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张国焘中共早期两领导人的不同人生

陈独秀张国焘中共早期两领导人的不同人生(图)

张国焘和毛泽东（图片来源：新闻午报）

陈独秀
陈独秀和张国焘，一个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在逝去的岁月里，留下厚重的身影。他们参与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后来，他们又因不同的原因，被开除出党。所不同的是，一个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保持做人的操守和尊严；另一个则失去良知和自尊，卖身事敌，成为历史唾弃的变节者和叛徒。
五四前后
1917年1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来校任文科学长，并首从文科进行改革，以推动整个北大的教育改革。
江西萍乡青年张国焘，于1916年考入仰慕以久的北大。那一年，北大给他的印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老学生有“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除了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校园内“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
可是，自陈独秀主持文科改革以来，北大开始出现了新气象，而由《新青年》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更为北大青年学子所追随。张国焘乃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又素有“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的情怀，自然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
当时，受陈独秀的影响，张国焘和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衍等人成立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接着又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社很得陈独秀、李大钊赏识，他们时常给这些热血青年以帮助和指导。张国焘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如他自己所言，“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地为它服务”。他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很快便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则是李大钊。
在北大的知识分子中，包括最激进的陈独秀，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宣传，用胡适的话说，李大钊无疑走在前面，是位“先进”。正是李大钊的影响，张国焘才从纷乱繁杂的种种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说：“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是北大学生干事会干事，负责讲演部。每天，同学们先来讲演部领受任务，再分别前往北京的各种公共场所，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宣传品。6月2日，张国焘一行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一路高扬旗帜、呼喊口号。途中遭到军警的制止，他们依然无所畏惧，继续讲演。当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六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又出动军警，共逮捕了八百多名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他的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是个敢说敢做、身体力行的革命者。6月9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再次重申：“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6月11日晚10时，他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京师警察厅暗探逮捕。
张国焘没受几天的牢狱之苦，便被释放了。回校后，他便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大潮过后，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段锡朋、康白情、罗家伦等，先后被送到欧美留学，一腔政治热情的张国焘，想想自己的学绩并不在他们之下，可如今，他们就要出洋留学，而自己还要在无定的前程中挣扎，不免怅惘：“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
就在他怨天尤人、深自嗟叹的时候，陈独秀被保释出狱。尚在迷茫中的张国焘，再度兴奋起来，和同学们一起去监狱门口，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迎接陈独秀。在北大三院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他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导师……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是对人权的践踏，是对科学与民主的蔑视，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对陈先生所遭受的迫害，表示深切的慰问。”
建党时期
1920年2月，陈独秀回到上海。这时，张国焘也在上海，他们又相聚了。陈独秀告诉张国焘：“我们时下对黑暗政治的反抗，便是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回到北京，张国焘如实向李大钊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那就是，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中国也应该走俄国革命的路。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说法，但他又认为，借鉴俄国革命应该首先从理论上着手，所以，早在3月，他就已经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做理论宣传工作。
同年3月间，共产国际委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考察。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大，通过两位俄籍教师结识了李大钊，并经常在一起交谈。维经斯基认为，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时机已逐步成熟，并有意予以帮助。李大钊认为筹组政党的事情，还是与陈独秀面谈最适宜，就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面议一切。
这时，北京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北洋政府又开始追捕爱国学生，张国焘也上了黑名单。正在此时，学联为南洋募捐的事，让张国焘去上海活动。
临行，张国焘前来向李大钊告别。他告诉李大钊，自己将去上海见陈独秀。李大钊听罢，对张国焘说，陈独秀已经来过好几封信，言论激进，提出要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是，究竟怎么干法，信中又没有明确的表示。他让张国焘传递自己的明确态度，他说：“我是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陈先生如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我是一定赞成的。”
到上海后，张国焘把李大钊的谈话原原本本地向陈独秀作了转述。陈独秀高兴地说：“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离京后的选择，而这也是受守常和戴季陶的影响。”他还神秘地告诉张国焘，他已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见了面，“不过，组织共产党则是我自觉自愿、挺身向前的决定”。
