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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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英 文史天地版权所有 www.wstdw.com!未经 1927年8月，汉口，“八七会议”
  　　按照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安排，1927年8月初，一批在武汉的中委、临委、共青团中委及湖北、湖南、上海等主要地方党委的负责人陆续来到汉口一栋英国人开设的怡和新房开会，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具体全面负责会议代表的接送与会场组织工作。
  　　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21人，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花了6天时间，将他们一个个带入会场，再一个个从后门送出。代表入场后，不再外出，夜晚尽管暑热熏蒸，也只能挤在房中席地而卧，以面包等干粮为食。
  　　这次会议之所以命名为“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是因为与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未到半数。会议推举李维汉为主席。这时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3位常委随南昌起义残余部队南下，一直在筹备会议的瞿秋白成为会议主角。在会上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作关于新任务的报告。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9日，瞿秋白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毛泽东婉拒了瞿秋白要其在中央工作的要求，主动提出要与绿林交朋友，被委任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指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自此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毛泽东一直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
   　　共产国际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领导层工人成分的稀缺。中共党内也普遍认为，应该使领导层由知识分子占多数迅速转变为工人成分占多数，这样，八七会议上选举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王荷波4人进入9人政治局，而且，苏、向均以两个全票（20票）当选，王亦得17票。唯工人成分论的政策一直延续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时才有所纠正，这对中共历史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有5位本土出生的工人运动领袖最为知名：邓培、苏兆征、王荷波、向忠发、项英。顾顺章只能“算半个”。顾早年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作，后赴德国留学，应归于知识分子行列；邓培主要在唐山、开滦从事工运，曾受列宁接见，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但已为李济深杀害；王荷波此时是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1885—1929），广东香山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21年与林伟民组建中华海员工人联合总会，次年领导该组织的罢工运动，是较早从事罢工运动的工人领袖，1925年省港罢工时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是本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性格沉稳，不善言辞，在中央常委会议上也是很少发言。在武汉政府后期出任劳工部长，没有按照共产国际要求以公开抗议的高调方式宣布退出，而是服从中共中央的要求以请假的方式退出，被共产国际认为“软弱”、有损工人领袖的形象，实际处于靠边站的地位。1928年2月，苏兆征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作为中共代表团全权代表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四大，随行者有向忠发。苏兆征在共产国际“六大”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农村工会国际副委员长，成为中共最早的国际工运领导人之一。1929年2月，回国不久因罹患阑尾炎在上海病故，年43岁。
        1927年11月，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七会议”后，各地党组织发动的暴动取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如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一度攻击长沙，声势浩大，虽有挫折，但毛泽东仍带着千余人转战在井冈山地区；鄂东、鄂南暴动特别是黄麻地区的秋暴，夺占了红安县城，建立了红色政权。这些都给处于白色恐怖之下的革命党人以莫大的心理慰藉，强化了“瞿秋白中央”的进攻动力，提升了他们的威望。“瞿秋白中央”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在全国发动总暴动，广州、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大罢工”，两湖、江苏、浙江等省“工农总暴动”。为加强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党的组织，整顿党的纪律，强化党组织的工人成分，于是惩办主义开始盛行。1927年11月9日、10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便成为瞿秋白中央“盲动主义”的形成标志。
　　在这次会议上，瞿秋白力促通过罗明纳兹提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对南昌暴动、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领导人予以纪律制裁，将谭平山开除党籍，张国焘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以警告处分；彭公达被撤销湖南省委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半年之监视”；罢免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但却补选周恩来、罗亦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组成，1928年2月，增加项英。
　　这次严厉处分暴动领导人，实际上宣告了陈独秀后中共中央一度存在的接班人“三驾马车”局面的终结。“实力派人物”谭平山被开除出党，失去了抗衡能力；老资格的张国焘则是“靠边站”，等待检讨，瞿秋白的核心地位凸现了出来。因为瞿的服从、顺从甚至盲从（李维汉回忆说，“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瞿秋白得到了“大毛子”罗明纳兹的信任，成为中共新一任“掌舵人”。
　　周恩来在这次严厉的组织惩罚中，命运使人费解。先是遭警告，但职务却不降反升，进入了常委。周恩来安然度过这次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再次进入党内核心领导层，负责中央军委及中央特科的工作，成功地站稳脚跟，是其以后政治活动较为顺利的重要一步。自此周恩来再也没有脱离开党的中枢，成为早期领袖的一个“特例”，这也说明瞿秋白的惩办主义有微妙的一面。
　　罗亦农（1901—1928），1901年生于湖南湘潭，与毛泽东、刘少奇家乡距离不远。1920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5年，1921年加入中共，是刘少奇的入党介绍人，回国后曾任江浙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军委主席、农委书记，是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上海第一任“红色市长”。在“八七会议”上，以湖北省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出任长江局书记，是湖北秋暴的直接领导人。湖北秋暴的成绩及罗的激烈进攻态度博得了罗明纳兹与瞿秋白的赏识，从而进入常委，负责组织工作，以弥补苏兆征去苏的空缺，此年，罗26岁。
　　罗亦农以留苏学生身份进入党内上层，反映这个群体已经引起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留苏学生群体擅长理论，长于辩论，思想教条痕迹较重，而且领略了苏联党内斗争的残酷，尤其是他们在苏联就与国际代表建立了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人脉资源使其在急剧的党内斗争中往往能够脱颖而出。虽然在陈独秀时代有彭述之进入常委，但彭氏是因个人业绩，且服膺托洛茨基主义，当是例外。如前所述，瞿秋白、张太雷的留苏成分和他们在党内地位的遽升有重要干系，罗明纳兹、米夫更重视留苏学生的作用。其后，罗亦农、任弼时、刘少奇、俞秀松、王一飞、肖劲光、卜士奇、任作民等第一批，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第二批留苏学生，都受到重用，成为后陈独秀时代一支重要力量。
　　罗亦农在党内高层时间并不长，1928年4月15日，筹集赴法路费无着的贺家兴夫妇告密，罗亦农被捕。贺家兴妻子何芝华漂亮，善交际，能讲德语，是朱德留学欧洲时的伴侣，两人生有一女。后来何芝华离开朱德，爱上了从法国归来的贺家兴。贺家是中共中央一个秘密据点，两人在罗亦农领导下做秘书工作，由于不遵守工作纪律受到罗亦农多次批评，两人因此怀恨在心；而且两人期望再次留学，高昂学费使其铤而走险，与租界巡捕房密商，以十万元的代价，出卖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十几处机关，然后携款外逃。他俩出卖的第一个人便是罗亦农。罗被捕3天后，被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20日，由蒋介石电令杀害，年27岁。
　　周恩来领“中央特科”调查清楚贺、何二人罪行后，决定由陈赓带领行动科（“红队”）战士，在罗遇害的次日凌晨突然冲进他们寄居的旅馆，以放鞭炮作掩护，将贺当场枪决，何芝华钻进床下，也被打瞎一只眼睛，从此精神失常。这一消息又一次轰动了上海。当时在上海的郑超麟这样记述说：“黄昏时候，邓希贤（即邓小平）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将报纸送给他。”
　　瞿秋白中央领导的暴动计划很快遭遇全国性的失败，刚有起色的革命事业再遭重创，瞿秋白因此受到党内尤其是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革命失败的又一例证。1928年2月，共产国际电示瞿秋白改正错误，3、4月，中央作出检讨。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来解决瞿秋白中央的去留问题就成为迫切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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