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与资产泡沫

2007-09-10 15:36:25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
本报评论员　王梓　主持
本报评论员　周慧兰　曹理达　代忘　整理
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已成为时下诊断中国经济最常用的两个词汇，而以肉价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主的通货膨胀似乎也为各界担忧。受长期存款利率过低、投资增长过快、信贷增加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过大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在不断创造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而这些压力产生的更深层次原因还在于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的不平衡。当前的首要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争论通胀是温和的还是恶性的，而在于找到通胀的根源所在，唯此方能对症下药。
与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给人们带来的忧虑形成鲜明对比，房价与股价的轮番上涨使得无数投资者收获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红利”，然而，面对股市越来越高的市盈率与“且调且涨”的各地房价，投资者在亢奋中不免夹杂着几许隐忧。
政府频频出手调控物价、房价与股价正反映了对危机之可能的担忧。调控之道在于寻求利率、汇率以及内外需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然而，揭开温和通胀的面纱，中国经济是否即将出现拐点？中国的股市与楼市是否存在泡沫？如果存在，哪个泡沫会先破裂？谁的危害会更大？面临流动性过剩以及股市和楼市存在的问题，政策调控该如何选择？
9月1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共同举办的第四场“天籁之音·巅峰对话”圆桌论坛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秘书长王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张立群、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就以上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郑小伶也参与了现场讨论。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47期。　(周慧兰)
价格上涨推动温和通胀？
《21世纪》：最近，粮食和肉禽蛋类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今年7月份CPI涨幅达到了5.6％，尽管我国对价格高速增长做了调控，但粮食和鸡等基本生活物品的价格还在上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价格走向？
王建：现在的物价上涨并不是反映了总体需求的膨胀，而主要是由结构性原因造成的。在整个产品供应中有一部分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比较快，由此带动了全体物价水平的走高。预计在秋粮上市以后，物价涨势可能更加明显。今年将近11亿亩的秋粮收获面积中，有23％受灾，秋粮减产会继续拉大食品供求的差距。
张立群：我认为食品价格上涨是年度内的短期现象，不是长期现象。今年四季度食品价格和CPI的涨幅都会有所回落，现在经济不热，低物价的格局未来会继续保持下去。但是经济不热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从资源、环境的矛盾约束考虑，我们的经济增长不能太快，到了11％就要稳住，要控制内外部的需求，使增长速度稳定下来。
《21世纪》：近段时间价格上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从中期来看，土地、劳动力和技术变化这些因素将会如何影响到价格趋势？
张立群：中国的农业生产基础、粮食生产基础总体是不断稳固的，粮食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居民对粮食的需求比较稳定，尽管有人口增加的因素，但由于人均粮食消费量总体趋降，因此保障吃饭的粮食需求变化不多。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粮价和食品价格总体稳定。
考虑进农业技术进步的因素，现在播种面积增加虽不多，单产水平一直在提高，最近几年的粮食增产主要是依靠单产的提高。最近连续三年的粮食增产，此外，我国粮食库存水平很高。因此，我们的粮食供给保障是比较高的。那种怀疑农业或者是吃饭基础出了问题的想法，我觉得值得商榷。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稳定农业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对种粮农民的直补、生产资料的补贴和对农民的减税免税，农业生产基础在逐步改进，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人吃饭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两年的食品涨价，我认为是以下原因造成的。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实行了保护价收购，使得国有粮食企业成为社会粮食储备的主体，现在60％的粮食储备在国有粮食企业手中，他们高价买进也希望高价卖出，收购季节收进粮食后，为了防止价格下跌，粮食投放得比较慢，因而导致粮食价格上升。去年四季度国家粮食总局有严格的要求，要及时投放粮食，到今年春节，口粮价格，包括小麦和大米价格已经稳定下来。今年的食品涨价中，粮食涨价并不多，7月份粮食涨价6％左右，这个涨幅并不高。
