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风，几度雨：回忆父亲舒芜-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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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非

　　（一）

　　父亲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心里那种缠绕不去的空空的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从此，我每天打开E_mail，再也看不到父亲发来的有着手写体“舒芜”签名的熟悉的来信了；

　　从此，我再也看不到父亲那谈笑风生的样子、听不到父亲那海阔天空的议论了；

　　从此，三十年来每个周末都去看父亲所走的那条路显得那样漫长而飘忽，路的这头是我的家，路的那一头已没了父亲，我将走向哪里？

　　父亲缠绵病榻一年多，父亲走后，我见不得氧气机、呼吸机、血养仪、血压计等医疗仪器；见不得医院的病床；更见不得医生抢救病人的镜头。

　　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着父亲，可我又怕想到或看到与父亲相关的任何事情，甚至怕听人提起父亲。

　　我尽量远地向记忆的深处走去，父亲，让我在长长的回忆中与你同在。

　　（二）

　　记得那是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同学来我家玩，快吃饭时她们说有事要走，我也没有坚决地留。后来父亲问我为什么不留同学在家吃饭，我说我留了，她们有事，我也觉得她们不会留下吃饭。

　　父亲说：

　　“留人家吃饭，就要真诚。你先在心里想着她们不会留下吃饭，这个邀请就不真诚了，不真诚的邀请怎么能把人留下呢？”

　　这是我开始学习接人待物的年龄父亲给我上的第一课，让我记忆至今。同时，父亲一贯待人以诚的行为也不断影响和教育着我，使我懂得了要真诚地待人，真诚地发出每一个邀请。

　　父亲记得每一个来找我玩的同学和朋友，常在和我闲聊时提起他们，关心着他们的近况。如果我回答某个同学或朋友很久没有联系，不知近况如何，父亲就会略带责备地说：

　　“怎么会没有联系了？朋友之间应该多联系才对。你主动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三）

　　父亲对人从来都是光明磊落，对朋友更是赤诚相见、表里如一。对自己却非常严格。从年青时代起，父亲就习惯于认真地解剖自己的思想和内心，细微到每一缕思维甚至每一丝一掠而过的心绪，就这样把自己和盘摆在朋友面前，请朋友们指点、批判。

　　父亲的每一个朋友，也都是我们这些孩子所熟悉的。他常常用生动而欣赏的语气向我们讲述他这些朋友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和才华，讲述他们的逸闻趣事，就像鉴赏家在指点我们怎样去欣赏一件件珍品，使我们注意到他们独特的光彩。这些朋友们的每一次光临，都成为我们全家一次欢乐的盛会，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一边静静地听他们聊天。

　　我们知道周绍良伯伯渊博的家学和他诚恳厚重的品格，还知道“文革”中在湖北干校时他与父亲之间的种种小欢乐、小笑话。周伯伯是我家的常客，从小我们就熟悉他那缓慢持重的声音。上了年纪以后，他们见面少了，通电话多了。有一次父亲与周伯伯通过电话之后，带着一些伤感说：

　　“他听不清我说什么，我也听不清他说什么……”

　　看着父亲那有些落寞的神情，我也不禁为之黯然。

　　父亲与周伯伯都有些重听，随着年纪的增长加重。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丁香盛开时节，周伯伯请我们去法源寺看香雪海，之后请我们吃饭。

　　在饭桌上父亲用手罩在耳后，极大声地问周伯伯：“你近来牙齿还好吗？”

　　周伯伯探过头看着父亲，同样大声地说：“你说什么？”

　　父亲用手罩在耳后，更大声地重复：“你近来牙齿还好吗？”

　　周伯伯摇着头：“耳朵呀？不好，不好，我的听力越来越不行了。”

　　父亲很理解地：“哦，我也一样，我的牙齿也不能咬硬东西了。”

　　他们的这段对话听得我乐不可支。回家讲给父亲听，父亲也笑了，说：

　　“哦，是这样啊！”然后话锋一转：

　　“说来也奇怪，我们古典部的人似乎个个听力都不好，比如李易，是我们那里最年青的，现在听力也不行了。”

　　说这话时，父亲忽略了一点，父亲所说的“现在”，是李易被打成右派、发配农村历经磨难最终得以改正的八十年代，当年的青年才俊，此时也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多年来父亲常常提到李易，提到他的才华，为他扼腕痛惜。前些年李先生为自己的文集请父亲作序，父亲郑重地把这些都写了进去。

