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中国网 | 时间： 2004-08-09  |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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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在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第三次“出山”，重新恢复了工作。
长期“左”倾思想的错误，十年内乱的危局，“两个凡是”观点的阴影……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重大历史抉择。
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邓小平推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持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大课题。
中国，开始了走向辉煌的第二次革命。
任仲夷（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
总设计师小平当之无愧
我和邓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我记得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和怎样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但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央调我到广东工作。
在我到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和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决心很大，魄力很大。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大都能背诵出来。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钱其琛（国务院原副总理）
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
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摘自《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本报征得钱其琛同志同意重新发表。）
刘导生（中共北京市委原书记）
一次历史的转折
我调来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是1978年12月26日，当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拨乱反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很大进展，但北京市的工作落后于其他省市。由于当时的某些领导干部思想上受毒极深，仍然被“左”的思想、理论所禁锢，自觉不自觉地阻挠拨乱反正。而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和清算“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种思想已逐步形成尖锐的对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长期统治我们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左”的思想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服清醒剂。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我顶住了来自某些领导人的压力，于1979年3月上旬召集了北京各高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在讲话中指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北京市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我们北京市的工作要跟上中央的步伐，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提倡“三不主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会议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委终于决定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1979年9月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在主报告中摆出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等等，并在思想根源上作了分析和批驳。
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迷信程度的情况下，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全党几年的努力，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转到“四化”建设的轨道，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拨乱反正，使国家的发展走上正确道路，这种历史功绩永远不会磨灭。
张爱茹（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小平领导我们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的影响下，1978年5月，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组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最先引来的却是责难。
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时，明确提出：“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视察工作期间，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多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9月下旬到11月，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在全党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出结论。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数的赞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陈云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在邓小平精心指导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32年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至此，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张大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长冬后的第一声春雷
我直接接触小平同志是在1961年4月，当时我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随同小平同志到顺义县做调查，征求对“农村60条”的意见。当时我觉得，小平同志解决问题非常实在、扎实。在县里开座谈会，他还直接提到农业减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小平同志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我以极大鼓舞。
“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多。直到1975年4月，我才被放出来。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复出抓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的时候。小平同志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不久以后，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重新又进入了很沉闷的状态。当时我虽然放出来了，但仍然不能分配工作，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市委学习班参加学习，当时“左”的思想束缚还是很厉害的。1977年4月，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写信给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时听到这些话，真有一种经历了漫漫长冬后，听到第一声春雷的感觉，兴奋极了，马上觉得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邓小平同志当时讲这种话，表现了很大政治勇气，明显和“两个凡是”是不一样的。强调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明显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不完整、不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我当时就感觉我们党又有希望了，又可以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上来了。
从那以后，经过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听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致的闭幕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越来越清楚，我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鼓舞。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历史证明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拨乱反正，为我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李晨（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小平给知识分子“摘帽”
我于“文革”前担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刚刚一年多就赶上了“文革”，“靠边站”了。1971年，我被重新结合，到当时的市革委会文教组担任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教育战线是重灾区。特别是1971年，在“四人帮”控制下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的《全教会纪要》抛出了“两个估计”，说“文革”前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起了很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破坏力比“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还厉害。当时我到北京市的中小学看，课堂上乱哄哄，百分之七八十的门窗玻璃都被打碎了，桌椅板凳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许多学生不到校，或进校不带书包。到了1974年，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北京市开始普及高中，没有合格的教师，就层层拔，教学质量急剧下降。那时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个高中学生对我们说，要给我们普及高中，得先把我们老师普及了，我们老师就是初中毕业。
当时学生中流传一个顺口溜，叫“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全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教师的思想状态是“痛心、伤心、寒心”，“欲教不能，欲罢不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一所中学的高一年级做了一个测试，506个学生在六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考查中，平均80分以上的只有6人，平均不及格的却占86％。在北京四中的一个高中班，竟然有一半人连英文26个字母都写不全！
1977年2月，北京市召开“文革”后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鼓励教师要敢抓教学，要敢管，初步整顿了教学秩序，但收效并不显著。
