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3

中共早期的中央领导人
1925年1月，上海，中共“四大”
按中共中央早期的惯例，党代表大会是1年召开1次，这个符合民主原则、有利防止党内独裁的制度后因局势的变化，出现重大改变，但至少“六大”前这一制度还是基本上实现了。“四大”的主要议题是探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特别是如何应对右派的攻击和孙中山的“右倾”。这时，由莫斯科、巴黎等欧洲国家回来的一批热血青年，以知识、能力、热情及国际背景给中共中央注入了新的活力，迅速成为中共中央的“后起之秀”，其中的佼佼者就有周恩来、任弼时、彭述之、陈延年等人。
中共“四大”重新改选了中央局，改党的最高职务委员长为总书记，中央总书记职务自此正式设立，由陈独秀出任，陈并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取代“消极”的蔡和森，但蔡和瞿秋白仍是宣传部成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负责工运、农运的领导工作，这样，陈、彭、张、蔡、瞿5人组成中央局。
彭述之（1896—1983），1896年生于湖南宝庆，1919年入北京大学学习，深受陈独秀的思想影响，是五四运动的激进分子，1920年在陈独秀的引导下加入青年团，并被选送到苏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进入蔡和森主持的《向导》周刊，开始参与中央的决策。彭在国共合作、民族革命性质诸问题上与陈独秀看法非常接近，因此，受陈委托起草了中共“四大”的报告、文件，也因此进入常委，是年，彭29岁。
后来，彭述之成为陈独秀的最主要助手，特别是在国共合作的晚期，在蒋介石的反动已是“司马昭之心”、共产国际束手无策只是一味要求中共中央退让、党内人物则激烈批评中央的情况下，陈独秀力主中共脱离国民党另行发展，取“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党外合作”方式，不赞助、资助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扩张行为。陈独秀“另起炉灶”的主张得到彭述之的支持，但为共产国际不容，在批陈不能的情况下，党内反陈势力就借批彭展开活动，彭述之因此饱受攻击。而且，彭述之平日有“孔夫子”称号，道貌岸然，喜怒不行于色，道学色彩浓郁，但却与向警予的恋爱而闹得满城风雨，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等均认为蔡和森政治失意，身体欠佳，彭述之是乘人之危。大家纷纷指责“老头子”陈独秀不仅思想右倾，而且家教不严，有损“家风”。因此，在“五大”上彭述之成为陈独秀的“替罪羊”落选中央局。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革命失败责任问题另有看法，彭述之抵制瞿秋白中央的批评，另组织“反对派”，成为“托派”领导人物，被开除党籍。1948年底，彭述之组织“中国革命共产党”，全面领导“托派”组织，成为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核心人物。建国后，移居香港，继而旅居西贡、巴黎，1973年起在美国定居。1951年在第四国际第三次大会上，彭述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局成员。1983年在美国病逝，年87岁。
张国焘并未出席“四大”，当时他正在北方协助李大钊负责工运，也做得很有成绩，但却遭到北洋政府的逮捕，这是张第二次被捕，而且还被关进五四学运时坐过的那所监狱。张的被捕激起全国反响，孙中山、陈独秀等著名人物纷纷发表声援言论，全总等有影响的社团亦予以支持，因此这5个月的牢狱生活，为张博得了莫大的声誉，在“四大”上，得以再次进入“常委”行列。
张国焘的“东山再起”，另一原因是他改变了以前反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张氏是中共早期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人物，这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违，因此老资格的张氏也一再“靠边站”。在“四大”后，张国焘见国共合作已形成局面，共产国际主宰中共的情势不可避免，转而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成为最坚定赞成国共合作的领导人之一。到1926年，苏联领导中国革命的机构有3个组织：“国府顾问”鲍罗庭在广州，随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势力行动，中共广东区委如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隶属其领导，是坚决主张“党内合作”的“合作派”，由于有鲍罗庭的支持，广东区委经常超越中共中央单独行事，几成党外“政治局”；加拉罕在北京，为苏联在华一切组织与机构的领导者，并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北方局及北方革命运动，主要进行与北洋政府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的沟通工作，对国共合作并不积极，属于“中间派”；共产国际远东局由书记维经斯基领导，在上海坐镇领导中共中央局，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都在上海活动，对于国共合作颇为分歧，维经斯基态度近似陈独秀等，属于“消极派”。由于鲍罗庭、维经斯基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国共关系存在分歧，经常发生剧烈冲突，而远东局又是中共的“第二个中央”，事无巨细都进行广泛的干预，致使中共中央的领导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也使中央人事及常委个人的命运出现了许多意外的变化。
