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两位重要人物：陈独秀与张国焘的恩怨

陈独秀与张国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们都曾为中国共产党做过开拓性的有益工作。但是，他们后来都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陈独秀进行的是党内反对派的非组织活动，最终为党所不容和抛弃，但他虽与党分道扬镳却仍不失耿介清白的气节和操守。张国焘则卖身投靠，堕落成反共反革命的国民党特务，丧失了做人的良知和自尊，成为被历史所唾弃的叛徒。
一
1916年秋，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9年从预科毕业后又转入本科。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思想活跃、激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北京大学执教，北京大学出现了崭新的气象。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所鼓吹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更给青年爱国学生吹去一阵阵清新的春风。
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作了思想启蒙的工作，他和胡适推波助澜，兴起新文化运动。后来，他又成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学生都将他作为政治明星而仰慕和崇拜。青年张国焘在读过陈独秀的许多文章后，认为中国的所有腐败、黑暗的东西，只有以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才能予以改变，因此便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是北大"国民杂志社"的主要成员，并与陈独秀极为关注和支持的"新潮社"来往密切，成了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出席者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后经多方营救出狱，去了上海。他在上海经常给李大钊写信，信中的言辞比他在北大时更为激进，主张要诉诸行动，大干一场。当时，北京笼罩在军阀专制的恐怖之中，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都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李大钊和张国焘也都名列其中，迫使李大钊打算同张国焘一道同去家乡河北乐亭暂避风头。可是，张国焘表示要去上海见陈独秀，李大钊对此表示赞成，他将陈独秀来信的内容告诉了张国焘，并让其转告陈独秀，他是从理论研究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而陈独秀的精力在于实际行动，如果陈独秀再有什么下一步的计划，他也是极表赞成的。
1920年7月下旬，张国焘来到上海找到居住在渔阳里的陈独秀，陈独秀见到他的昔日学生当然高兴，将张国焘安置在楼下的一间空屋内居住。张国焘在上海居住了很长时间，转达了李大钊捎给陈独秀的口信，陈独秀听后很兴奋。他告诉张国焘，中国现在已不是研究理论的时候了，而是应该成立一个类似于俄国共产党的组织的时候了。陈独秀的话匣子一打开，便是滔滔不绝，说他早在5月就和李汉俊、李达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关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他也向他们征求过意见，并得到赞同。8月，陈独秀等便在上海成立共产党。8月底，张国焘要回北京了，临行前，陈独秀让张国焘回京后转告李大钊，他将负责南方各省的党的创建工作，希望李大钊在北方创建党的组织，首先要组建北京的党，然后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发展。9月，张国焘到了北京，向李大钊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李大钊听后略作考虑，便表示赞同，认为现在无论是在理论和实际上，组织中国共产党都已具备了条件，不可能再重蹈9年前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的覆辙了。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组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主持小组工作。
次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议选举出中央局，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陈独秀因事滞留广州，中央局的日常工作由李达和张国焘主持，张国焘也就成了中共的早期领导人之一。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正式主持中央工作，可是，一个月不到，又被法租界当局逮捕。据当时上海《时报》载，法租界当局给陈独秀定的罪名是"编辑《新青年》"，"有鼓吹过激行为"，"有扰乱治安之嫌"，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政治身份。当陈独秀还在囹圄之中，张国焘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却擅自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公开了陈独秀所进行的活动，暴露了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当然，张国焘所为并没给陈独秀构成什么危险，他还是出狱了。但自此以后，陈独秀的行动再也没有以前那么自由，反动势力已将他视为异端，加以压制和迫害。
如同一些热衷政治的青年人一样，张国焘也是有政治野心的，所不同的是，他的宗派主义和另立山头的倾向尤为严重。他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时，便不能自觉地服从中央的领导，蔡和森批评说，张国焘"把组合书记部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变形，一切事情由组合书记部发命令找活动分子去工作，不用经党的通过。"中共二大后，为建立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产生意见分歧，主张建立党外联合战线，马林却坚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的关系。他们两人常为此事进行讨论，这本是党内的秘密，不宜过早扩大知情面。可是张国焘却把它拿到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会议上讨论，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张太雷发现这件事后，感觉到此事关系重大，立即向陈独秀报告，陈独秀听后极为气愤。马林知道后批评了张国焘，告诫他要克服"反陈独秀的倾向"。当时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在几十年后还回忆说："张国焘在党内搞小组织，企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后被张太雷揭发，在党内开展斗争，团内也发动反对张国焘运动。"中共三大时，陈独秀在报告中指名批评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一个重大错误。张国焘不服，多次找陈独秀，要其对"组织小集团"有个明白的解释。陈独秀仔细思考后，也觉得这种提法欠妥，便在另一次会上补充说明，张国焘没有什么小组织，但是有错误，以后不准再说什么小组织问题。话是这么说了，但宗派主义倾向和政治野心也是到了该纠正的时候了。                                                                                             　1922年3月，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便立即向陈独秀汇报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情况。告诉陈独秀，列宁在病中接见了他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还特意询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陈独秀不待张国焘说完，便感叹道："列宁可谓煞费苦心啊！环顾中国，也只有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其它的政治势力都不能算是革命的。但是，我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他和张国焘一样，在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方式上，与马林有着严重的分歧。马林主张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陈独秀和张国焘却坚持与国民党实行党外的联合战线。