　　聂绀弩这个名字我从小就知道。父亲给我解释，“绀”是红色的意思，“弩”是弓箭，“绀弩”就是红色的弓箭。从此，这个浪漫的名字就和这个瘦瘦高高的人联系了起来。父亲常带我去聂绀弩先生家玩，有时他们朋友聚会也带我去。有一次，在王府井的“森隆”饭庄吃饭，聂绀弩送了我一个金黄头发能眨眼睛的大洋娃娃和一本精美的图书，书中用柔和美丽的色彩画着一些奇妙的花、鸟、弯弯的月亮还有一个穿淡蓝衣裙的小姑娘。这本书我一直珍藏着，“文革”时没有了。

　　父亲盛赞聂老的学识和为人，醉心于他宽阔的思维、落拓不羁的作风和他的奇才异秉。

　　“文革”之后，老朋友们的消息相继传来，对于已逝的，父亲为之痛心不已；平安健在的，父亲时时盼着与他们的相会。那时，几乎天天都会有朋友出其不意地光临，给父亲和我们带来惊喜与欢欣。于是父亲更加挂念聂绀弩，焦急地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心心念念地想着他。

　　有一天，我刚从外面回来，父亲惊喜地告诉我：

　　“聂绀弩出狱了！我们去看他！”

　　那时，我奶奶还健在，奶奶说已经是下午了，改天再去吧。

　　可父亲等不及，奶奶也了解父亲，说要走就快点动身。于是我连提包都没放下，就和父亲转身出了门。

　　这一路上父亲和我谈的都是聂绀弩。聂绀弩先生的女儿海燕就在聂老出狱前一个月因为家庭矛盾自杀了。父亲为此痛心跌足，不断地说：

　　“就差一个月！就差一个月！……”

　　到了聂老家，聂绀弩先生盖着被子坐在床上，半靠着墙，多年的牢狱生活使他的脸色很差，说话声音很弱。父亲不是个擅于表露感情的人，那一刻，从外表依然看不出什么，只是通过父亲握手的姿势与说话的语调，我感觉出他是捧着一颗热热的心在与聂老相谈。

　　我和周颖阿姨在外屋聊天。

　　从聂家告辞出来之后，父亲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今天我差点闯了个大祸！幸好幸好，我发觉得及时，聂绀弩也没有听清！”

　　原来聂老此时还并不知道女儿海燕去世的消息，父亲差一点说漏，好在聂老没有听清，父亲及时转了话头。告诉我这些时，父亲像个差点闯了祸的孩子一样，带着一种自责而庆幸的神情。

　　这种神情在后来许福芦先生为父亲写口述自传时我又见到一次。那是书成之后，许先生拿样书来请父亲审定，如果没问题就交出版社付印，当时父亲没看出什么问题。

　　第二天，父亲又翻看那本书时忽然注意到，书前的一幅照片说明排错了，照片是父亲与作者许福芦先生的合照，排错的说明中没有了许先生的名字。父亲立即打电话给出版社要求更正。出版社说已经开印、更正很麻烦。父亲说再麻烦也要在照片说明中更正，父亲的坚持终于说服了出版方。

　　事后父亲一再带着自责而又庆幸的神情说：

　　“当时我怎么没有看出呢！幸亏我第二天发现了，还算发现得及时。否则，大批书印出，那时再想改也不行了。那样的话多不好啊！”

　　父亲把这本印错了又经他手写改正的书送给了我留作纪念。

　　年纪大了行动不便，父亲就通过电话、信件与朋友们联系。每年新年前夕，父亲早早地让我们买好大量贺卡，他端坐桌前拿出钢笔，一张张认真地写，写好分别摊放在桌上，等墨迹干了后再叠在一起让我们拿去寄。近两年父亲写字手有些发抖，他就端坐桌边看着我写贺卡，不允许有一点马虎。

　　有了电脑后，父亲每年都让我做一张电子贺卡发给用电脑的朋友们。有一年父亲提议，让我给他拍一张照片作为贺卡。在那张照片里，穿着大红衣服满面阳光的父亲向朋友们拱手拜年，送上自己真诚的祝福。父亲为此很高兴。

