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小人

　　在自由浪漫，不拘一格的文坛，利欲熏心的小人没有立足之地。就算打死这些厚黑学大师，他们也写不出诸如“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之类豪气逼人，狂放不羁的诗句。当然也很难体会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闲散自得的心情。

　　而在讲究手段，脸厚心黑的政坛，爱惜面皮的文人和小人一比，就得相形见拙了。文人或许也会心狠手辣，王安石变法杀人无算，孔子杀少正卯，寒颤也不打一个。但叫文人老起脸皮去拍马屁，去阿谀看不惯的人，他们则根本做不到。很难想象，让李白去学安禄山，叫杨贵妃为亲妈；让硬汉嵇康不奏气势决裂的《广陵散》，去为司马昭弹软绵甜腻《百鸟朝凰》；

　　可文人又特别喜欢作官，学了那么多知识，总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文人不光脸皮薄，一身都是不适合做官的特点。

　　首先文人很狂，自信心爆棚，经常口出狂言。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尼采在自传里的第一句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聪明！”还有厚黑教主李宗吾，改了好几次名字，最后改为宗吾。意思就是说我只宗法我自己，什么孔孟韩非庄周子，全是狗屁。简直狂到了极点。

　　若闭起门来在家里狂倒也纯属个人自由，可在几千年来讲求含蓄为美的社会中，便不太合适宜。特别是官场上，历来便有“媳妇熬成婆”的规矩。做媳妇的，要夹紧尾巴做人，一切看婆婆脸色行事。若新媳妇敢撒野卖狂，婆婆早将其一脚踢出家门。

　　但文人才不理这一套，他们目无余子，才大气粗，做官也要一步到位，要做就做大的。

　　文人一旦入仕，便得意忘形。李白第一次接受唐玄宗邀请，到京城做官。具体做什么官，能有多少权还没摸清楚，便长啸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真是还没给他上颜色，他就想开染坊。

　　王安石刚当上宰相，屁股还没坐稳，就不把宫廷内部的老臣宦官，军队各派系的头头放在眼里，自顾自搞起了改革维新。没这些人的支持，新法弄得一团糟。结果宋神宗一纸休书，便把这个“隔夜宰相”打发了。

　　文人的纵情狂放，激情洋溢，是他们的本色。因此他们才会吟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吟这几句的恰是号称“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的苏东坡）

　　但做诗和作官是两码事，明朝奸相严蒿就有诗曰“古来诗人难做官，皆因狂气胸中来；李杜文章光焰长，一个布衣半个官。”严蒿当年以一手漂亮的青词（祭祀文）得宠皇帝，也算半个文人。但做官数年后，便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他曾自嘲说，做诗要狂，做官要忍。我忍得多了，除了尸居余气外，哪里还来什么诗气呢。

　　小人一点儿也不狂，而且还很乖。勾践特别乖，吴王叫他吃大便，他眉头都不皱一下，而且还一幅“味道好极了，吃完还要添”的样子，真是名副其实的“够贱”。

　　安禄山也很乖，一大把年纪了还认杨贵妃做妈。亲妈亲妈叫得杨玉环唐明皇多开心。好一个乖孩子的模样。

　　难道小人没狂性？错，是人就有三分狂。小人当然狂。

　　但狂是一把杀人剑。小人喜欢把它藏在心里，等到形势绝对有利的时候，才把剑抽出来，威摄众百姓。

　　而文人贪玩，喜欢把这“狂之剑”有事没事的便拿在手里玩耍挥舞。剑光闪闪的样子，谁见了不害怕？谁见了不讨厌？上司们心里一想，让这类人爬上来还了得，将来岂不是要骑在我头上，还是趁早灭了吧。因此一味卖狂的文人难坐大位。

　　文人多嘴。他们从来管不住自己的嘴巴。而且为了表明自己学识丰富，大才磅礴，侃得多半还是暗礁四伏的国政大事。

　　在思想束缚最紧的魏晋时期，谁敢说一下国政便有掉头的危险。高压政策下，文人的嘴巴暂时被管住了。可是叫文人不去侃，犹如叫狗儿不吃屎（也难怪，大多数文章都是侃出来的嘛）于是，一种不着边际，玄之又玄的清谈便在这情况下流行起来。“玄学”便是从这时开始发展的。