就在这时，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自告奋勇抓教育，上来就抓了两条，一个是推翻“两个估计”，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给广大教师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再一个是恢复高考制度。这两条一抓，教育战线的局面整个就变了。我记得当时商店里卖的练习本一下子就销光了，文具也脱销了。教师、学生的教学积极性都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抓住要害，立即扭转了局面。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全过程，感触甚深，至今记忆犹新。
缪俊杰（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著名评论家）
暴风雨般掌声响彻文代会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大会上小平同志致“祝辞”时获得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将长久留在中国人的“民间记忆”里。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是文艺界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同广大文艺工作者见面。人们当然会记得，1960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后，文艺界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艺界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劫难，许多有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相继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或“黑帮”，受到打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许多本来优秀的作品或正确的理论观点，被扣上“毒草”和“黑论”，受到批判清剿。经过十多年折腾，文艺界已经溃不成军了。改革开放之后召开的这次文代会，是文艺界一次重振旗鼓的大会。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文艺界致“祝辞”，就是代表党中央对文艺界作重新估价，也是来为文艺工作者鼓劲的，大家心里十分高兴。我记得，小平同志一走到讲台，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此后，在小平同志的整个讲话里，全场一次次地响起热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塔斯社发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时，在每个段落之后都要用括号标明“掌声”、“热烈掌声”、“暴风雨般掌声”、“雷鸣般掌声”，来表现演讲效果。后来听说，有些是遵命作秀，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确实是一点不过分。我们在现场感到，那些掌声确实是真诚的、由衷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插曲。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文代会是“对号入座”。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身躯瘦小的长者。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位长者，只是觉得他有点“怪”。每次他都是找到位置就坐下，从不同人讲话，台上人作报告或发言时，他总是闭目养神，或伏案瞌睡，既不抬头，更不鼓掌。但我注意到，在小平同志讲话时，到关键处，他微微睁开眼睛，高兴地鼓起掌来。会下打听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沈从文长期被打入“冷宫”，他对文坛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经过那么多世事磨难，几乎心如死水的沈先生，听到小平同志的讲话，也高兴地鼓了掌，我想，这是他由衷的掌声，不是敷衍，不是随大流，更不是任何人强迫的。沈先生的掌声可以代表文艺工作者的心声。我当时是作为代表而不是记者参会的，所以没有及时采访一下沈先生的感受，现在想起来也是件憾事。
王光美（刘少奇同志夫人）
小平为“头号冤案”平反
1969年，少奇蒙难河南开封，我们家破人亡，我也是九死一生。1977年我从监狱出来，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未向中央提出少奇的平反问题。我知道，少奇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中央考虑的问题，无须我多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同志都平反了，但少奇的事情迟迟没有解决。许多热心的同志都让我向中央申诉，我没办。我相信少奇对我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会作出公论，小平同志也会操心这个问题。果然不出我所料，少奇的平反正是小平直接关心的。这项工作搞了很长时间，因为在“九大”上，给少奇戴了三顶帽子，网罗了大量材料，这需要一件一件地澄清。所以，到1980年前，主要是复查，没有明确结论。
这期间，小平对我们全家很关心，有两件事我印象极深。一是1978年，我儿子刘源想报考大学，但政审不合格，被取消资格。这时，少奇平反尚未提出，所以他四处奔走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背着我给邓叔叔写了封信，诉说理由，希望他能帮助说句话。未想到小平果真在这封信上作了亲笔批示。这样，刘源才得以破例在报考期已过的情况下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我们全家都感激他，在那个时候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了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也不便过多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的平反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小平的推动下，十一届五中全会终于撤销了强加给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誉，这起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昭雪。（摘自《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现代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小平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给当时的党中央写信，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国。5月3日，邓小平的这封信转发到全党县团级。当时，我们听了传达，大家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个人迷信仍然盛行，思想普遍僵化。邓小平的这封信，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两次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胡耀邦同志二次审稿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刊出后，5月11日《光明日报》就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就全文转载。但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的总编就接到权威人士的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旗”，政治上很坏很坏。当时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批评、指责这篇文章，给这场讨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详细摘要发表了小平的讲话。当时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大家都很兴奋。
7月23日，胡耀邦同志又通知我们去他家开会。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坐在走廊里。耀邦同志很兴奋地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小平同志找他谈话，亲口对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是个好班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很快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我深深感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德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
拨乱反正开创了理论工作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是重灾区，北大哲学系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学生中，先后有三四百人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处理。在当年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大家兴奋了一下，但后来一段时间还是陷于沉闷，因为周围的环境变化并不大。后来有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才真正看到了新气象。
1978年底，我开始参与北大哲学系的领导工作。当时我们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教师、学生平反、落实政策。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党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不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是不可能让大家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向前走的。
我从195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此后一直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当年“反右”的时候，有一个罪名叫“抽象拥护、具体反对”，意思是说，虽然你也拥护党中央，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你反对基层单位某些领导者的做法，那么你就是“抽象拥护、具体反对”，就是反党，就可以把你划成“右派”。有的老师仅仅因为参与了农村调查，回来后说了几句“农村太穷”、“15年超英赶美目标不现实”之类的话，就被划为“右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拨乱反正推动下，经过大约一年多时间，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知识分子都被落实了政策，压抑多年的积极性被释放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后来都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记得当年有一个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临毕业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句推心置腹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大学学习三年，感到哲学系的教师特别像“芭蕾舞演员”，一个是转弯子转得特别快，一个是脚跟不着地。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哲学系的教员十分不容易，必须时时刻刻跟着政治风向走，根本不可能脚踏实地做学问。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所谓“大辩论”里，一方只要找出了一句毛主席语录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算证明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取得辩论的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扭转了这种恶劣学风。小平同志后来南方视察谈话中，谈到不要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拨乱反正是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意义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感触至深。
北京日报 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