　　父亲喜欢请朋友们在家吃饭，这也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日常生活中，父亲对饭菜的要求极简单，但朋友来了，父亲非常希望能有一桌精美丰盛的饭菜作为款待。可是我们都不会做菜，父亲为此深感遗憾。在我，这是一个永远的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搬到皂君庙，每个星期天我都去看父亲。其他几天每晚都会通个电话。周末的那个电话父亲一定要问：

　　“明天来吧？好，明天记着早点来。”

　　虽然父亲知道我一定会去，但每个周末还一定要在电话里这样说一遍。

　　第二天父亲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常常是：

　　“这是昨天电话里说的那几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你看看。”

　　父亲每天浏览大量的报刊、杂志，摄取信息的速度快而准确，只要看到好的文章就留下来让我们看。

　　2000年初，我儿子给父亲装了一台电脑，在儿子的帮助下父亲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操作要领。父亲并不单纯地靠记忆，而是按他的方法问清原理去推导，这令儿子佩服不已，他不止一次对我说：

　　“外公要是再早几年用电脑，一定比你现在棒得多！”

　　自从父亲学会用电脑后，除了报刊杂志之外，又多了一个渠道，网上的消息和文章更是源源不绝地给我发来。

　　我每次去看父亲，一进屋叫一声：“阿爸！”

　　父亲就高兴地答应说：“来啦？”

　　然后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时事动向、社会新闻、某篇文章、某个消息……不仅有复述，还有父亲对此的思考，需要时又能马上背出一段原文加以引证。

　　父亲的谈话里很少有我们所说的“家常话”。

　　我因为工作中无意间得罪了单位领导，这位领导不仅在日常工作上处处给我制造麻烦，还在评职称时一连两年不给我评。我向父亲讲述这些委屈，父亲听后一笑，说：

　　“这样的事多得很，我也常听到一些人因为没有评职称，当时闹得很厉害，甚至吵起来。过几年再看，听说他们职称也都评上了……来、来，看看这篇文章，写得很不错。”

　　于是话题又转到文学上。

　　过几天，父亲忽然想起他的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是我所在系统的最高领导，正好父亲新出一本书要送给这位朋友。这朋友的家不在北京，以往赠书都通过邮寄，这次父亲让我送到他儿子家。父亲还高兴地对我说：

　　“他是你们的最高领导，你去找他说说一定有用。”

　　于是我就拿着书到了领导家，放下书，闲聊了一会儿，就走了。

　　不是我不想说什么或做什么，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去说和做。回到家，把这情形告诉父亲，父亲说：

　　“可以了，也就是这样了。”

　　在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无论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是有什么记不起的文章诗句，问到父亲，他总能马上给出准确的答案。而在这些人事方面，他和我一样茫然。

　　后来我们单位这个领导退休，换了新的领导，我的职称才得以评定。我想，这也确如父亲所说，不管当时有着怎样的不愉快，过几年再看，一切也都解决了。

　　我们赞美宽广的胸怀，常常说做人要有“胸怀”。父亲有着怎样的胸怀？这个问题我没想过，只是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使我明白，父亲不是为寻常烦恼而生的。

　　前些年，一位女作家写出几篇文章，一鸣惊人。父亲看到后连连称赞，极力向我们推荐，一再让我们看。有一篇文章提到父亲，叙述的是作者自称亲眼目睹的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的一件往事，用了丑化父亲的笔法。

　　虽然事隔这么久，但父亲有着超强的记忆力，看到文章后对我们说：

　　“这不对，按她说的日期，那天我并没在场。”

　　也就是说作者叙述的整个事情根本不存在。慎重起见，父亲又查找了相关资料，确实证明了这点，才写信给刊登这篇文章的刊物，加以说明和澄清。

　　在这整个过程中父亲一直心平气和，只把这当成一个纯粹的纠错事件。父亲对这位作者的文章依然赞不绝口，每看到一篇，依然备加赞赏地推荐给我们看。我对她的不负责任表示不满时，父亲说：

　　“啊，那是另一回事。她的文章还是写得不错，值得看，值得看。”

