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业生死劫(《财经》 2008-9-29)

奶业生死劫

十年来创造出惊人成长业绩的奶制品行业面对三聚氰胺全线失守，是什么力量联合导演了这场全行业的堕落？

“奶企迟早会出大事”
三鹿濒于倒闭，蒙牛、伊利、光明股票跳水，国产奶制品销量急剧下滑，每个企业都为他们的漠视付出惨重代价

　　9月22日，蒙牛集团总部原奶事业部二楼楼梯口，张贴着董事长牛根生致全体员工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惟一的选择就是负起完全的责任……即使公司完蛋，牺牲自我也要营造出一个干干净净的乳制品市场。”在信中，牛根生措辞严峻，宣称处理不好“问题奶”事件就引咎辞职。
　　就在六天前，国家质检总局宣布，从包括三鹿、蒙牛、伊利在内的22家企业69批次的婴幼儿奶粉中检出三聚氰胺，中国乳品企业开始了一场全行业的整治，每个企业都在通宵达旦地开会，展开追溯问题奶源和召回问题产品的行动。
　　但这样的行动来得太晚。
　　早在三年前，中国奶业协会（下称中国奶协）的一位专家就私下警告蒙牛内部人士，有公司业务人员跟奶站联合造假，往原奶中添加蛋白粉、水、乳清粉等物质。对方顾左右而言他。之后，深圳奶业协会也曾委托中国奶协以书面形式向蒙牛提出警告，亦未获回应。这位专家当即意识到，“奶企迟早会出大事”。
　　三年之后，一语成谶。
　　引发这场行业性危机的，是公众并不陌生的化合物三聚氰胺。 9月16日，国家质检总局通报，在22家奶制品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其中三鹿情节最为恶劣，所有产品均检测出三聚氰胺，含量超出卫生部公布的“人体耐受量”40倍。中国最知名的三大乳品商蒙牛（香港交易所代码：02319）、伊利（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87）、光明（上海交易所代码：600597）则在不同批次产品中查出含量不等的三聚氰胺，三家企业市场份额合计近70％。排名靠前的乳制品企业中，只有三元（上海交易所代码：600429）、完达山等少数品牌幸免。
　　现在，每个企业都为他们的漠视付出最惨重的代价——三鹿濒于倒闭，蒙牛、伊利、光明股票跳水，国产奶制品销量剧降。当地政府统计显示，伊利和蒙牛损失预计将达百亿元。“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也可能企业就此完了。”三鹿的一位管理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
　　绝大部分企业都声称，三聚氰胺事件系少数“不法奶站”添加到原奶中——这也是目前各级政府和警方确认的祸乱之源。但从《财经》记者在各地调查所见所闻，在奶制品中添加水和各种化合物，早已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只不过为了抢占市场制高点，大家不约而同采取了漠视甚至纵容的态度。
　　市场用一种最坏的方式进行了集体惩罚，持续十年的中国乳业高增长戛然而止。但悲剧为何发生，能否就此不再重演？中国乳业是否还有机会自救重生？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当比抓住几个直接犯罪嫌疑人更为重要。

奶源之乱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药粉，只需按比例加水即可调制成“无奶牛奶”