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芜杂、孙中山的“限共以溶共”政策一直相当反感。孙去世后，蒋介石等更右倾，与“西山会议派”合流已经日趋明显，国民党的军事扩张必然带来其全面反动。共产党在国民党里面做大做强，国民党绝不可能允许，国共分家是迟早之事，所以陈独秀一贯主张保持共产党的“党外身份”，独立发展，在思想、价值观上制衡之。但共产国际秉承苏联政府需要寻找在中国的“同盟军”，因此全力支持国民党扩张，以抵制日益反苏的北方张作霖政权。于是，对于蒋介石极为明显的限制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诸活动，采取默认、纵容的退让政策。陈独秀远在上海，无法控制广东共产党人的行动，这时受命赴粤调查的张国焘等，却一反前议，转而要求陈独秀改变态度，支持蒋。对于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出尔反尔，不明底细的其他中共中央成员，纷起指责陈独秀、彭述之的软弱与退让，党内风潮骤起。
恰在此时，彭述之与向警予的婚外情风波未熄，陈独秀却神秘失踪一个多月。原来陈外恋一女医生施芝英，两人秘密同居，直到施不满陈将之逐出。党的总书记一月多不视事且不知去向，引起党内极大恐慌，中共中央顿失重心，不得不将领导机关移至北京召开紧急会议，“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等认为陈已被秘密处死，张更是连连叹息，说：“老头子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几乎要哭出来。好在不久陈独秀索然回来，大家才知道原委，这样，陈独秀的威信又减弱了不少。
蔡和森先是与陈独秀意见相左，在中央宣传部只是“闲职”，工作很是消极，又遭遇向警予的婚变，心情更为抑郁。蔡本来身体就一直不好，气喘相当严重，经常整夜难眠，于是在1925年10月中央送他到莫斯科养病，同时以中共代表团团长身份驻守共产国际。蔡和森在“五大”前回国，是阳批彭述之、阴批陈独秀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取代彭出任宣传部长，并代理中央秘书长。国民党“四一二”、“七一五”全面反共后，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的旨意，需要有人为共产国际的政策失误承担责任，于是，陈独秀被停职，反陈、反彭的蔡和森因此成为陈后的重要人物。但为了瞿秋白的顺利当权，蔡和森亦被勒令停职，去苏联海参崴办党校。但蔡和森多病的身体不允许他出国，只能留在武汉养病。蔡人在病床，心忧党务，多次写信批评瞿秋白的主张，要求中央不能撤离革命重点地区武汉而迁移至上海租界，但瞿等认为蔡和森只会“天天写信唱高调”，对其继续批判，并在“八七会议”后外派蔡和森为中央特派员，赴北方局领导工作。
瞿秋白（1899—1935），1899年出生在江南常州府武进县一座名为“八桂堂”的大邸宅里。瞿家是常州的望族，祖上世代为官，典型的书香门第，但到瞿秋白幼年时，家道中落，已如“万丈波涛中的破船”，风雨飘摇，日甚一日的衰败，瞿氏自己即形容他的童年生活是“痛、苦、愁、惨”。
1919年五四运动是许多年轻人人生岁月的分水岭，对瞿秋白也是如此。5月4日，瞿秋白被所在学校俄文专修馆推为代表，参与了天安门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激烈行动，后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评议部成员，曾两度入狱，在8月23日因参加抗议“马良祸鲁”而第二次入狱时，感染肺病竟终生不愈，留下刻骨遗憾。瞿秋白成名是在1920年作为《晨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游历俄国发回的系列报道，其时，列宁领导的俄国示好中国，答应归还一切条约侵占的利益，而且工农专政的新局面使渴求出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群起效仿，期望以俄国道路为解决中国苦难的新办法，在此前提下，形成一切以俄为新、唯俄是尚的风气。瞿秋白先行一步，在国内博得名气；1921年得列宁的召见，并被聘为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俄文教员，使其更添威望。顺便说一下，此校学生中有后来成名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彭述之、萧劲光、柯庆施等人。
瞿秋白因为俄语流畅，且是先加入俄共再入中共的“国际党员”，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高度重视。在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中，瞿秋白与其好友张太雷是“突出”的两位，一直充当国际代表翻译的角色，可以在中央领导之外行动，尽管权力安排可能在决策层外，但一直为中共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在“四大”上，瞿秋白进入中央领导层，负责协助彭述之、蔡和森领导的宣传工作，是年，瞿25岁。
瞿秋白初入领导中枢，职位并不显要，但在1926年调查“整理党务案”中凸现了他的国际代表的“代表”的特殊作用。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后，加紧排挤共产党人，而鲍罗庭领导的广东区委则特别强调工运的作用，期望以工运成绩来减轻在政府权力安排中的损失，导致省港大罢工形成无法收尾的局面，恶化了广东政府的财政形势，增加了苏联政府的负担。于是，苏联当局责成远东局组成考察团进行调查，成员有由维经斯基、拉菲斯、福京组成的使团和张国焘、瞿秋白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调查结果不了了之，维经斯基反对鲍罗庭的政策，回到上海后，联合使团成员集体上书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指责鲍的错误，断然提出“撤换鲍罗庭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不料联共中央否决了这个建议，决定鲍罗庭直接听命于莫斯科，远东局一切决议、措施都须与鲍协商，鲍氏得以成为联共和共产国际驻华的主要政治代表。共产国际指示重新明确了共产国际代表及苏联政府驻华各机构的领导关系，这显然不利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但瞿秋白在广州期间却是鲍氏政策的支持者，得到了鲍的高度信任，这为瞿以后走向中共领导层的高峰埋下了伏笔。
1927年4月，汉口，中共“五大”