　　与这相似的事例不止一个，父亲所持的态度也都与此相同。对此，我们也都习惯了。

　　我们看到一些歪曲、甚至编造事实谩骂父亲的文章，想出来说话，但父亲不准我们写，他说这“没意思”。

　　我想，这“没意思”中大概有两层意思：

　　一是出于父亲不愿张扬、处事低调的作风。

　　另外，在事关政治的大是非上，父亲从不需要来自子女的任何辩护。

　　父亲是对的。我们已看到，关于解放初期父亲涉身其中的那场政治运动，随着近些年有关材料的相继公布，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那种一边倒、一言堂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在这之前，父亲已经在《后序》中向历史承担了他应负的那部分责任，在这之后，我们相信历史也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四）

　　我知道这样一个笑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年青的女大学生，单纯、热情、浪漫，喜爱文学，因为父亲是“资产阶级教授”，班上也要让她进行思想改造，要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进行批判。她一遍遍地对自己进行认识和批判，一遍遍地写，总是通不过，总是说还不够坦白、不够深刻。最后，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认识自己’才算是“坦白、深刻”，只好写下这样的话：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大家的帮助，我认识到我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幸亏被好朋友看到阻止了她。

　　这其实是一件真事，之所以说它是笑话，因为以现在的我们看来，它实在太像一个笑话：什么叫“坦白深刻地认识自己”？没人知道，只有把自己说得越坏、越罪孽深重，才越可能接近那个目标。

　　而作为笑话，即使现在听来，依然辛酸和沉重。

　　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闲聊谈到这个话题，父亲说：

　　“坦白，其实就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思想，难道一定要把自己说成是最坏最肮脏的人才叫坦白？人，为么总要把别人想得那么坏呢？”

　　人，为什么总要把别人想得那么坏？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只能说人有多种多样吧。

　　写到这里，停笔休息，偶然翻书，看到许福芦先生所著《舒芜先生口述自传》里的一段话，随手抄录于下，就以此作为本篇的结束：

　　刚开始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还是从学术上讲的，也讲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但只是学术上文艺思想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没有扩大到政治问题上去。那一段时间，我们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的几个人都写了文章，都参加了批判俞平伯的讨论。后来文学出版社还出了四大本《问题讨论集》，把所有批判俞平伯的文章收集在一起，主编工作还是我做的，出得很快。当时香港有一种说法，说是1954年俞平伯的学生王佩璋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作家出版社名义）校点的《红楼梦》，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就报复俞平伯，批他的《红楼梦研究》。这当然是笑话。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哪里是一个出版社就发动得起来的呢？

　　（《舒芜先生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P261）

　　父亲去世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听到消息立即发来唁电、并送了花圈，在此，我借这篇小文并代表弟弟妹妹们向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深深的感谢。

　　2009-12-9于北京益丰园

　　※※※※※

我的老爸

　　方朋

　　老爸和电脑

　　我在电脑前，习惯性地打开邮箱，浏览来信。突然，我拿鼠标的手震了一下，是一封老爸的信，老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发给我的信还在我的信箱里。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信了，他爱用绿色的格子信纸，末尾有他用鼠标画出的手写签名“舒芜”。我一直记得，刚帮老爸装上那个可以让鼠标模仿手写笔的软件时，他是何等地感兴趣。他坚持自己完成手写签名，但是他的手总是抖，明明那一撇就要完成时，手一抖，整个字就不成了样子，于是只好重来。我走开了，有的时候，表面上的不关心，实际上是源于许多无法说出的感情。老爸真的老了，我不能看下去。

　　第三天，老爸高兴地让我看，说是终于写好了。果然，很像他手写的字体，但是老爸写了多少次啊。要做的，他就一定要做好。

　　老爸一高兴，眼睛就有神了，仿佛又是六十多岁的样子。只是能让他高兴的事不多。我虽然离不开电脑，但我认为电脑的第一大罪状就是让人的眼睛无神。

　　老爸接触电脑时已经快八十岁了，之前我劝他用电脑他不听。我告诉他电脑上写文章比纸上写有很多方便之处，但是他反驳说：那样就没有“手迹”留下了。当时不以为然，后来真是有些后悔。老爸用上电脑后，就再也不动笔了，就算要写一两行字，他也先输入电脑，然后打印出来。老爸的硬笔字说不上多漂亮，但对于我们，却是无价之宝。看着老爸留下的手迹，字字扑面，老爸伏案写作的身形仿佛又在眼前。可惜，许多道理似乎只有在事情无法挽回后才让人明白。

