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拨乱反正的“真正对象”与清除“改革阻力”的曲折过程

中国改革开发的总设计师小平先生，在部署改革开放的时候，有着深远的谋略的高明的计策，这一功绩往往被精英阶层的故事讲述者所充分“缩小”。本文的目的是要把设计师的苦心和功劳还原到历史中间一个应该有的高度，避免受到错误的问题意识干扰和遮蔽，不能继续低估精英阶层的英明领袖小平先生。
很多党史国史研究者盲目地跟随特定时期中央文件的说法，说邓小平先生领导改革开发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拨乱反正”，这是极端错误的。因为终结文化大革命和抓获四人帮，实际上是设计师展开他的设计之前就已经完成了，把这个历史上已经是严重过时的问题意识作为设计师迈步的起点，在快速变革的时代尤其荒谬。以至于华国锋乃至其拥护者都受此种错误判断的鼓励，要挤上历史的舞台占据一个高位。
实际上，邓小平设计师进行改革的阻力根本不是什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更不是四人帮的区区干扰。从高层人事变动看，文革结束后的人事大变动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粉碎四人帮，第二次是华国锋下台为代表的所谓“凡是派”下台，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三次：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老干部群体稳定地边缘化。说到底，真正的改革阻力不是四人帮和凡是派，它们没有多少力量，基本上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被边缘化了，根据知情者透露华国锋下台比粉碎四人帮还简单，政治局开了“九次生活会”就让他下台了。而作为改革铺垫的老干部边缘化过程，才是实现历史转折的真正枢纽，邓小平几乎穷尽一切心力才做到这一点。而在实现“老干部边缘化”之前，邓小平闪展腾罗使出了浑身解数，而且不停地保证乃至主动讲出一些老干部的意愿，去平衡和安慰它们，最后总算是把这个按照改革派舆论家形容的“思想僵化”群体摆平，改革的航船从此才算是顺风启航了。
文革进行到七三年前后，开始重新建立各级党委组织了，复出的老干部都不愿意与造反派成员在革委会中间共事，所以实践中间就已经把政府（当时的革委会）边缘化，重大决策都在党委内部协商作出，把政府贬低为一个不重要的执行机构。邓小平先生要边缘化老干部，但是他没有文革期间那样直接剥夺党政官员既得利益的能力，只好迂回作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先生作为一个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有知道内情的人士说这个讲话“明批毛”实际上“暗攻华”，因为华当时兼任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也是集权的；实际上更为厉害的暗着是这八个字――他严厉指责“党政不分、政企不分”。
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党是选举工具，它们的国家和社会体制中间是明确“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的，但是中国的共产党是执政党，原本的状态就“应该是”党政一家和政企一家的，如果真要分开，除非是根本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党性质，否则就无法实现。后来的实践也表明，实际中间也是无法落实这两个分开的，甚至更进一步，邓小平先生根本就没有认真要真正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两个分开”不仅没有经过理论上的依据，也没有在实践中间进行过起码的探索安排，实际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先生“四个坚持”中间唯一认真要坚持的。显然，两个分开只是适应于特定时期“临时需要”而提出来的。
邓小平先生缺乏毛泽东那样从整体上驾驭官僚队伍的能力，因为文革晚期党权扩张凌驾于政府之上，邓小平又缺乏驾驭既有的权力体系的必要手段，所以只能在“党委系统”之外通过扩张“政府权力”的方式，来重新选择一套好驾驭的领导班子。不仅如此，由于邓小平先生缺乏必要的高度去控制既有的党委系统的官僚队伍，还不得不反复向他们重申各种肯定他们利益的“政治承诺”，例如“二十年不搞群众运动”之类，以此去交换官僚队伍对他本人的拥戴。邓小平先生的了不起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在自己相对于官僚队伍的“弱势地位”上起步的，以此而论，毛泽东实在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本人拥有官僚队伍所无法抗拒的强势地位，而邓小平以弱势地位能够办成大事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是把客观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实际中的“可能”。
邓小平先生从来不护短，不盲目，他深知自己比不了毛泽东，无法驾驭官僚队伍，因此他铁心要甩开他们。把凡是派和四人帮清除出局，完全是小菜一碟，因此这是客观上“可能”的操作，是以绝对优势对付绝对劣势的胜仗，根本不值一提。反过来，把庞大的老干部群体从中国政治中间边缘化，才是邓小平先生“以弱胜强”的妙手。邓小平先生提出要实现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和革命化”，其中知识化和年轻化是亲历革命的老一辈人所无法达到的硬性制约，而且这个标准也隐含了上过大学却没有坚定政治立场的干部标准，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符合“好驾驭”的隐含目标。恰好中国有一段文革历史，这一段历史又恰好被否定，凡属拥有明确政治立场和热情的年轻人，在文革中间的正常表现都可以成为否定他们进入“第三梯队”的依据，剩下的、有资格进入第三梯队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符合“好驾驭”标准的。就是这样，邓小平在“弱化党委”的同时扩大了政府权力并重新提拔“第三梯队”，终于建立起一套他能够驾驭的权力系统。