张国焘就住在陈独秀家。半个月以来，他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陈独秀，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后，在回忆这段难忘经历时，他的表述还是那么清晰、鲜明，恍如昨日：　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回到北京，张国焘把上海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汇报，李大钊赞同陈独秀的意见，并于当天给陈独秀去信，内容多是建党的事情。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而早在5月，张国焘便来到上海，和李达一起做会议的准备工作，由于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便理所当然的由张国焘主持，他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会议选举出中央局，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
六年共事
中共一大闭幕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一职，离开广州来到上海，正式履行中央局书记的职责，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艰难而坎坷的生命旅程。他也由此至1927年7月辞去总书记一职，与张国焘共事了六年。
1921年8月，共产国际筹备召开远东劳动人民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未与任何人商量，将他的翻译张太雷派往日本。临行前，张太雷请周佛海和李达给施存统写信，请他在日本予以帮助。陈独秀知道后，很是不满，便有意回避马林，不屑与之见面。
几个星期后，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知道马林和陈独秀闹得很僵，便找了分管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他说，李达和周佛海在信中，竟然要施存统不要理睬他。张国焘听后十分生气，立刻来到陈独秀家，质问在场的李达和周佛海。没想到，陈独秀承担了责任，并反问张国焘：“你的一些做法也很不恰当，例如，你为什么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水，这是雇佣革命，你知道吗？中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党，中国革命的一切都应有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你懂吗？”
张国焘不同意这种说法，带有征询的口吻说道：“共产国际代表是我们的顾问，我们不应该向他提供工作计划吗？党初建的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费，请问又能怎么进行呢？再说，很多专职党务工作者，没有最低的维系生活的薪水，难道让他们喝西北风不成？”
陈独秀虽然个性倔犟，但是，他有一点却是可贵的，那就是对待任何事情，只要是正确的意见，是决不会固执己见的。过了片刻，他以习惯性的动作，轻轻地拍着前额，不无歉意地说：“这样说来，那是得重新仔细考虑考虑。”
第二天，马林将张国焘找去，问起陈独秀避而不见的事情。马林似乎已经知道陈独秀和张国焘的争论，有意表扬了劳动组合部的工作，鼓励张国焘“担当起更大的责任”。
其实，马林多半说的是气话。不久，他与陈独秀会晤，便早已将此事置之脑后了。可是，马林的话对于张国焘来说，却如同几只作祟的虫子蓄积于胸，不时膨胀、涌动。不久，他便有宗派活动，以至在党内有“张国焘小组织”之说。他反对和排斥李汉俊、李达等人，说李汉俊“对资产阶级妥协，有改良主义的倾向”，李达是资产阶级的“研究派”。
这一切，陈独秀也多有耳闻。在一次会议上，蔡和森便反映，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意绕过中央，有独行其事的倾向。同样的问题，张太雷也有所反映。国共党内合作的问题，本是党内的机密，张国焘却把它捅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了。
于是，马林认定张国焘有“小组织的问题”，并准备在党的会议上通过一个决议。张国焘急了，有事没事的找陈独秀讨说法，希望撤消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动议。陈独秀拗不过张国焘，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他特意提出：“党内没有什么小组织，要有，也只是有错误，以后不准再提什么小组织的问题。”于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党内风波，就此暂时平息。
1922年3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高兴地告诉陈独秀，在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他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受到列宁的单独接见。他还向陈独秀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列宁希望国共两党建立起合作联盟战线。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张国焘与马林有着严重的分歧。马林主张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他们却坚持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由于他们一唱一和，所以，一直到中共二大，马林的党内合作的方式都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
马林无可奈何，只得回到莫斯科，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8月，马林回到上海，立即建议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党内合作问题。他在会上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国民党尽早实行党内合作。在共产国际的铁的纪律面前，陈独秀和张国焘表示服从国际的决定。
可是，陈独秀的心境总是忐忑不安，对与国民党的这种“捆绑夫妻”的关系，还是持怀疑态度。一次，在谈到在国民党中建立中共党团组织时，他不无担忧地对张国焘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谈话中，陈独秀甚至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说：“如果我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隐居上海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党内形势出现变化。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宣布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于是，党内的反陈独秀活动呈现出发展的势头。陈独秀不得不向中央递交了辞职信。不久，陈独秀在汪原放等陪同下，来到上海过着隐居、自省的生活。
陈独秀辞职前后，张国焘与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他满以为可以取而代之，可是，却因在南昌起义问题上持消极怀疑态度，被中共中央“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而未能如愿。
南昌起义后，张国焘辗转来到上海。在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的日子里，他不由得想到了陈独秀，觉得有很多话要向他倾诉，可是想想不久前也曾加入“反陈大合唱”，心中总是感觉难以面对。但他终是耐不住寂寞，硬着头皮走进陈家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并没有对他怀成见，翻白眼。
陈独秀滔滔不绝地谈起中国政局：“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乃是不变的事实，他们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还要搞城乡总暴动，简直是把革命视为儿戏。”陈独秀越说越激动，“我多次给中央去信，希望目前应该偏重于经济的斗争。中国老百姓是实际的、经济的，他们不在意震天响的政治口号，而在乎衣食饱暖，所以，我给中央提出四个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我还要给中央建言……”
“你难道忘了，以前我们的所有建议，都被他们说成是机会主义。”张国焘乘机挑唆。