　　小人才不爱侃。小人知道祸从口出的道理。掏心窝的话向来是别人说给自己听的。商海巨鳄洛克菲勒曾经对他孙子说“你看那树上的猫头鹰，它从来不乱叫，可没什么事情能瞒得了它！”本来说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最要命的是文人还喜欢辩论！内容从鸡毛蒜皮到国家大事，人物从升斗小民到国家元首，都要争辩出一个高低。

　　天赋一张利嘴，一支快笔，使他们在嘴巴上从来不肯稍落人后，笔头上始终爱讽刺挖苦。他们想到就说，看到就写；图得是眼前一时痛快，全然不顾长久利益。说好就是铮铮傲骨，说坏就是不识时务。

　　号称“一代直声”的东方文化派主将梁漱溟，从辛亥革命，维新主义一路辩到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见谁辩谁，非胜不可。和伟人毛泽东也常常面对面辩论，丝毫不买帐。1953年中央第27次扩大会议上，两人为了农民问题闹翻了天。天大的权威岂容你置疑？但梁漱溟不管，扯开喉咙便开始和毛泽东对辩。

　　辩无好辩，没几句他就和伟人闹僵了。后来只好以剥夺梁漱溟的发言权收场。为此梁漱溟吃尽了批斗的苦头。事过34年后，他还耿耿于怀的说，自己当时是有点逞口舌之利，但毛主席这样做不利于广开言路。

　　看看，这就是文人。宁可皮肉受苦，不肯嘴上吃亏。

　　他在文革中也不闲着，常和江青作对。对这位“红都女皇”冷嘲热讽，好不潇洒。幸亏有周总理一直在罩着他，不然就凭他这张刀子嘴，别说青云仕途，就是活到善终也不容易。

　　相比之下，金圣叹就没那么幸运了。他这个标准的碎嘴男人，擅长的就是批批那个，骂骂这个。腰斩水浒好不了得，痛骂三国岂不快哉！还时不时嘲笑权官，愚弄官府。自以为纵横俾阖，妙解人生。以为明末清初的封建社会是他小金言论自由的后花园。祸从口出，一命呜呼的结果终是难免。

　　还有异端之尤李贽。一生反孔反孟反朱子学反阳明学反封建道德反男女不平等，又写又辩不算，还联合一帮利嘴文人组成辩论派系。虽然成为明末启蒙主义旗手，又被称为十六世纪的但丁，但最后还是难逃人死书焚的下场。

　　相反，小人不喜欢没有好处，只会得罪人的口舌之争。

　　大家说什么他也说什么。上峰说什么更是当作不可违逆的圣旨。

　　你看戴笠，刚在蒋介石身边做事的时候，被老蒋看不起。既不派他事做，也不称他全名。只是叫他：“乡下来的，去买包香烟”“乡下来的，去把茶倒满”。如果文人碰上这种待遇，一张利嘴早就拉开架势了：去你娘的蒋光头，敢如此称呼大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但戴笠是怎么做的呢，他非但不争，还引以为荣，对别人说：“蒋校长（这时蒋是黄埔军校校长）这样叫我，是种亲热。叫我雨农的话，反倒见外了。”他见没事做，便自动为蒋介石收集情报。把黄埔军校师生们的一些反对蒋介石的言论归纳起来，并逐句注上这些人的名字，写成几十页的小报告，恭恭敬敬地放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然后垂手侍立，做一温顺奴婢状。

　　老蒋向来鄙视他，斜着眼，随手翻了翻报告。忽然把光头一抹，把桌一拍：“谁叫你干的！我蒋某人岂能做此小人之举？娘希匹，你真是混帐透顶！”说着大手一抓，便把戴笠辛辛苦苦整理抄写的小报告捏成一团统统扔进废纸蒌里。

　　哇，好心当做驴肝肺！谁能忍受得了这种待遇？！

　　要遇上李白此类狂人，不但要把老蒋骂得狗血淋头，说不定还要“十步杀一人”。就是脾气最好，温柔细腻的徐志摩，也定要甩下一句“悄悄的我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可戴笠能成为军统局头子，挥挥小手千个大头落地，当然绝不简单。他眼光厉害，早就看穿了蒋介石这故作姿态之举。