现在主要是猪肉和鸡蛋价格在上涨，这不是供给能力出了问题，而是生产和流通模式在转变。比如猪从散户饲养向规模饲养转变，生产模式的变化与市场对猪肉供求的调节结合起来，使得猪肉价格波动幅度加大，去年春天猪肉价格降低到每斤2.7元左右，严重损害了养猪积极性，导致今年猪肉供给大量减少。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应对生产模式与流通模式的变化，通过建立猪肉周转储备，搞一些猪肉期货等稳定猪肉价格的变化。
饲料价格上涨是导致猪肉和鸡蛋价格上涨的又一原因。玉米涨价，不是玉米的产量下降了，而是玉米的用途变化了，原油价格上涨使得生物乙醇有利可图，很多玉米用于加工生物能源，玉米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美国把这项技术发展起来以后，美国国内玉米需求量的增加使得大豆种植面积减少，大豆的价格就提高了。而我国生产食用油的大豆主要是靠进口，这就导致了食用油价格的上涨。因此，饲料价格上涨不是由产量变化，而是由需求变化造成的。现在，国内严格限制生物能源的发展，这对稳定饲料价格的作用是很明显的。此外疫情和疫病的发展比较集中，也是导致猪肉和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目前对蓝耳病的防治卓有成效，政府帮助饲养户上保险，提高抗风险能力等，这些措施到今年三、四季度会逐步见效。
王建：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的物价上涨，是中国经济的拐点性变化。在“十一五”中期会看到消费物价的长期上涨变化，原因是工业化占用了太多的土地，同时人口在不断地增加，和1999年相比已经增加了约8000万人，土地供应有限，人口的增长增加了需求的刚性，这个矛盾会长期存在。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还要增加近2亿人口，但耕地不会增加，还要减少。所以我说由食品价格带动消费物价上涨将是一个长期趋势。
李稻葵：我认为今年下半年会是一个拐点，即中国经济进入温和通货膨胀时期。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供给逐步下降，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经济的发展使得农用地转向非农用地。二是劳动力已经走出充分供给，经济走出高增长、低工资的奇怪区域。
今年夏天我们去广东一带进行了调研，发现过去两年他们的工资涨了25％，但招工仍有困难，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社科院的研究发现农村的劳动力基本上以妇女、45岁以上的和未成年人为主，壮年劳动力基本上都离开了农村，农村作为劳动力蓄水库的作用在逐步消失。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用工成本的上升使得农产品价格有上涨的趋势。现在的生产能力比较充足，企业利润比较高，还有一定的压缩或者是吸收成本上升的空间，成本上升并不会完全传递到产品市场上来，因此会进入一个温和的通货膨胀时期，即通胀率在3％－5％之间。
张立群：价格上涨包括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种形式，稻葵强调的是工资和土地成本的上涨所推动的价格上涨，我强调的则是需求拉动的价格上涨，因为没有需求，成本再高，价格也很难提上去。
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力和土地的成本对价格是有影响的，但从各国发展的情况看，价格周期更多和技术进步相关联，技术进步对价格下降的作用更为明显。一方面，工资要上涨，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会比工资提高的速度快，因此价格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涨。
还有土地问题，城市化发展不是浪费土地，而是节约土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释放土地的，农村的宅基地模式转为集中居住的城市模式，居住占用土地的总量在减少，因此可用土地并不是绝对减少。
李稻葵：技术进步的确会促使价格下降，但我认为技术进步分两类，一是传统行业的技术进步，包括钢铁、粮食这些行业的技术进步，这是比较慢的，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例，单产600－800公斤的超级水稻的研制成本是很高的，推广起来也很难；二是新兴行业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的提高上。因此，严格地说，这些质量提高、价格下降在统计中无法显示出来，最后消费者感受到的还是价格不变或上升，而不是价格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很难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
当然，劳动力工资、粮食价格温和上升是好事，不是坏事。
“过热”将成为历史？
《21世纪》：李稻葵先生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将进入温和通货膨胀时期。其他几位认为现在是否已经出现过热？会否引起全面的通胀？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阶段以及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约束？