　　40岁的蒋卫锁曾是西安杨凌示范区最大的私人奶站主。退出这个行业后，他成为一名奶站打假者。
　　他宣称，自己曾目睹多名同行将自来水、一袋袋标识为蛋白粉、脂肪粉、维生素C、抗生素、双氧水、硝酸盐等物质放入洗衣机内搅拌，加入刚收回来的鲜奶中，然后卖给奶企。
　　多位乳业专家亦向《财经》记者证实，2000年后，牛奶掺假手段已达上百种，掺水是最原始也最普遍的一种；加脂肪粉可以提高脂肪含量；加青霉素、抗菌素可以降低细菌指标；加乳清粉、麦牙糊精可以提高浓度，奶发酸了可以用碱面甚至工业碱来中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药粉，只需按比例加水即可调制成“无奶牛奶”。
　　此次令国人谈之色变的三聚氰胺，亦是造假者不断“试验改良”的结果。南京一位奶企负责人透露，以前原奶造假多加尿素，因为尿素便宜。但尿素使奶质变淡，容易被检测出来，后来才演变成添加由尿素加工而成的三聚氰胺，不仅能大幅提高原奶的“蛋白质检测值”，还能提高其粘稠度。
　　“按照现有鲜奶检测化验标准，根本不可能杜绝奶业造假。”中国奶协理事王丁棉表示。
　　在中国“乳都”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普通市民都对奶站掺假有所耳闻。当地一位40岁左右的常姓出租车司机称，他本人就拉过奶站工作人员到位于五塔寺附近的居民小区购买乳清粉，用于原奶掺假。事后，伊利公司曾向公安机关报案调查，未有结果。
　　原奶问题是否真的难以发现？答案是否定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相关企业通过奶源追溯，迅速确定了疑似问题奶站名单，并上报公安部门。9月20日，所有波及企业更集体作出承诺，将实施严格的进厂和出厂把关，批批检验，坚决杜绝不合格的原辅材料进入生产环节。
　　但在这场全行业危机之前，大部分企业都未能有效防止问题原奶流入生产线。相反，迫于竞争，他们在近几年的常见做法是有奶必收，甚至四处“抢奶”。
　　以此次奶源问题暴露最严重的河北省为例。仅保定一地，就聚集了蒙牛、伊利、三鹿、完达山、天香五家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日生产能力总和超过2000吨，但当地日产鲜奶只有800吨。
　　在中国第一大奶源地内蒙古，企业对奶源的争夺亦属“寸土必争”。2000年，伊利和蒙牛甚至为此引发过流血冲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由呼和浩特市政府出面，双方划定了“势力范围”，才暂时相安无事。
　　转至2007年下半年，受国际奶粉价格暴涨及年初饲料成本上升、奶农大量杀牛等因素影响，“抢奶”现象愈演愈烈。位于呼和浩特西部的土左旗本是伊利的奶源基地，但是原奶供应紧张时，蒙牛也会过去“抢奶”。“大家争相叫价，价格一日一涨。你很难想象，鲜奶收购价一个月内就能从每公斤1.90元疯涨到2.20元，最高超过2.30元！”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介绍说。
　　至2007年底奶源最为紧缺时，甚至有陕西、河北等地的“奶贩子”开着奶罐车来内蒙古“抢奶”，每公斤价格比伊利、蒙牛要高出0.20元至0.30元。但通过掺水和其他化合物，这些奶贩可将1吨奶变成1.5吨甚至更多“奶”，照样获利。
　　奶源最为紧张的河北最为混乱。当地奶农流传着一句话：蒙牛不要就给伊利，伊利不要再卖给三鹿。一位三鹿集团内部高管告诉《财经》记者，三鹿奶粉之所以被检出三聚氰胺含量特别高，正是因为三鹿出价最低，很多奶站吃准了三鹿对于奶源的需求最为迫切。

奶业“大跃进”后患
2006年恰是中国乳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经过十年超常规的发展，中国奶制品产量翻了两番，隐患就此埋下