张国焘看进一步建言的机会到了，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状态，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应该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
“工农党，”陈独秀饶有兴趣地听着，“你继续说，愿闻其详。”
“这个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工农党只是国际主义的友党，而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重复道，“这样，我们就无须仰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像罗明纳兹那样的愣头青，就不敢在中国颐指气使，胡乱指挥了。中国革命就会真正的由中国人做主，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尽量避免了。”
可是，不一会他又犯难了，自己头上那顶吓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又有谁会响应他呢？再说共产国际一定会给予无情的打击。思量至此，他忧虑地对张国焘说：“如此大事，并非能轻易成功。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中共就要到莫斯科召开六大了。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直接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罗章龙为大会代表，尤其希望陈独秀参加六大，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五月中旬的一天，张国焘和项英来到陈独秀家，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转述给他，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当面沟通意见。
这天，陈独秀的情绪特别好，笑吟吟地说：“我料党的六大会改正秋白的盲动错误。去，为什么不去。”但是，他又说：“共产国际已有牺牲我的决心，八七会议都不让我参加，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和他们吵架？你们可以明白地向大会转告，我再无意做中央的领导工作，如果六大能取得好的成绩，我将改变对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态度。”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苏共正开展激烈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尽管陈独秀此时还没与托洛茨基搭上关系，但仍被作为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受到会议的缺席批判。张国焘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免不了被会议质询和批判。试想一下，以陈独秀的个性和脾气，如若来莫斯科参加会议，其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王若飞便这样为陈独秀担心，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缘故来打击他”。如此说来，陈独秀的拒去苏联倒不乏有先见之明。
最后结局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酿成著名的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立即做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提了很多过左的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
这些所作所为，太令陈独秀迷惑不解了。7月28日，他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后来，他甚至在信中公开批评斯大林，指出党内出现的种种坏现象，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更有甚者，他索性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此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共运的主流，世界各国共产党谁也不敢落后，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仍是固执己见，一条道走到底，中共中央只能把他开除出党。
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他与毛泽东会师于四川懋功后，围绕北上南下之争，与毛泽东等产生分歧以至对立。他自恃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在四川理番另立中央，进行分裂活动。张国焘南下不得，只得率部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鉴于他有认错的态度，中央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次年4月4日，这位张“代主席”，利用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机会，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由延安投奔西安，一去不返。投入国民党怀抱后，他在军统局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
他听说陈独秀就在武汉，便在同乡、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陪同下，登门拜访陈独秀。落座后，他先是虚情假意地说了一通客套话，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何不再议十年前的事，重新再建一个党，这个党当然还是奉先生为领袖为旗帜……”
陈独秀这才明白过来，张国焘前来看望是虚，另有它图是实，便有意转身面向蔡孟坚：“蒋先生知道吗？他会允许我再组织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党吗？”后来，他又请陈独秀吃过几次饭，每当再提组党之事时，陈独秀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在武汉逗留近一年，陈独秀便应好友之邀，定居四川江津。他在江津的生活，清贫、窘困，甚至以典当度日，用他自己的话说，乃“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唯坐以待命耳”。1942年5月27日21时40分，老人因食物中毒而病逝。老友朱蕴山获此噩耗，匆匆前来凭吊，并做诗寄托思念之情，其中有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国民党政权瓦解之际，张国焘转往台北。因军统把他抛弃，他又迁往香港，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穷困潦倒的他，腆着脸面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短信。不久，中央便传来话：愿意回来是欢迎的，但是，必须承认和检讨历史上的错误。张国焘犹豫了。
恰在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亚洲研究中心，向他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他提供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情况，由此获得一些报酬，难以为继的生活才得以改观。1956年，他又萌生回去的念头，中央反馈的信息依旧。他踌躇再三，回去之念再度泯灭。
几年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找到张国焘，希望他写回忆录。他用四年的时间写成《我的回忆》，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二千港币，美之名曰研究费。香港明报月刊在取得中文版权后，又向张国焘支付一笔不菲的稿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快便波及香港。张国焘担心自己历史上的疙疙瘩瘩，会引祸上身，便三十六计走为上，与妻子来到加拿大多伦多，投靠在此教学的大儿子张海威。后来，又因经济拮据申请住进了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张国焘突然中风，自此只能坐在轮椅上，由妻子推着在室内活动。1979年12月2日夜，躺在病床的张国焘在翻身时，把毛毯弄到地上，虽数次按响电铃，沉睡梦乡的护士却一点反应也没有。那一夜，多伦多的风特别的凛冽，雪特别的狂乱，夜也特别的沉静，中国现代史上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样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时年82岁。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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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红色的起点
