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惠冬：东方文人与全盘西化

西化，到底是什么？这是个千头万绪的大问题，但起码要明白的是，所谓"西化"是教我们学人家的好东西，绝非不分好坏的模仿！一个学了来自西方的科学和外语的中国人，仍就是中国人。所以，将所谓"全盘西化"作为一根棍子挥舞,实际上是用以阻止中国人去学习比自己的先进的文化。
中国曾经有"中体西用"的主张，以为自西方舶来而可取的仅仅是物质方面，惟有"用"罢了，而中国的道统所以仍是主体。这是大错，错得令中国想"师夷长技以自强"而不得！须知西方的好东西，有的属于 "用"，也有的属于""体。"体"，即文明的体系，亦即主要之精神，譬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实验主义等。"用"，则是实用的具体成果，是所谓技术、手段。可对于当初的中国而言，"用"几乎专指西方的科技。
科技，被看作工具，是死的，是纯功利的，没有哲学上的思想，没有精神，没有人情，甚至是野蛮、暴戾的——只缘中国军队打了败仗，中国产品也打了败仗，我们迫于无奈，才逼着自己咬牙切齿地去学那艰深晦涩的科学技术。
如今，如此敌对科学的人大概不如当初多了，但国人与科学之间，始终是疏远隔阂的，我欲用"咫尺天涯"四字！何也？当今，铺天盖地的"理科生"，铺天盖地的科普书，满眼科学招牌、口号，但真正沉浸于科学之中，笃行科学之路的人，比起沉迷于文艺、玄想的人，以及经商、从政的人，甚至作恶败德的人来，却终究是凤毛麟角。
多少人肯用闲暇时光沉浸在科学中？多少人肯为科学献出最宝贵的青春与壮年？"太冒险了！"中国并非没有"痴人"，但大多并不痴于科学，甚至大多并不痴于做于人间有任何助益之事。
纵观中国近一个百年，文人的故事大多比科学家的故事远要激荡肺腑，更能触动魂魄。而往往正是这些名人之"传奇"性的事迹，导引少年继续文人之路。可惜的是，中国的"科学人"却少有这样迷人的魅力，大多给人的感觉，不是无趣，就是"粗"，即人文、艺术修养上的不足。此外，另有关键原因，这与民族之自尊心有关。在艺术、人文上，中国本身的文明里足有令中国人自信于世界的资本，有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人们有了遗产，才硬得起来，才抬得起头，才有立足之地。而至于科学，中国历史上仅有寥寥无几的那几个"故事"，而且也显得原始、粗糙，被称为"雏形"，让少年人害羞。没有祖宗的遗产，人们便深感孤单无援，也就望而却步了。
以上，正是中国的科学悲剧。其实，科学根本不是"用"，科学是真正的"体"。"用"不过是"体"的产物、成果。科学，其实是科学之精神，科学之哲学。科学，与其说是日新月异的智识体系，不如说是求真法门、探秘思路的体系。智识，不过是科学思想、方法发挥功效而造出的果实，科学的本质是求真之法门。实验主义（ Pragmatism，现今误作"实用主义"），便是科学精神在哲学世界的化身。 至今，科学精神的魅力未曾飘至中国。要知道，以科学的无限魅力，足以使无数中国人沉迷，但事实远非如此，可见中国至今无科学之气氛。
但中国还毕竟有人懂得科学精神的。任何精神的引播以至扎根，是需要使者的，就像西行取经的唐玄奘，像遍及各地的传教士。但在中国的近现代，为科学精神"传教"的人，却以文人为主力军。他们略懂大概，但不深谙本末。他们懂得哲学，懂得人文道理，懂得语言艺术，富有人情，所以最有感染力，可他们的科学实力不足，甚至完全是门外汉。杨振宁曾引奥本海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次讲演中对 20世纪头 25年里物理界风云所发出的感慨："这段历史，恐怕永远无法完全记录。要写下这段历史，则须有埃迪普斯或克伦威尔的笔力。可惜其中涉及的智识离常识太远，实在难有什么诗人、史家胜此大任。"多少为这些文人的笔力所折服，被他们引入科学之路的少年们，还得另觅师父方能入门。
我以为，不精于科学的人，并不能完全胜任提倡"全盘西化"的活动；不精于科学的国家，也谈不上一个"全盘西化"的国家，因为科学精神是西方文明中最伟大之精髓，她衍生出无数其他的西方文明，她可谓中国眼中的"西方文明"之核心。