　　一个令人扼腕的事实是：中国奶业十年竞争的胜出者——三鹿、蒙牛和伊利，同时成为这轮“问题奶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而竞争中暂时落败的三元，反而幸免于难。
　　这并非偶然。回过头看，中国奶制品企业对于奶源的失控与奶源在竞争中的腐烂，几乎从竞争萌芽之始已经注定。越是激进的企业对奶源越是不加选择，最终栽的跟头也越大。
　　从1998年至2007年，中国人均牛奶消耗量从5.3公斤提升至27.9公斤，奶制品工业生产总值也从120亿元增至1300亿元。无论是三鹿、蒙牛还是伊利、光明，都不想错过中国奶业市场“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梦想成为行业老大。
　　在这场竞赛中，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上游、抢占下游的低成本扩张模式，也在不同阶段推动形成了中国以散养为主的奶源结构，以及以私人奶站为主体的原奶收购模式。
　　1987年，田文华成为三鹿集团总经理，她提出了“大干、快上、多养牛、多产奶”的口号，创造了“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模式；其优点是，企业不需支付奶牛养殖和牧场扩大的征地成本，即可依靠“人民战争”迅速放大奶源产量，从而实现低成本扩张。这一模式经国家体改委和畜牧部门肯定而在全国推广。中国以农户散养为主的独特奶源结构由此形成。
　　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 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其中，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
　　因此，有“野心”的企业都把目光投在了下游，大面积铺货、打品牌广告以占领市场。以蒙牛为例，其2004年销售支出为10.39亿元，用于奶源建设的生产基地支出却只有4000万元。光明乳业上市之初，还一度将奶牛资产作为“非优质资产”从上市公司剥离。
　　中国奶协理事王丁棉向《财经》记者指出，如果完全依靠自有牧场，中国奶企根本不可能实现目前的扩张速度。2000年至2007年，蒙牛销售额从2.47亿元飙升至213亿元，增长了85倍。
　　2002年以前，伊利、蒙牛、光明和三鹿基本上各居一隅壮大实力，奶源的稀缺性并不明显。2002年后，随着伊利、蒙牛将市场版图扩展至全国，大企业之间开始短兵相接。
　　中国奶牛数量内蒙古第一，河北第二。河北环抱京津两大消费市场，是北方乳业南下的必争之地，过去一直是三鹿的奶源根据地。
　　2003年10月，蒙牛率先在河北唐山开建工厂。至2007年，共有蒙牛、伊利、光明、完达山、新希望、旺旺等十余家乳品企业扎堆河北，为日后奶源争夺白热化埋下了祸根，也使河北成为此次问题奶源的主要案发地。
　　河北的狂飙突进是中国乳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行至2006年，高速发展的奶制品行业与原奶供应能力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1998年至2006年，中国奶制品产量从60万吨增加到1622万吨，增长近28倍；但奶牛存栏数仅从1998年的439.7万头增加到2007年的1387.9万头，只增长了3倍多。
　　在诸多乳业界人士看来，2006年恰是中国乳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经过十年超常规的发展，中国奶制品产量翻了两番。
　　就在同一年，澳大利亚发生大面积干旱，奶产量大幅减少；美国、欧盟等地取消或降低了奶制品出口补贴，引发了全球性原料奶危机。此次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事后问责亦表明，正是从2006年起，三聚氰胺开始在原奶市场恣意流行；而企业为争夺奶源，对奶站明目张胆的掺假视若罔闻。
　　2007年，国家发改委为缓解CPI高企压力，出台了临时价格干预政策，限制包括奶制品在内的食品涨价。由于利润空间大大压缩，企业对于上游奶源的争夺和成本控制更加激烈，各类造假行为也更加登峰造极。
　　而此前对乳制品市场关于“闪蒸”“禁鲜令”“还原奶”“特仑苏”的种种争议，监管部门也保持了不恰当的沉默，实际上，在纵容企业随意添加化合物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些貌似技术之争、市场之争，因监管部门的不作为，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路径选择。
　　以“闪蒸”为例。一些企业宣称，他们的品牌牛奶之所以“又香又浓”，是因为使用了“闪蒸”技术，蒸发掉了牛奶中的一部分水分。
　　不过，熟悉牛奶生产工艺的专家指出，很多“香浓牛奶”实际上是大量使用香精、乳化剂、增稠剂人为调制而成。所谓“闪蒸”，在一些国家通常只用于高温炼乳的生产。
　　“特仑苏”是蒙牛最为成功的一款高端常温奶制品，由于宣称含有丰富的“造骨牛奶蛋白”而畅销不衰。不过，市场一直质疑，其所宣称的“造骨牛奶蛋白”其实只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下称IGF-1)，根据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属于激素类药物，不允许添加。
　　2007年7月，广东省奶业协会曾专门向广东省卫生厅发文，要求对蒙牛在牛奶中添加IGF-1的合法性开展调查。不过，监管部门迄今未对牛奶添加IGF-1的病理影响作出说明，亦未对蒙牛的擅自添加行为采取任何举措。而紧随其后，伊利、光明、三元都推出了类似的“高端产品”。

奶站秘密
原奶掺假早已从最初奶农给奶牛喂尿素的“初级阶段”，进化到有专业人士参与的“高级阶段”