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在毛泽东病逝之际，从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病院里，发出一声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
这位老人中风在床，已是风中残烛，自知剩下的时光不多。他说：“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此人便是张国焘，比毛泽东小四岁。
张国焘晚景凄凉。一九六八年，他和妻子杨子烈双双住进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残年……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上，二十四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非常活跃，当上了大会主席，当上了第一届组织主任。
会后，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
此后，张国焘极其激烈地反对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上，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局秘书，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另外，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尖锐批评。
他意识到再坚持反对意见，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四个月后――五月二十一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张国焘，落进了北洋军阀的京师警察厅手中。据当时的《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历史档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所载：
“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
一个星期后――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张国焘受到严刑拷打的消息：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出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签字(引者注：加拉罕为当时苏俄驻华全权代表)，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系俄国何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层尚无结果也。”　　 　　　　　　　　　　　　　　　　　　　　　　　　　　　　　　　　　　　　　　　　　　　经过严刑拷打，张国焘招供了。据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日《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请转令严拿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所载：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案，而遏乱萌。”
由于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密捕李大钊。李大钊得知风声，迅即离开北京铜幌胡同寓所，避往河北乐亭老家。当晚，李寓便遭查抄。然后，侦缉队又追往河北乐亭。中国共产党中央及时安排李大钊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并不知道供出李大钊者是张国焘。除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根据《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逮捕中国共产党党员范体仁等多人。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组织趁机营救被捕人员，张国焘获救。他对自己狱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国共产党组织亦未察觉。直至解放后这些当年的审讯档案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才使张国焘那五个月铁窗生涯的真相大白。
张国焘出狱不久，出席中国共产党“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部主任。
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五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一九二八年六月，张国焘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大”，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驻苏联。直至　　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红军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毛、周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以为“长征是失败”，主张在川西休战，因此，双方产生尖锐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十月，张国焘自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引者注：即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原载《党的工作》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转引自于吉楠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去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祭扫黄帝陵。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担任主祭。祭毕，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返。
四月十七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四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在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一九四八年冬，张国焘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无法落脚，于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一九六一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经历能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
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费有了着落。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无奈，一九六八年，他和杨子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一九七六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张国焘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八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