马林的主张是得到共产国际首肯的，孙中山也赞成这一方式，而中共党内不仅陈独秀、张国焘，还包括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等，都不是立即就接受这一方式的，他们对此都有一个认识和思考的过程。陈独秀为此很苦恼，很想多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4月底，他和张国焘来到广州，在党的会议上，当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又提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问题时，张国焘首先发难，广州同志随声附和。陈独秀在发表了反对的意见后，还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去信，重申反对党内合作。一直到中共二大，马林的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都不能为陈独秀、张国焘等大多数人所接受，他只得回到莫斯科求救于共产国际，以行政命令指示中共接受党内合作的方式。
8月，马林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责成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专题讨论党内合作的问题。马林一改往日谦恭和睦的态度，在会上颐指气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将国民党定性为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要求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国民党尽早实行党内合作。然而，陈独秀却不理这一套，他依然坚持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说："共产国际既然已经作出了决定，但是，我仍有再次阐释我的观点的必要，我党党员如若加入国民党，势必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
陈独秀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央很有代表性，张国焘则是其中尤为突出的一个，他表示支持陈独秀的意见，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陈独秀清醒意识到，他和张国焘等人的发言已使马林十分难堪，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国际的决定。所以，他必须顾全大局，只得以舒缓的口气说："当然，如果这是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听到这里心情稍为宽慰。陈独秀接着又说："我们对国际的决定是有条件的服从，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必须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会后，孙中山采纳了陈独秀的意见。
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是好走极端的人，他们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的方式后，便又往往失却独立性，时时表现出迁就和放任的妥协性。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民党右派组成的"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他们的反共叫嚣，陈独秀也曾批驳和回击，但他又一味强调维护团结合作的局面，而放弃独立和斗争的精神。他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成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他还委派张国焘前往广州，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陈独秀采取了与共产国际一致的退让态度，派张国焘到广州查明事件真相。张国焘一到广州便去见蒋介石，向他表明中共中央和陈独秀仍然支持他的态度，蒋介石得寸进尺，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这个方案一经提出，苏联顾问鲍罗廷便和陈独秀商定予以接受。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蒋介石应对"西山会议"派作出惩处的表示。一场风波暂时平静了，可是陈独秀心中总是不踏实，对与国民党这种"捆绑成夫妻"的做法一直持怀疑的态度。他在和张国焘的一次谈话中，甚至以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感慨地说："如果我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每当国共关系出现波折时，陈独秀便给共产国际去信，频频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要求，重申他的一贯主张，与国民党结成党外的联合战线。
这段时间内，陈独秀和张国焘经常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共产党员应从国民党内退出，早退比晚退好，和国民党结成党外联合战线，比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更有主动性和灵活性。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又给共产国际去信，再提退出国民党，将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的意见。共产国际针对陈独秀的意见予以批评，布哈林还专门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出这种意见的危害性。同时，还让维经斯基专程到中国来，纠正中共党内的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铁的纪律的约束之下，陈独秀和张国焘也只有遵守国际纪律一途可循，不敢再逾越雷池一步。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深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强制推行的党内合作所致，可是，共产国际却将责任全都推给他。为此，他愤愤不平。党内同志也因共产国际的态度，而对他改变了往日"党的领袖"的看法。他是个自觉的人，立即给中央去信，辞去他所担当的中央总书记之领导职务。正是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张国焘和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到中国，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时，宣布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作为惩罚，陈独秀已不能再担任总书记。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仍是中央委员的陈独秀虽在汉口，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他参加会议。会后成立了以瞿秋白为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取代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常委会。