纵观中国历史，科学的系统大引进是从上个世纪发轫的。其中扬播、倡导最力，影响最广大深远，最能抓住其中精髓根本的科学精神之使者，当属胡适之。他用十字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定义科学研究的方法，他也是那句出尽风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按：严格而论这句话是错的，正确的说法是：实践是检验假说是否是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鲜为人知的"始祖"——后人只是翻出了尘封已久的胡适的思想（如"小心的求证"之类），换了个说法（可惜说错了），使胡适的"毒素"重见天日而已（当然其中也有政治目的，此处略）。胡适晚年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四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胡适狠懂科学的意义 /价值，但他却是自然科学（所谓"硬科学"）的门外汉。关于这一点，台湾作家李敖有段"百步笑百步"的话："以一个曾经‘很热烈的颂扬西方的近代文明‘的人，一个曾经（按：此处李敖自相矛盾，他始终赞颂胡适是"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 ‘最后见解‘的人"，所以不论"曾经"还是后来，胡适的主张是一贯的）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居然花极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在东方‘学术‘的考证上、辨伪上，而美其名曰‘打鬼‘，曰‘解放人心‘。……他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按：在推行全盘西化上，"认真"二字胡适当得起，唯独在自然科学上有心无力罢了，正如胡适自己所言，他对专门的自然科学"一窍不通"，所以只能认真扬播、倡导普通的科学精神与研究方法，不能认真做专门的研究），却在吴稚晖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自己笔下的那种‘开倒车的学术‘（按：李敖误解胡适所谓"开倒车的学术"的定义，此句无理）……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虽然这番话由在自然科学方面半斤八两的李敖说出未免好笑，但胡适以一个文人的头脑去做科学精神的使者，的确带着一种不轻的残疾。胡适出过一句笑话："在此原子核时代，凡藏有孤本珍本史料之机关，皆负有复制保存之重大责任，不容忽略。"试问，制做微缩胶卷同 "原子核"有何相关？
所以，要在中国培养欧洲、美国那样的科学气氛和科学魅力，令科学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国精神之核心，那需要一种文理双全的人——他们既有强烈的人性感染力、高远广阔的哲思、深刻透彻的论辩，以及语言的艺术，又函有厚实而精辟的科学素养，这样的人们，才能胜任"播种"、"培育"科学精神之大事。科学作为"用"虽已舶来中国，但科学精神不过是中国精神森林中的一株芽苗。
2007-8-12
2007-9-1修改
【附】四十五年前谈科学在中国的景况
1962年 2月24日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济就胡适之于1961年 11月6日 的英文讲演《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学之成长所必须的社会变革）》遭围剿而悲愤地说"科学研究，今天究竟在这里占了一个什么地位？是否没有地位？……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的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要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接着吴大猷代表回台院士说话："我们如果严格看看自己，我们的基础实在很薄弱。"他认为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自欺"，有的人看到别人别国的惊人发展，总想找条"捷径"去"迎头赶上"（按：这确是导致今天科研学术腐败的一大原因，这相当于中国科学的"大跃进"）。其实科学的发展前进是一条很长且艰苦的路，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吴大猷强调发展科学"必须有研究的环境，政府的支持。"他说："我们有了留学制度四十年，为什么科学不在国内生根，主要原因是缺乏环境。"留学生回来一旦发现国内没有继续研究的环境与条件，他就不肯回来。（按：四十多年前的状况，今天虽总算有些进步，但扪心自问，李、吴二人所说的问题，今天解决了吗？远远没有！）（胡明《胡适传论》 p. 1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