　　因此他没有为自己争辩，更没蠢得破口大骂，他甚至一句话都没有说，一个字也没有讲。

　　他只是很安静地做了一件事情，他居然把这些小报告再从废纸蒌里一张一张地检起来，再一张张压平，弄整，然后再一张一张重新放到老蒋桌上！

　　他能做到这个地步，除了对他说“佩服”二字外还能说什么呢。正所谓“脸皮不要，百事可为”。脸皮都不要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戴笠的继任毛人凤有过之而无不及，未得志前韬光养晦，性极谦虚。一个渣滓洞血案制造者，一个连“小罗卜头”都不肯放过的冷血魔兽，在40岁前竟然是军统局里被人一致认为最好欺负的老实人，一个骂不还口，沉默寡言的老好人！

　　其他如前苏联政治杀手贝利亚，流星赫鲁晓夫无不是小心翼翼，三缄其口数十年，一朝反身，赶尽杀绝。

　　文人好虚名，而且好得不知轻重。厚黑教主李宗吾一本《厚黑学》彻底把统治阶级穿了数千年的华丽外衣给剥了下来。这一剥顿时让他名嘈四海，声誉雀起。李宗吾好不得意，直把自己比作佛祖耶稣，把自己发现厚黑学比作牛顿发现万有引力。

　　但为了这点虚名，他付出的代价绝对不小。人人都认为他能把《厚黑学》说得那么透彻，一定是个既厚又黑的人，便送他个绰号“李厚黑”。从此老实人对他敬而远之，厚黑道上的人亦对他恨得咬牙切齿。结果进仕途不成，下民间亦不受欢迎。正是厚黑教主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的“防狼手册”贴出后，亦有同感）

　　小人却不太好名。他们只捞实惠。暗地里捞足捞饱，脑满肠肥。还可以幕后掌权，说多好有多好。若名气太响，处处在人家眼皮子底下过日子反倒不美。

　　日本的小泽一郎，多大的权势地位啊，打个喷嚏全日本都会感冒。可他就是不做首相。

　　他只让手下人去做那盛名赫赫的首相，自己则喜欢躲在幕后操纵。这样万一指挥失误，他就可以把过失全推到这个替罪羊身上了。等事情一过，大不了再捧一个新人上来接盘就是。

　　（日本首相换得比衣服还快，就是因为他们全是受人操纵的傀儡）

　　小泽政治上玩玩木偶戏，生意上耍耍托拉斯，回家后还可以卧卧美人膝，做人不要太潇洒哦！他这犀利的脑子，简直可以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公前辈相媲美。

　　“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这是落魄文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叹的是自己空有大才却没人赏识。诚然，时势对于人才绝对重要。

　　就拿陶渊明和俾斯麦来说吧，陶渊明因嫌官小而辞职，浩叹曰：大丈夫岂能久居琐碎事间。俾斯麦也因官小而辞职，同样说道：我不会做小事，我生来就是做大事的人。

　　辞官后，两人一起回家种田。结果陶渊明从此无人问津，就此埋没。而俾斯麦受德皇垂青，遂成一代“铁血宰相”。

　　但话又说回来，陶渊明是死后三百年才被唐朝诗人炒热，而在当时的魏晋名士中，他陶潜根本挨上边儿。

　　从历史看，只要是当朝得令，才名远扬的著名文人哪一个没给权贵提携过，哪一个不是当红一时呢？其中好多人还特别受到帝王的青睐。

　　照道理说，他们都遇上了好时辰。但为什么还是仕途不顺呢？因为他们除了好狂，好嘴，好名外，还特别看不起小人。

　　文人老是和小人过不去。在诗酒风流的文坛，小人通常是被文人捉弄的对象；文人就爱捉弄、嘲笑，蔑视，得罪小人！

　　需知，有两种人是不能得罪的，一是小人，一是漂亮女人，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成为你的上司（温瑞安语）

　　只要文人认定了某人是个小人，便不分轻重，一律不给面子。并自我标榜说这叫“鸿鹄岂能与鸟雀为伍”。

　　其实，无论是什么人，打从心里来说都是要面子的。（小人也是，只不过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把面子抛掉）你不给人家面子，人家自然也不会给你面子。

　　司马昭闻“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才识双全，便派大将军钟会上门邀请，也算做到了三顾茅庐的礼节。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嵇康当然不屑下交。他更知道，钟会也是个吃碗面反碗底的小人，因此便控制不住，几次羞辱钟会。

　　有一次，钟会上门拜访，嵇康正在打铁消磨时间。他见钟会来，也不招呼，自顾自打得起劲。前几次吃闭门羹，钟会已经很不开心，于是这次故意不放下架子上前致意。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过了很久，钟会拗不过嵇康了，掉转马头就走。