当然，与粉碎四人帮之干脆，边缘化凡是派之利索相比，边缘化老干部队伍显得“拖泥带水”。仅仅重新建立了政府优势和新班子，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老人的影响还在。邓小平为了让老人们的影响最小化，不得不“以退为进”自己第一个退在幕后，以此要挟他人也退休进入顾问委员会。对于那些比较好“打发”的老干部，多数是提一级到两级让他们“离休”，甚至还花费公款建设大房子如“干休所”什么的。其中对文革中间“落实政策”和“补发工资”的政策，也很吸引了一些老干部的注意力，因为这是一块很大的利益，许多人认定值得为此长期奔走。这一些得心应手的措施，实在是高明，很多老干部认为邓小平先生才是“咱的贴心人”，许多老干部得到了毛泽东时代根本不能梦想的物质利益，这一整套措施有人曾经概括为“花钱买改革”。
我见到一些精英文人，常常吹嘘说他们自己在拨乱反正和确立改革方向当中如何作了重要贡献，关键证据就是他们曾经提出过什么“正确认识”，写过什么有影响的文章，我只要一见到这样的说法就心里窃笑，并认真鄙薄此人的无知和无耻。考虑到老干部群体的强大存在，关于改革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表述不在于其“超前”，而恰恰在于其“滞后”，翻一翻邓小平文选就看得很清楚，真正重要的是要在老干部群体还很强的时候，把话说得圆满周到特别是不能引起他们的反感和警觉为最高境界。改革的道路是多么的曲折，远远超越一般精英文人的狭隘想像力，他们才从直线思维出发，所以闹出这么多的浅薄笑话。
一般而言，陈云和邓力群在经过革命的那一代老干部群体中间，是有相当代表性，这些人要搞的“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经济”，他们与毛泽东的区别是反对“大民主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因为毛泽东这样搞，增加了官僚精英的管理事务并极大地提高了官僚精英的管理成本，因此文革期间他们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和文革派的对立面。在邓小平先生决定性地完成“边缘化老干部”的大业之前，邓小平文选中间的大量讲话，常常是跟随这些人的胃口的。大体上以1986年为界，邓小平先生初步完成了这个大业，因此在起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间，邓小平先生实现了与邓力群的政治决裂。这个决裂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表明改革开放所需要的政治基础调整初步完成。此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逐步地向1992年他那个著名的“南巡讲话”靠拢，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邓小平先生的政治调整接近完成，他此后越来越少地受到老干部群体意志的牵引和制约。
为了防止军队干部的反对，邓小平别出心裁地让军队经商，算是创造了“赎买政策”的新形式。前述“二十年不搞群众运动”的政策，实际上也是一个“赎买政策”，目的是降低官僚精英群体的政治风险，甚至是1979年开始的“大平反运动”也是从反面以“事后追悔”的方式，否定了从前对干部队伍的各种严厉监督管理措施乃至处分决定，我的一个同学在一个乡镇工作，平反时镇子里凭空增加了十多位“吃皇粮”的人，有的人还算建国初土改和三反五反时期处分的，这样给官僚精英群体以“定心丸”实际上也是一种成功的赎买。在分田到户的事后，杜润生等人判断“三五牌基层干部”（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年龄五十多岁、工资五十多元）反对，因此在废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时期，放权给县乡基层干部大搞“农转非”，放手让他们扩张“七粮八所”以安置自己的至亲好友，这样基层干部的注意力就成功地被转移到关注自身家族和裙带关系的利益安排上了，顾不上反对分田了。当然，后一种赎买政策的操作成本很高，最后形成了“几十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的严重农民负担问题，在新的世纪，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农村基层干群对立的进一步恶化，不得不由上级政府承担这个“赎买政策”的巨大成本。由于这个赎买成本过于巨大，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运作带来相当高的风险，在新的中央领导层出现了“悲观派”，提出的一些口号对于“邓小平过程”有一定的超越，由此引发“新西山会议派”的担心并发起了强大的舆论阻击。
对老干部群体的组织措施，许多是通过赎买政策实现的，甚至包括中国农村的庞大基层干部群体，所以调节的过程相对温和没有引发官场大地震，赎买政策的巨大成本却递延支付，至今未能结清。邓小平先生以巨大的赎买政策成本、特定时期的政治合作策略，当然包括邓本人和老干部对于毛泽东的共同政治分歧，都最终落实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态度：“三中全会派”（老左派许多人都是这个政治认识）。相比较而言，老干部群体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政治调节阶段与邓小平是一致的，都要求降低官僚精英群体的管理成本和政治风险、增加官僚精英的控制权同时降低工农的地位，这是政治权力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中间重新分配的过程，老干部中间许多人与毛泽东是对立的而与邓小平是一致的；在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之后，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是国民财富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分配份额问题，一些老干部从战争年代形成的与老百姓感情关系出发，反对过分减少老百姓的份额而显得“思想僵化”，他们反对经济权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的“私有化过程”，因而产生了所谓的“老左派”。
总而言之，邓小平先生打造“改革开放”的基础，首在把亲历革命的老干部群体“边缘化”，因为这些人死抱着“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经济”思路，拨乱反正的对象不是什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而是这个受到多数老干部拥戴的“僵化思想”。拨乱反正在组织路线上的调整，决非针对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和“毛主义者”，而是针对老干部群体的“年轻化、知识化”和“党政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