　　“成也奶站，败也奶站”。奶站模式最早由三鹿、伊利于十年前创办；十年后，帮助企业进行低成本扩张的功臣，却摇身一变成了致行业于绝境的罪魁。
　　早期伊利等企业曾自己投资兴建奶站，但是随着终端市场竞争加剧，纷纷放弃了对奶站的控制。此后原奶由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双方“话事权”易位。在实际运作中，三鹿等企业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严格监管奶站，奶站逐步在奶农、奶站和企业的三角利益链中占据主动，并成为游离于食品安全监管之外的灰色地带。
　　内蒙古呼和浩特土左旗沙尔沁乡一间房村，有两个奶站。72岁的吉三高是奶站的管理人，他的两个在呼和浩特工作的儿子和一位朋友是实际投资人。
　　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奶农们把奶牛喂饱，就赶到吉三高管理的奶站挤奶。蒙牛一般一天来收一次奶，小奶站通常隔天收一次。这意味着，原奶最少要在奶站的奶罐里存放半天甚至一晚。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里，奶站到底往奶罐里添加了什么。
　　呼和浩特共有1200多个奶站，它们名义上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事实上很多既没有进行工商注册，也不交税；其实际控制人，要么是与地方政府或畜牧、农业主管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地方能人”，要么是乡、村基层政府组织的亲属甚至就是本人，要么是与伊利、蒙牛原奶事业部主管有密切关系的内部人。没有“关系”，既无法摆平奶农，也无法摆平企业。在河北，有些当地群众甚至干脆用“地痞流氓”形容一些奶站老板。
　　“若是厅长、书记亲戚开的奶站，送到企业，谁敢给评不合格？哪个奶农又会不往这个奶站送奶？”一位知悉个中关系的奶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奶站的固定收入主要是企业支付的管理费。以蒙牛为例，奶站送来的原奶分合格、不合格两类，不合格产品按质量等级分为五等，管理费在0.20元/公斤上下浮动。按一间房奶站每天6吨的收奶量计算，每月固定管理费收入大约在5.4万元左右。
　　如果原奶被企业检测不合格拒收，全部损失就要由奶站承担。每月只要一次检测不合格，当月管理费就等于泡汤。
　　不过，最近五年来，一间房奶站送到蒙牛的原奶几乎没有被拒收过。换言之，这个村子生产的原奶“全部合格”。
　　土左旗北什轴乡的李师傅亦透露，过去几年，自己送给伊利的原奶很少被拒收。但是9月17日“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不是检出微生物超标、就是检出含抗生素。原来即使原奶被检出抗生素超标，企业也不会拒收。
　　在奶源成为紧缺资源之后，原有标准都束之高阁。企业对奶站送来的原奶敷衍了事，奶站对奶农送来的原奶更是来者不拒。
　　按照奶站建设要求，每个奶站都应配备检测残留抗生素的仪器，价值两三万元。但很多奶站为节约成本，常常只是买一台假仪器作为摆设。当地奶农都管这些检测仪叫“吓唬器”。
　　经过长期摸索，原奶掺假早已从最初奶农给奶牛喂尿素的“初级阶段”，进化到有专业人士参与的“高级阶段”。在内蒙古，一些大奶站甚至雇用畜牧专业毕业生来帮助“管理”。多位业内人士均向《财经》记者透露，奶站只要往5吨原奶里加上500公斤水，所得就超过当天的管理费。