彭志龙：经济过热在1990年代讨论得特别多，当时谈到经济过热，一般有三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是严重的通货膨胀，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物价上涨的幅度百分之十几，最高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几；第二个表现是包括农产品、煤、电、油、运等供不应求；第三个表现是供给跟不上国内的需求，即进口多于出口。这三个表现大致是同时出现的。
用过去的标准衡量，现在的状况还不属于经济过热。现在经常有人把3％的CPI作为一个分界点来衡量物价是高还是低，我认为3％的分界点是指导性的，它并不代表经济热和冷的分界。虽然从7月份的数据看，CPI的增长达到了5.6％，显得偏高，但是这一指标不能单纯地作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
张立群：首先应当定义什么是经济过热，经济过热的直接表现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物价涨幅较高。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看，供不应求是过热的状态，导致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则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低于实际经济增长率。
当前，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和技术供给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即使增长到12％，也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近几年我国技术、资金和人力的保障都具有较大潜力，因此，供给的潜力应该说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判断经济过热，我认为理由不是很充足。现在除了食品以外，大多数产品如手机、数码产品、电视、家用电器、各种服装等都不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今年，煤、电、油、运的紧张状况全面得以缓解，在夏天用电高峰期，华东、华南地带也很少有拉闸限电的情况发生，供求向着缺口缩小的方向在转变。近几年国内需求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降低出口退税和增加出口关税的情况下，国外需求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在逐渐回落。这表明我国的供求总量是向着供求缺口缩小的方向在发展，如果出口得到有效管理，投资水平保持稳定，明年需要关注的则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李稻葵：立群强调的是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产生经济过热，我认为目前的经济过热主要表现在投资总体规模很高，投资规模大约占了GDP的44％左右，有投资就有需求，因此，生产能力的扩张在短期内表现为需求的上升，长期的扩张难以被未来的生产需求所消化，所以我担心2008年之后，资产价格下降，占GDP2％的需求就会消失，财富效应下来以后，就会出现供给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经济滑坡的情形。
《21世纪》：看来，在“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上分歧较大，判断经济过热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王建：我们通常用的衡量过热的标准，是否存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增长瓶颈部门，是否存在着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这是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发生经济过热时的一种常态。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还会不会有以前的那种普通的短缺出现？今后我们是否存在那种标准定义的“过热”？现在的说法是“防止偏快转向过热”，该说法认为现在是偏快，之后会过热，难道我们会回到过去的那种“过热”？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现在应该应用马克思对经济增长周期的分析，即对传统的经典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箫条，箫条之后是复苏，复苏之后又是萧条”，我们现在处在繁荣期，在这个繁荣之后是过剩。我们等不来“过热”，因为经济没有瓶颈约束。过热是中国经济中迟早要被淘汰的词。
彭志龙：过热毕竟是形容词，没有很确切的定义，我讲的是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标准，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更新的标准，如果用过去的标准衡量，我还是同意张立群的观点，不过热，除非重新定义一个过热的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也同意王建的意见。我认为，简单地讨论过热不过热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当针对当前的实际问题考虑对策。