这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层较为混乱，难以形成领导核心，先是张国焘，后是瞿秋白，中央领导核心在交替更迭中。张国焘虽然不是核心了，但他凭借自己的应变能力，依然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中为候补政治局委员。不过，在事关"八一"南昌起义的重大问题上，他却栽了一个大的筋斗。7月中旬，中共中央便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各项准备工作已是箭在弦上，可是，张国焘还是以共产国际将不理会、不支持南昌起义为理由，阻挠南昌起义的举行，党内同志对此极为反感，认为张国焘是"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反对干。"有的还说："此次国焘的行为，实应受处分。"张国焘虽然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成为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后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他还是被开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张国焘领袖欲望很强烈，他不甘心失意和冷落，为改变目前的颓势，在政治上再次崛起，他设想组织新党即工农党，并设想这个党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只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友党。他很想去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并借助"老先生"的余光，使酝酿中的新党更有召唤力。可是想到自己对陈独秀的态度，想到大革命失败后，为表示自己的"清白"之身，对陈独秀阳奉阴违，甚至拍着桌子辱骂的情景，便又觉得无颜去见。但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心想这个新党因脱离共产国际，必然会使陈乐于接受，就硬着头皮去见陈独秀。果不出所料，陈独秀认真听着张国焘的游说，已有认同的表示。但是，他细细想来又觉得有诸多难以实行的地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地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1928年5月，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于6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共产国际特意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和罗章龙为六大代表。这天，张国焘和项英早早来到陈独秀住处，劝说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六大。陈独秀却断然拒绝去莫斯科。他说："国际全诿过于我，并有牺牲我的意向，党内又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我去干什么。如果，六大能取得料想中的成绩，我也不会再对国际和中央持反对态度。"
中共六大如期在莫斯科召开。虽然陈独秀没有参加会议，但是，自然免不了"缺席批判"，张国焘作为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自然也受到了批评。六大以后，张国焘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而留在莫斯科。11月初，斯大林接见瞿秋白、张国焘，和他们就中国情况作了广泛的谈话。在谈话中，斯大林尤为担心陈独秀因被排挤出中共六大选举的中央而出现的负面影响，即陈独秀是否会办报，是否会组党，以和共产国际抗衡。他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它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张国焘告诉斯大林，陈独秀因从事共产主义活动，他的诸多的社会关系已经断绝了，许多昔日朋友多已在对立的营垒，他们已不可能在财力上支持陈独秀办报。张国焘还告诉斯大林，尽管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有分歧，但是，他的那些有政治歧见的朋友们，仍然把陈独秀当作一个共产党员，所以他不可能从事公开的社会活动。
陈独秀确实不能进行公开的社会活动，尽管他自诩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可是国民党仍将他列入"颠覆国家政权"的黑名单。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并由南京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这时，早已叛党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也在武汉，他得知陈独秀来武汉后，便由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作东，强拉陈独秀吃饭。此时，陈独秀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但是在谈到实质政治问题时，陈独秀则含糊其词，不置可否。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个共产党，想拉拢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对我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不久，陈独秀由武汉、重庆来到江津定居。这时，王明等诬蔑陈独秀为"托派汉奸"，陈独秀对此极为恼火，并迁怒于中共中央。张国焘又以为有机可乘，再一次打起了陈独秀这张牌。他向蒋介石和戴笠建议，组织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以离间、恶化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关系，并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以削弱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和影响。蒋介石批准了张国焘的建议，并让戴笠去拜访陈独秀。戴笠本来打算与张国焘一道前往，后来考虑到张国焘已在陈独秀面前碰了几回钉子，如果再让其前往，必然引起陈独秀的疑忌。所以，1939年春，戴笠只和胡宗南到江津拜访了陈独秀，他们特意将陈独秀的学生，已是国民党官员的傅斯年、段锡朋等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一事辩护的剪报，交与陈独秀，想以此与陈独秀交流情感，唤起他对中共的不满。陈独秀虽不知道这是张国焘的诡计，但是，他却极为谨慎，在谈话中只对时局作应酬性的解答，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既不偏袒一方，也不攻击另一方。这样，张国焘的诡计便又一次破产了。
陈独秀晚年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免不了朋友的资助。但是，对于国民党官僚或共产党叛徒的赠送，即便是同情而非政治拉拢，他也一概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与陈独秀同在北大执教，出于朋友关心，他让张国焘向陈独秀转赠5000元支票一张，陈独秀断然拒收，张国焘尤为不快，叹道："仲甫先生，总是如此。"张国焘又让陈独秀的学生郑学稼汇去，陈独秀照旧不收，并在信中嘱其将支票面交于张国焘，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陈独秀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他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都始终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这正是他的可歌可泣之处。张国焘则全然相反，早年参加革命，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他的可耻可悲之处在于，他卖身投靠，助纣为虐，虽竭尽全力，狺狺狂吠，反共反人民，最后也为他的新主子所抛弃，落得客死异国他乡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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