　　老爸用电脑，一是写文章、投稿方便，有时发给广州、上海媒体的文章，第二、三天就能见报。有一次上海一家报社编辑晚上打来电话，说是版面临时有空缺，马上要开印了，问老爸手头有没有现成的稿件，如有，希望能立即发过去。老爸正好有一篇写好的短文，就发了过去，于是那边马上排版、开印。老爸常常感慨，在必须通过邮局寄稿的年代，这简直无法想象。

　　另外，也是主要的，老爸是通过电脑和人交流。老爸喜欢思想交流，尤其喜欢面对面的谈话。记得“文革”后期，他从干校回京，没有房子，住在一座小楼下面的半地下室似的杂物间里，我们称为“小黑屋”。老爸为“小黑屋”起了个“天问楼”的名字，他的许多文章，就标明写于“天问楼”。不少人以为“天问楼”是间高高在上的房屋，哪里知道是这么一间不见天日的黑屋。那间“小黑屋”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怀念，因为在里面可以畅所欲言。每次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家，开始几天和老爸都要聊到夜晚二、三点，时政、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有时我经常发一些貌似深刻、实则幼稚的议论，但他没有丝毫嘲笑的口气，一直陪着我聊，他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我思索，鼓励我阅读。

　　以后老爸的听力越来越差，以至于谈话都难以进行，电脑就成了他和人交流的工具。因我不在北京，老爸经常从网上找来各种文章发给我，内容以时政为多，也有其他。有一篇文章是说，科学家发现整个宇宙在加速膨胀，银河系外的几大星系，正以加速度飞离银河系，我们这个地球在宇宙中将越来越孤独。老爸为此深深感叹：“想想人类在宇宙中，竟然如此孤独……！”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了，还在关心这类许多人认为很“玄”的问题。

　　爸爸生命的最后岁月，已经不能离床了，但他每天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电脑前坐一坐，只要能起床，他就一定坐在电脑前，上网，直到坐不住，躺回床上。“这样就不空虚了”。他躺在床上说，然后又拿起一本书看。老爸腿脚不好，很少出门，耳朵又听不见。幸而他眼睛一直很好，到老不花，上网能让他神游世界。对他而言，能接触到新知识，能和人交流，才是活着的象征。他给我的信我一直保存在电脑里，最后一封的发出日期是今年二月十八日，信里告诉我他写了一篇短文，将在五月份发表，而七月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出来。那篇短文的题目是《论没意思》。那是为纪念著名作家荒芜写的，老爸为荒芜在最后的岁月里那深深的绝望而震动。

　　对思想的迷信

　　老爸曾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把思想看得无比重要，在“文革”期间，他也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马克思、列宁伟大在那里？他们一无所有，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就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当然，那时在他看来，毛泽东也是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建成了一个新中国。那时他不曾知道、其实可以说那时几乎全中国人也都还不知道，列宁、毛泽东并不是完全靠“思想的力量”开创自己的江山的，他们的作为，有很多和“思想的力量”根本无关。但那个时代，老爸就是这么想的，尤其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他作为进步教授，成为依靠对象，参与了政事，亲见许多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政策一到就迎刃而解，这更让他相信了思想的伟大。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到政策背后的铁拳。

　　在老爸看来，一个人，当他还没有掌握某种思想、仅仅是照着这种思想去作了，就立刻强大十几倍，那么掌握了这种思想的那些人，自然就是神了，而创立这个思想的人呢？我问过老爸这个问题。

　　“那当然就是上帝了，而且是活在世上的上帝。”他慢慢地回答我。

　　这话他不会对别人说，也不会写在文章里，他只是对着自己的孩子说明当时自己的心态。

　　在我看来，老爸由于对思想的热爱进而到了对思想的迷信，他相信一种正确的思想是无所不能的。这也自然让他连带着迷信那位思想者，于是也使他走出了那至今让人争论不休的一步。既然对着上帝，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把自己和胡风的分歧和盘托出，却不料这位上帝对权术的爱好远大于对善的爱好。

　　我一直难以理解，父亲这些在国统区的左派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怎么会那么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和新政权是一家人？会不会只有老爸一个人这样天真呢？从现在的许多材料看，面对新政权，这种毫不见外地把自己当自家人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有意思的是这其中，一直在国统区生活的左派知识分子比例更大；倒是延安、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历了各种运动，早早摆正了个人与领袖的关系，建国之后，他们要谨慎许多。