“四一二”蒋介石在华东大规模“清共”后，中共中央迁移武汉，但武汉政府的反动也是眼见的事实，中共形势日见危殆，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却处于混乱之中。张国焘回忆说，政治局“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往是由鲁易（即罗易，共产国际代表）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等也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蔡和森亦在1927年9月写就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对这些无休止的冗长争辩记载说，鲍罗庭与罗易之间一直在不断地就基本政策问题进行争论，加剧了中共领导的困惑和分歧，在四五月间根本谈不上中央的什么领导。在中央委员会内对每一个问题都有分歧。在有国民党人参加的会议上，共产党员中央委员，彼此进行争论，并且预先不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内达成共识就发表不负责的声明。
实际上，党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彭述之虽有陈独秀的庇护，但受到其他要人的尖锐批评，高层的分化日益明朗化。共产国际“换陈”的意向十分明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被指为“三巨头”，都有接替已经消极的陈独秀的可能，但陈独秀的威望仍在，大革命仍有武汉的成果，因此，共产国际也是举棋难定。共产国际不满意陈独秀、将要抛弃陈却是人人尽知的“秘密”，与陈划清界限、争取政治资本成为此时“有志者”几乎一致的行动。
在此情况下，中共“五大”在武汉匆匆召开。大会选举结果还是留用陈独秀，但对陈的“左臂右膀”彭述之则“痛下杀手”。瞿秋白在会议开幕的当天，在每个代表的桌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副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作为中央常委的瞿秋白敢于当面批评另一常委且是其顶头上司的彭述之，显然有国际代表的支持。罗易即明确说，“瞿秋白所写的东西”“是对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表示不满和批评的惟一一次有组织的形式。我们认为这是很有希望的征兆。”
大会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将以前惯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开始，并产生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陈独秀继续担任总书记，常委会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这与“四大”构成基本相同，只是受到攻击的彭述之落选。按组织原则，常委会须由单数组成，以便决议争议问题时，有一票的多数决定。所以，后来补充了来自湖南的李维汉。
李维汉（1896—1984），1896年生于湖南长沙，1918年与萧子昇、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次年与蔡等18名会员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筹组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回国入党，1923年起接替毛泽东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担任湖南主要领导人达4年之久。北伐前后，湖南农运成为全国楷模，李维汉的声望大有提高，在“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组织部长，进入党的核心决策层，这年李维汉31岁。
中共“五大”改选领导班子后，革命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反而仍在恶化。汪精卫政权右倾已不可避免，因苏共内部斯大林、托洛茨基的纷争共产国际也是六神无主，只能一再出台激进政策来抛弃责任。6月1日，共产国际“紧急指示”到达中国，要求中共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名共产党员，加上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5支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实际上就是要完全改组武汉政府，政治局当即举行会议讨论，认为现在无法立即付诸实施，并征得罗易同意后，回电莫斯科称：“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罗易认为或许以诚意可以说服汪精卫，于是在5日私自将此指示透露给汪，第二天更为汪拿出一个副本，企图在紧急关头“重新赢得汪的信任”。汪见后“非常吃惊”，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得知内容后，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国民党同共产党之间的战争。”罗易对汪说：“拟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汪拒绝接受，指责说：“你们破坏了协议。”后来，共产国际得知消息后，来电停止了罗易的代表资格，但恶果已经造成，作为政客的汪精卫抓住了反共的最后一个借口。自此，鲍罗庭“垂头丧气”，陈独秀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更加消极。
6月中下旬，共产国际电示鲍罗庭，训令中共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鲍氏，并明确指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此“训令”一直被鲍罗庭扣押，秘而不宣，直到7月12日即汪精卫政府反动的前3日，在风声鹤唳的武汉，鲍罗庭才宣布改组中共中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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