集体埋单
市场信心被一夜摧垮

　　但是，惩罚最终还是来了。
　　“1岁以上的孩子就不要再吃奶粉，回家熬粥算了。”35岁的吴桂芬用沙哑的嗓子劝告前来退货的顾客。她在甘肃兰州义乌商贸城经营奶粉批发已11年。
　　9月16日傍晚，从央视新闻联播看到22家乳制品企业的婴幼儿奶粉都被三聚氰胺污染时，吴桂芬感觉“天都要塌了”，她不敢再相信任何一种国产奶粉。
　　与吴桂芬一样感到了危机的，还有蒙牛集团创始人牛根生。在9月17日举行的蒙牛全体员工大会上，他称摆在面前的，“一条是死路，一条是活路”。
　　尽管牛根生承诺承担一切责任，但是资本市场的反应，还是要比大多数投行的预计更糟糕。
　　9月17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三聚氰胺专项检测结果后，伊利连续逆市跌停，换手率达到上市以来最高的31％。
　　9月23日，蒙牛复牌，亦狂泻65％，6.85港元的开盘价创下了52周来最低。瑞信报告认为，蒙牛的产品损失可能将达8亿元，由于赔偿带来的损失将达1.2亿元。
　　中国乳制品企业用十几年的时间，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液态奶市场，但市场信心被一夜摧垮。
　　未检出三聚氰胺的乳制品亦被拖累。商务部监测数据显示，9月17日，未检出三聚氰胺的婴幼儿奶粉销售较前五日下降33％。多家机构报告均对国产奶粉品牌前景表示悲观。国泰君安（香港）认为，中国乳制品市场全面恢复要等两年后；摩根士丹利则更为悲观，认为要等到2012年。
　　问题暴露最恶劣的三鹿，原是中国第四大乳制品生产企业，现在已濒于破产境地。三鹿集团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三鹿召回的“问题奶粉”总量可能超过1万吨，患儿理赔金额超过7亿元，已远超其流动资金。
　　其他问题企业的状况亦不容乐观。受“问题奶”事件影响，伊利、蒙牛的订单已锐减八成。国泰君安（香港）分析师罗磊认为，未来两个月，蒙牛销售将下挫60％，这意味着至少有9亿元的奶制品成为“新增存货”；加上企业营运成本，蒙牛目前22亿元的现金最多只能支撑两个月。
　　销售收入骤然断流的同时，企业还面临着原奶收购的压力。9月21日起，农业部连发多个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督促乳品企业履行生鲜奶收购合同，“坚决做到不停收、不限收”。
　　由于销售停滞、生产线停工，从9月18日起，伊利总部的送奶车辆就排成了长队，样本检测时间从原来的40分钟增加到了近四个小时。部分原奶由于等待时间过长，微生物含量超标，被伊利方面“拒收”。蒙牛公司亦出现了原奶购进量大幅下降的情况。
　　9月22日，蒙牛奶源事业部总经理郭小岑向媒体表示，由于购进原奶需“批批检测”，部分原奶来不及进厂就已经发酸坏掉。9月20日以来的两三天内，蒙牛倒掉的原奶在1.5万吨以上，补贴奶农奶资约5000万元。
　　一些缺乏检测手段的企业如雅士利，则采取了主动向国家有关检测部门送检、将检测报告随产品一同上架的办法。雅士利品牌策略部一位林姓负责人表示，“即使等，也要等一个合格‘身份证’再上架。”
 
第一阵营换班？
谁的灾难，谁的机会

　　长期以来，中国乳业股都是资本市场追捧的宠儿，估值偏高。经此震荡，高速增长的中国乳业市场出现了新的并购机会。
　　走进位于北京朝阳门的一家大型超市，“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奥运军团专用奶”的广告依然在播放，但现在看来更像是笑谈。原来被外资品牌占据了主要位置的奶粉柜台，现在几乎看不到国产品牌的影子；液态奶柜台变得空落落，三元产品填补了部分蒙牛、伊利原来的位置，但不是全部。
　　分析师普遍对国产奶粉前景表示悲观。光大证券预计，未来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将全部归属外资品牌；除高端产品加大进入，外资品牌的低端产品亦将全线推出。
　　上海、北京多家经销商向《财经》记者表示，近期外资品牌奶粉进口量增加了两成左右，多美滋、美赞臣等部分外资品牌已经卖断货。
　　不过，机构对国产液态奶的长期表现依然看好。受奶源限制，外资很难在液态奶市场与国产品牌正面抗衡。伊利、蒙牛并非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前提是市场信心何时恢复？
　　对三元、光明这样的“幸存者”或影响较轻的企业来说，挑战则在于如何抓住有利的“时间窗口”，重返奶企第一阵营？
　　由于80％以上的奶源依赖自有牧场，三元扩张长期受限，其北京主场的份额也被逐步蚕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这一曾经的市场劣势却成了奶源安全控制得力的优势。事发次日，三元液态奶销量猛增到以前的3倍，三元不得不把本地超市的配送次数增加到两次，同时开足马力生产。
　　9月25日晚，三元发布停牌公告，称当天下午接有关部门通知，“须研究相关并购事宜”。此前，三元股价已连续六个交易日涨停，9月25日收于5.59元/股。
　　市场普遍猜测，三元停牌可能与身陷破产绝境的三鹿有关。作为中国第三大综合乳品生产商，三鹿“突然死亡”所带来的市场空白和奶源流向，给市场留下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据称，河北省政府一度希望拥有三鹿43％股权的新西兰恒天然集团能全面接管，但未获明确回应。恒天然内部人士称，现在讨论投资前景的问题还为时过早。
　　即将沦为别人并购对象的可能不仅仅是三鹿。更大的市场悬念在于，伊利、蒙牛会不会就此倒掉？
　　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财经》记者看到一份呈报国务院的内部文件，称截至9月19日，伊利、蒙牛下架产品价值已达64亿元，预计未来还将损失36亿元人民币。
　　截至9月22日，企业订单减少八成，日收奶量不足原来的五分之一。内蒙古就此向中央政府申请免除两家企业未来四个月的增值税，同时决定从自治区主席预备费中拿出1亿元救助企业。