　　现在常有人责备中国知识分子自作自受，没有骨气，这真是很不公平。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五十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政权那种信任与赤诚的感情实在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的人不了解，了解了也不理解--这也包括我。而那些过来人，或许因为随后的种种不堪回首，也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

　　列宁全集

　　虽然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自认和新政权肝胆相照，可随后的“引蛇出洞”给了许多人当头一棒，但这并没有让老爸从对思想的迷信中醒悟。

　　我家去干校时，是被称为“扫地出门”的那种，就是说永远不再回来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留在北京。我负责装书，虽然抄家时被抄走了一批，但剩下的还是不能全带走。我订了个木箱用来装书，老爸左挑右挑，除了别的书，还放进一套20几本的列宁全集，精装本、鲁迅形容为捧一本在手上，就像拿了一块砖头的那种。运行李时出版社派了几个人帮忙搬东西，两个年轻人（是我现在这样称呼人家，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应称其为叔叔）抬着那个书箱。我家住的胡同小，卡车只能停在胡同口，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一段不短的路才能搬到卡车那里。我担心那个书箱散架，就一直跟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一段，放下歇手，问我：“怎么这么重，里面装的什么？”我说是书，他们奇怪：“书也不应该这么重啊”，于是我进一步解释：“里面有一套精装本《列宁全集.》”。两个年轻人明显愣了一下，不再说什么，抬着箱子继续走，我听见一个人说：“什么时候了，还带列宁全集！”

　　经历了“反右”，经历了十几年的思想压制，经历了我母亲“文革”中的惨死，父亲对思想的迷恋始终不变。他曾详细对我说过：马、恩的文章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语言充满智慧；列宁的文章雄辩滔滔，让人简直无法反驳；斯大林的文章语言简单、明确、有力，似乎事情就是他说的那样，毛泽东的文章，引古论今，语言中自有一派王者气象。

　　有一段时间，我也迷上了这些书，我读《哥达纲领批判》，果然，文章严密的逻辑和智慧的语言让我大为佩服，父亲告诉我，其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写得更好；随后我发宏愿读《资本论》，硬着头皮，半懂不懂地看--或许连半懂都是我自认的--看到地租论一节实在搞不懂了，父亲说，马克思说的“级差地租”是西欧社会才有的，中国的地租制度完全不同，所以这一节对中国人来说有很大难度；然后我又看《共产党宣言》，父亲说：“文章写得真好，简直就是诗”；见我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父亲说，那是他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入门书；我读《反杜林论》，父亲说，后半部可能不好懂，里面涉及的自然科学知识比较深。

　　说实话，上面提到的各部著作，除了《共产党宣言》，没有一部我能看完，但是父亲晚年时回忆说自己曾以极大的热情追随、研究马克思主义，我相信那是真的，不是一般的泛泛而论。

　　晚年的反思

　　我不大喜欢“反思”这个词，这是个舶来品，用在中文里总有些怪，但我也想不出别的词，只好仍旧用它。

　　父亲晚年的反思，按照他一贯的思维方式，一下子又走到头，“回归五四”了。我曾半开玩笑地和他说：何必回归五四呢？这样就会有人说你，又在否定自己了。以前否定自己，现在又否定自己，总在否定自己。父亲想了想，又想了想，回答说：“那也只好让人去说了。”

　　其实我倒是不在意有人会说什么，我是觉得否定自己的一生，太过沉痛了。否定自己生命中的一段岁月都令人难以承受，何况否定自己的一生。但这就是父亲的思维方式，对什么问题都追本溯源--

　　如果我一九五五年做错了，那我为什么会那么做呢？

　　因为我信奉一种思想。

　　我信奉的思想是别人强加的？

　　不是，当年我已受到“五四”启蒙的洗礼，原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

　　于是，《回归五四》就理所当然。

　　可这也就同时否定了自己的一生。写这本书时父亲七十七岁。父亲在写《回归五四》时是什么心情，他没有说过，但自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变差。当然，每天伏案写作十几个小时，而且连续两个多月，就是年轻人身体也会受很大影响，何况当时父亲已经是快上八十岁的老人了。

　　人们常说：神仙是救人于水火，可我却有大不敬的想法，我总觉得一些苦难就是神仙造成的。试想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在苦难来临时才祈求神仙保佑，没有苦难时，人对神仙就不太敬奉了。《圣经》里早就说得明白：上帝看到人们不再敬奉神明了，就让地球发了一场大洪水。苦难越多，人对神明就越敬畏。