　　嵇康首战告捷，却还要再斩一段，他微笑道：“钟将军，你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呢？”话里无不轻蔑嘲笑之意。

　　钟会头也不回，怒道：“我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得志小人是也。如何受得了一介穷儒酸丁这般嘲笑，没不久就耍了个手段叫嵇康人头落地了。想想嵇康何苦来哉，削了人家面子，掉了自己脑袋，亏本真是亏大了。

　　李白呢，还要厉害。他明知道如要施展政治抱负，高力士是不能得罪的。高力士做太监几十年，位高权重，一手捧红了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将军安禄山，史思远。对内又得宠于皇帝贵妃，可谓是只手遮天的人物，可李白的傲骨又犯了，仗着玄宗的宠爱，竟然叫老太监帮他脱鞋子。

　　士可杀，不可辱，太监亦然！高力士虽然场面上忍了下来，但暗地里岂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几次进谗，便搞掉了李白。李白空逞一时快意，得来的却是皇帝一纸弃退的诏书。正是功名未就身先退，常使李白大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可他也应该睁开眼瞧瞧，被高力士捧红的那些高官权臣，不正好全是小人吗？惟有这些小人才清楚的知道，要大展鸿图，就必须先搞好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怎么搞？给钱给面子呗！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穷书生还不给人家面子，不让别人“做人”，那怎么吃得开？

　　受不起打击，又不够专一，也是文人做官的一大阻碍。

　　才子们敏感细腻，对花，鸟、鱼、虫、山水、情人、别离等特别能够感悟，领会，因而寄情与词，写出生花妙文。不过敏感的人，多半脆弱。这在医学上叫做多血质气质类型。这类人生来活泼机敏，感情起伏大，对别人不察觉或者稍有察觉但无动于衷的事物特别敏感。但很容易感情用事，心理调适能力较差。

　　用文字来形容就是：文人们都有一棵善感而脆弱的玲珑心。

　　古来文人，一受到仕途上的打击，情绪就会失控。伴随而来的要么是拍案怒骂：“大丈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开心颜”要么是故作清高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有一类是酸溜溜的妒忌口气“古来将相今安在，青黄一堆草没了”（大意：

　　你别了不起，死了也就一堆乱草，和咱一样）

　　一旦和政治美人扯破脸皮，不专一的文人便开始移情别恋。

　　他们的兴趣多多，很快从其他地方找到乐趣。酒，道，禅，琴、棋，诗，书、画无一不是排遣寂寞的好方法。（大多数文人宦海失意后，佳作反而更多）

　　可是常常沉迷与此，不免消磨雄心，失去大志。陶渊明辞职后，便耕了一辈子的田，每天种豆种菜忙得不亦乐乎，哪来的时间去分析天下大势，哪有心情再图什么王业？往来的也都是些山野村夫，时间一长，自然是近朱者赤。就算机会再来，他也不能把握了。

　　蒲松龄屡试不中，二十五岁后就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搜神说鬼上了，以至于到了六十三岁最后一次考试，还只是个老秀才而已。至于刘伶阮籍之流更是成天喝得不醒人事，又怎能当起重任？

　　小人则不同，他们天赋不高，没那么多闲趣雅致。他们知道，如果光凭着自己满脑子算计人的想法，满肚子谋取利益的损招去闯山山水水，花鸟鱼虫的文坛，那么最高的成就也许就是“附庸风雅”四个字。

　　所以他们索性抛开一切，一心往高位上爬，一心往钱眼里钻。纵有崎岖，其心不改。官场斗争里，文人一触即溃，小人打死不放，孰高孰低，一看便知。

　　说到底，文人终究是文人，小人毕竟是小人。

　　文人能做的只能是一心只读圣贤书，老老实实做文章。

　　小人擅长的也就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可是小人贵在自知，而心高气傲的文人则并不清楚这点。

　　近代的钱钟书算是文人里的一个异类。当瞿秋白找他干革命时，钱老把眼镜一抬道：“我是文人，只做学问，不涉其他。”钱老人老成精，能充分掂量自己，所以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终成一代大学者。

　　相反瞿秋白一介文弱，平日里耍耍笔杆子，拌拌嘴皮子自不待言，却偏偏要挤进人家耍枪杆子的行列里，唉，想不死都难。

　　说了那么多，只发现一点：不管是文人还是小人，都得努力学习量才适性才行，这样大家才能活得开开心心，愉愉快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