的作用，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国内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一些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就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准备了组织条件。

其二，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20年11月7日，又创办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它不仅公开打出了“共产党”旗号，内容也是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宣传党的主张。在它的第一号首代发刊词的《短言》中写道：“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在中国才开始发达，而他的性质上必然的罪恶也照例扮演出来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俄罗斯正是这种方法最大最新的试验场”。这大大推动了建党工作的开展。同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关，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还提出：无产阶级要建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份宣言没有向外发表，只是作为收纳党员的标准，但它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

其三，召集各地党组织派出的代表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并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当年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经这样说：1921年6月间，“共产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克洛夫(尼克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时，陈独秀任国民党的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正在筹款办学。李大钊除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两人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中共“一大”着重讨论的是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一条写明：“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正式确定下来，反映出它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党的纲领规定了四条，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要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关于实际工作计划，在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工人运动放在全部工作的首要地位。中共“一大”还选出了中央局作为领导机构，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由陈独秀担任书记。各地的党组织相继改组成中央局领导下的地方委员会或区委员会。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产生，被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在这之前，尽管建党工作已在积极进行，许多地方相继建立组织，不少已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名称，但它们分散在各地，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的政党，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和步调一致的实际工作计划，中共“一大”解决了这些根本问题，标志着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地成立起来了。陈独秀发起的建党活动，由此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