李稻葵：我认为应该用不可持续性的过快增长来形容当前的经济状态，立群认为我们不存在各种瓶颈，不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但我想现在存在需求瓶颈。需求从短期看可以支持生产能力扩张，因为短期内生产能力过程中产生的如钢铁的需求是自我的需求，是自我循环的需求，过一两年当激情消失之后需求会下降，就显示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理念的衰退。
股市与楼市：哪一个泡泡可能先破裂？
《21世纪》：如果说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让人担忧，那么房地产和股市价格的上涨似乎是投资者乐于见到的，那么，房地产和股市是否存在泡沫？
王建：资产泡沫问题和经济体系里的其他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内外失衡、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过多，以及谈流动性过剩、地产和股市的泡沫，这些问题的背后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不均衡，越来越多的收入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结果造成储蓄过多，消费过少，储蓄转换成投资，投资多了消费不了，从而形成了过剩产能。过剩的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就走向国外，转化成贸易顺差。
一直以来，央行根据经济增长和合理的目标增长来设定货币投放量，把流动性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现在货币投放变成了被动的事情，贸易顺差引来了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结果热钱不断地进来。当货币投放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形成了对国内资产价格的巨大需求。比如土地的价格一定是不断上涨的，因为有流动性在追逐，楼价和流动性形成不断攀升的过程，因此房价还是要涨的。在日本、台湾省、中国香港和韩国，房地产成本中土地价格占了九成，中国大陆仅占四成。现有的18亿亩土地我们可能要守到2030年，每年的可增加用地面积非常有限，所以说土地价格一定会涨。2008年中国会进入产能释放的集中期，经济可能转入过剩，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会有一个短期走低的过程，2009年楼价可能出现低谷，但是之后还是会继续走高。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它的反应是滞后的。如果明年经济矛盾比较显著，美国危机的爆发使我们的外部需求减少，经济增长率降低使得实体经济中的资本外流，外流也没有出路，只能回到股市上去，股市火了以后，泡沫就会更大，因此，2008年经济会逐渐下滑，2009年股市也会出现下滑。
彭志龙：个人感觉房地产价格偏高。国际上有一个判断标准，房价高低主要看它和家庭年收入的关系，一般的说法是一套房子的价值应该是家庭五至六年的总收入。用这样的数量关系来衡量目前大中城市的房价肯定是偏高的。
简单地做一个推论，如果北京的房价一直往上涨到三五万一平米，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支付能力呢？房价还是需要与购买力的水平相适应。短期内流动性追逐房地产是完全可能的，但从长期看，一定会回归到一个国家正常的居民购买力水平上，这个关系不容易被打破。
张立群：我认为房价泡沫并不多。近几年的政策调控，投机性需求得到了控制，投资性和改善生活的需求比较旺盛，20－29岁、50－59岁的年龄段人口比较集中，年轻人要成家立业，50岁的人要改善居住条件，都支持了未来的买房需求不会明显地萎缩。
房地产开发一般是五年一个周期，总体来看，是一个城乡布局的大调整。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而需求的增长又相对较快，特别是近几年，不仅是自住的买房需求，还有投资性、投机性需求都在增长，使得未来买房的需求被提前释放。房价中长期会上涨，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的提高，买房的需求会不断扩大。
因此，未来房价还会保持在3％－5％的上涨水平。针对这一趋势，政府要通过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将基本住房需求保障好。
再谈股价，如果股市发展下去，肯定是存在泡沫的，流通中的货币多了，有可能支持的需求扩大，导致股市增长加快，从而拉动股价上涨。上市公司发行新股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在这种背景下，未来的风险是股价持续上涨，从而牵动各种资金进入股市去赚钱，可能把社会物质再生产领域中的资金、时间和精力都投资到股市，导致账面财富不断膨胀，实际的物质产品、生产过程却停止下来，这时泡沫就出现了。这就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
从积极的方面看，今年以来对于股市上的变化，政府在政策上是有预见性的，特别是加强了对股市的监管，严格了资金进入股市的渠道，如前段时间对八家银行违规操作的惩治。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股市风险的释放比五月份以前更为及时，上市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出现的风险和变化，通过不同形式的风险释放，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李稻葵：中国经济最基本的矛盾是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家庭、企业的储蓄率非常高，整个经济的储蓄率大约在50％左右。另一方面，高质量的资产供给相对不足。一边是很多人想投资，另一边是投资的渠道和对象有限，于是资金就集中到了两个地方：股市和房地产，这就导致了这两个市场价格的上涨。