重建之路漫长
为扩张单纯追求速度、忽视上游建设和产品质量的发展模式已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

　　“三聚氰胺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今日奶业之困。短期内奶源短缺虽成历史，但过去为扩张单纯追求速度、忽视上游建设和产品质量的发展模式，已到了彻底改变的时候。
　　一家乳业上市公司的董秘向《财经》记者坦承，“三聚氰胺事件”折射出的整个上游链的缺失，既不能怪奶农，也不能单怪奶站。企业一直没有勇气去颠覆现有“奶农—奶站—企业”利益严重错位的“畸形”模式，也找不到代替的办法。
　　国家有关部委日前召开乳制品企业碰头会，一些专家建议奶制品企业将上游奶站全部收购。但以各家企业目前焦头烂额的现状，能否渡过难关尚是未知数，全面收购奶源的建议并不现实。黑龙江的租赁模式以及内蒙的奶联社模式，或者是更现实的过渡之策。
　　据介绍，在黑龙江省的部分奶源区，当地政府与奶企合作，推行企业租赁奶站的方法。奶站完全由企业工作人员操作，原奶站私人投资者不再能接触鲜奶，而是靠去奶农中组织奶源获利，这就失去直接掺假的动力和空间。
　　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奶联社），则提供了集约化养殖的另一种思路。
　　奶联社成立于2004年，最初由李兆林、李正洪发起，并引入了国有性质的呼和浩特市春华水务公司作为大股东；设计初衷是奶农直接以奶牛入股，类似国外合作社形式。但目前实际采取固定分红的模式，相当于奶联社一次性买断奶牛，分五年向奶农支付固定收益。奶牛的配种、饲养、挤奶、送奶全部由奶联社完成，原奶直接供应伊利集团，中间没有奶站环节。
　　由于内部监控比较完善，奶联社所产原奶平均价格每公斤要比散户高出近1元。即使是伊利已经部分停产、原奶收购受限，奶联社的原奶销售亦未受影响。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奶联社副总经理李兆林变得异常忙碌，除了和风险投资公司（PE）讨论扩大投资，还要接待一拨拨对其模式感兴趣的业内人士。
　　但在发展过程中，奶联社也面临着资金和政策的困境。自2004年成立至今，奶联社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外国政府贷款。由于缺乏抵押物，四年来，奶联社只从国内银行贷出了170万元，规模扩大受到限制。
　　市场上对奶源问题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其核心都是如何协调“奶农—奶站—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这方面，三鹿集团的外方股东新西兰恒天然集团的模式和经验提供了借鉴。
　　恒天然由超过1万名新西兰奶农拥有，约占新西兰全部奶农的95％。他们负责每年向恒天然供应140多亿公斤的牛奶；公司大部分收入也以分红方式归其所有。
　　为解决奶农与企业利益一致化的问题，恒天然设计了一套独特的公司治理结构，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还专门成立了牛奶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奶农与企业之间的纠纷。
　　恒天然的奶农股东们，对公司决策有相当的影响力。由于奶农的反对，恒天然公司的董事会迟迟未能就是否增持三鹿股权做出决策，并最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对这部分股权作大幅减值计提。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国家质检系统派出了多达1644个督察小组，进驻所有乳制品加工企业，对购进原奶和出厂乳制品实行每批必检；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奶制品价格监管，维护市场稳定；农业部门则要求地方政府督促企业履行原奶收购合同，确保原奶收购的质量和价格。
　　这些措施对稳定市场、维护奶农利益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过业内专家指出，政府更需要做的，还是尽快补齐监管短板，如对奶站经营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尽快建立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原奶质量，以及严格禁止随意添加化合物行为等。
　　“三聚氰胺事件不曝光，奶业的问题就会继续隐藏下去。如果这次事件能迫使政府提高行业监管力度、逼迫企业重视奶源质量，中国的乳制品行业才有明天。”蒙牛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高层向《财经》记者表示。
　　而对更多的中国企业，如果这次灭顶之灾能换来企业职业道德的复苏，所有企业都能从中真正体会到信誉的意义，彻底扭转过往一味追求发展速度、不求发展质量的行为模式，才有可能重振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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