目前的问题不是传统的流动性过剩，因为传统的流动性过剩是指银行信贷过松，但是现在是很多银行已经面临现金不足，需要收回贷款的问题，流动性过剩这个词在使用上是有一定误导性的。股市和楼市不同，房地产上涨有一定的理性在支撑：一是城市土地的供给不足，尤其市中心土地的供给是刚性的，因此有一定的真实住房需求在支撑着价格上涨。现在政府已经采取了双轨制，即商业性的住房完全放开，所以商业性的住房价格还会上涨，而非商业的补助性、福利性的住房价格不会涨。房地产的情况和股市不同，购置房产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虽然房子年租金一般只有房价的3％左右，但是拥有稳定的租房收益会加重安全感，因此，即使房子的回报率不高，中国人也要买房。
证券市场的泡沫表现在价格明显是太高了，平均市盈率大约在45倍以上，如此高的市盈率，如果市场是理性的话，它客观上要求每股收益以6％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下去，这才可以支撑如此高的市盈率。历史经验表明，这是很难的。因此，目前这么高的价格是靠一股气儿来支撑的，这股气儿就是大家觉得股价还会涨，都往里面投钱，这个价格才会继续涨下去，但是突然有一天一部分人醒悟过来，从股市里抽回资金，股价会下跌，这会引发大部分人的信心动摇，于是就会引起股票价格大规模的下跌，这是我担心的最坏的后果。
我认为要关注08年以后的情况，当生产能力得到释放，需求即使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也会产生产能过剩，过剩之后企业利润的下降就会带来资产价格下降，引起财富效应。现在很多人是把自己的消费计划推迟了，比如说等股票再涨了才买车，如果股市的上涨支撑不下去，他的计划就要泡汤，需求就跟不上来了。那会造成社会问题。
《21世纪》：如果泡沫破裂，您认为股市和楼市的泡沫哪个会先破裂？哪个对市场造成的危险更大？
王建：我认为恐怕是房地产会先跌下去，因为经济增长不好了，很多买房的人就没有负担能力了，也可能是反过来的，这不好说。经济是一个大指标，楼市、股市都是晴雨表，经济如果动了根本，楼市和股市都不会好，可能有的跌得厉害些，有的跌得轻一些。
彭志龙：这毕竟是市场行为，短期看很难判断。
李稻葵：从国际经验看上，一般情况下房地产价格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平一段时间，不会跌下来太大；股票就不一样，出现30％的下跌都是比较正常的。回到中国市场，一种情况是股票市场下跌30％，另一个情况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跌30％，哪个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大？我相信是房地产。买房子的工薪阶层更多，房子是借钱买的，房子价格下降以后，他们往往是负资产的一族，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带来的社会震动也很大，因此政府对房地产价格下降会更加敏感。因此政府事前的政策也不同，对房地产价格的关注比股市价格来得更密切，救市的行动也更积极。
调控之道
《21世纪》：面临流动性过剩以及股市和楼市的问题，在政策调控上如何选择才能使经济实现良性发展？
李稻葵：股票和房地产不太一样，房地产市场政府已经开始调控，只是执行力度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调控是放开一块抓住一块——放开商业房地产，不太以价格为目标，基本上尊重它自己的市场发展规律，让愿意买房子投资的人去投资，任由价格自然波动，这个价格波动并不会影响一般百姓的生活，但是，需要政府抓住的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因为这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股市就比较微妙，现在股价已经很高，突然跌下去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是查业绩，查企业有没有按照会计制度公开信息，有没有做假；二是要查违规入市资金的来源，要查股市运作上有没有问题，是否在做老鼠仓；三是要适当扩大高质量资产的供给，把高质量的企业引入我们A股上市，比如说H股的回归，甚至于适当邀请经营良好、市盈率低的国外企业进来，我们可以学习，把高质量的海外公司引进一部分，给我们的投资者带来实惠，让他们能够有一些更好的资产可以投，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现有的那些价格已经高得惊人的股票上。
我个人认为要提醒投资者的还是企业产能过剩的危险，我担心2008年之后会出现产能过剩，不能以现在产品需求的上升为依据来进行投资决策，要明白今天的很多需求是由今天的产能扩张性投资带来的，它们是派生的需求，而不是本源性的需求。上马一个工厂、一个钢铁厂马上就能带来对水泥的需求、对钢材的需求，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不是本源性的需求，这一点，我们应该让投资者明白。
彭志龙：宏观调控工作最紧迫的还是外需问题。现在贸易顺差太大，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外汇占款很大，流动性过剩。可以适当缩小顺差，使投资相应地降温。现在的高投资是因为存在很大的出口需求。出口需要强大的生产能力来支撑，现在的高投资也是和强劲的出口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调控好了，顺差缩小，投资的回报就会下降，投资行为也会相应减少，宏观需求结构就会更加协调。要做到这一点，除了现在推行的降低出口退税率的政策外，比较有效的是汇率政策。
王建：如果美国的危机进一步发展，不用我们政策限制顺差就下落了，因为人家没有钱买我们的产品。旨在紧缩总需求方面的政策调控都是必要的，同时要准备政策手段来应对过剩。在新中国将近60年的历史上，改革开放30年没有经历过过剩，我们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怎样应对它，如果没有任何准备，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要把廉租屋的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现在房价飞涨，将来中低收入的人口是不可能购买两三万一平米或更贵的房子的，城市主体人口没有能力购买房子是不可以的。在香港，50％的人住的是公屋，其中又有40％的人住的是廉租屋，公屋和廉租屋是政府拿出土地来建造，租金很便宜，这样就解决了一半人口的住房问题。这不仅是香港的做法，一般的发达国家也都这样做。我们现在房地产投资那么大，每年的廉租屋的投资却只有三个多亿，最近决定要加大到470亿，已经翻了一百倍多了，可是和现在城市居民的需求相比还是相差太远，当生产过剩的格局出现的时候，如果想用生产性投资来拉动经济是有问题的，而用消费来拉动，在收入分配矛盾短期内很难解决的情况下，就需要实行廉租屋的投资，这是一个德政，可以极大地缓解总需求的不足。
张立群：基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非常大，而资源环境的矛盾又比较突出，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的是稳定需求，不仅是国内需求，还有外部需求。最近几年贸易顺差加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注意稳定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而对外部需求重视不够，国内一部分过剩产能都跑到国外去了，这必然导致出口高增长和贸易顺差过大。未来则是应当内外兼顾，稳定总需求增长。
稳定需求的核心是在资源和环境能够承受的背景下尽可能地加快经济发展，我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是处于持续的、比较快的成长过程中，居民的收入增长带动各种产业增长，特别是汽车和住房产业的增长，我不认为未来的生产能力会绝对地过剩，因为今后更多的人会进入到城市中来，收入水平的提高会支持需求不断扩大，这对所有的产能都有拉动作用，不会再出现以前需求绝对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
中国未来的产能过剩和1995年以后出现的产能过剩是完全不同的，它们有两个区别：第一，这种产能过剩是经济高速成长当中的产能过剩，属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国内和国外的市场空间会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增长，在这个条件下，企业调整生产结构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不是绝对的过剩。
第二，这种过剩发生在企业更加适应市场竞争的背景下，比如，市场的需求一旦有变化，汽车工厂马上就能控制生产、消化库存，现在的过剩和过去不同，过去是边生产边积压，而未来过剩虽然会出现但程度不会很高。
关于房地产市场发展，要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保障好不同的住房需要。在股市方面，最重要的是加强基本制度建设，要让股民从短期投机转向美国“巴菲特”买股票的观点——不是买股票，而是买上市公司，要根据上市公司的业绩，着眼于中长期的分析，决定购买什么股票，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股市才会很快成熟起来，泡沫才不会再发生。
郑小伶(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有一个特征，即我们认为的过剩也好、资产结构膨胀也好，有一部分是由自上而下的高度垄断造成的，在一些大的行业中，垄断性行为越来越集中，使得相关产业中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财富也越来越集中，这不是市场性的行为造成的，该如何看待垄断行业的增长可能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李稻葵：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是两极分化的，与成熟经济相比，大部分产业过于分散，如汽车行业，我看到资料，在中国，年产量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50个，而成熟的美国市场只有25个。我们的市场上有100多个主流车型，美国大概有50多个车型，是二比一的比例。我相信随着未来经济的发展，产业肯定是逐步集中的，没有集中度，就不可能有质量，不可能有研发，更不可能有品牌和企业文化，希望并购的过程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而不是行政主导的过程，只有这样才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为经济增长带来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在个别行业，政府的控制还是太严了，使得企业进入太难，因此产能过分地集中了，比如电信以及一些资源性的行业，这有一个改革的过程，即便是电信行业，现在已经逐步走向竞争了，包括引进一部分外资。我希望我们继续呼吁，让这些极端型的产业逐步地走向正常的市场竞争，通过深化市场机制逐步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