　　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

　　有家出版社要出我爷爷的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他们找老爸写序。老爸告诉我，爷爷的学问根底比他深多了，我拿书来看，书的扉页上有句题诗：“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寥寥两句，散发着文人独有的气息，我一下子记住了这句诗，老爸的一生本应这样度过的。

　　曾经有多少夜晚，在那间小黑屋里，我和老爸“细论文”。当然多是他论我听。比如，《战争与和平》里，娜达莎坐在阳台上那纯洁优美的梦想；安德烈负伤倒在战场上，看到他所崇拜的拿破仑走过来；《安娜·卡列尼娜》里，吉蒂和安娜在舞会上的不期而遇；《死魂灵》里，乞乞科夫摸了一下狗的鼻子，称赞说：很不错的鼻子；契科夫对小城镇的描写，“碎玻璃片在阳光下闪光”；《约翰·克利斯多夫》的开篇第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生腾而上”，约翰和安多纳德在两列即将开出的列车车厢中无言的对视；哈代的小说《苔丝》里苔丝那句简单而又让人感慨万千的话：“我等你，等你，可是你总不来”……，此外还有很多，对这些细节的议论，加深了我对文学的理解。而我关于中国古诗词的那些知识，几乎都是从这些与老爸的闲聊中得来的。

　　有的时候，老爸也会采纳我的看法。他本来觉得曹雪芹设计的《红楼梦》的结局“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好，可是我喜欢高鹗给出的《红楼梦》的结局：贾家家道中兴，兰桂齐芳，可贾宝玉还是出家了。尤其是贾宝玉雪地拜别贾政一节，“似悲、似喜”四个字多好。老爸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在他写的《说梦录》中，专门为这一节写了一篇，等于肯定了高鹗写的结局，还对贾宝玉在雪地中披的红斗篷做了发挥。

　　回想这些自由而又能让我学到许多知识的谈话，老爸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以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曾经有个大好机会，它就摆在我的眼前，可是我没有珍惜，”这段在年轻人中哄传一时的经典，我是从我儿子那里学来的，他早已不说了，可对我来说，因为别有一番滋味，所以始终记得。不管和老爸谈过多少次，总觉得还应该再多些、再多些。

　　“何时一樽酒，与君细论文”，老爸的一生如果始终能在这样的情境中度过，一些事情或许就是别的样子。

　　或许，今后在梦中，还能和老爸再次细论诗文，为此，我愿意相信人的身后有灵，我希望老爸不要像他痛悼的荒芜那样，“不结来生未了因”。

　　2009年12月16日写于加拿大

　　※※※※※

记阿爸－舒芜先生

　　袁卓娅

　　09年的8月18日晚23时，我的家公--舒芜先生走了。24日的告别仪式上，我最后一次吻别阿爸，心里异常难过，我心中最好最好的好人走了。随后在网上看到铺天盖地对舒芜先生去世的报导和评论，这都是我们家属所意料不到的。

　　我和中国的文人圈不沾边，但一直非常敬重舒芜先生，真的觉得他是世上最好的长者。我们两家是世交，舒芜被打成右派时我爸爸路过北京都去看他，尽管党内一些高层领导劝我爸爸：“少和舒芜这种人来往”。文革中我父亲倒霉时，舒芜先生也倒霉，但他每次见到广西的来客都问候我的父亲，这让我们家的人倍感温暖，那种年月是没人敢理我们的,许多原来的亲友对我们都象躲“瘟疫”一样。

　　我的父亲（1936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晚年的时候曾无数次感慨：“舒芜是个家学深厚，功底扎实，勤奋自勉，群众基础很好（指在南宁工作期间）的知识分子，我们党曾多次想发展他，并准备委任他在文化界或教育界任重要职务，他都巧妙躲闪过去，如果他是在我们党内，会被保护得更好些，会被呵护得更多些的，真是太可惜了啊！……”父亲的肺腑之言不无时代烙印，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真挚情怀。但就我对舒芜先生的了解和观察，我反而觉得舒芜先生是不会成为一名像我父辈那样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他和我的父辈们有著太多的不同，他最佩服的人，乃是鲁迅，他骨子里渗透的，是自由民主传统意识和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他的精神世界里充满著不愿被束缚的独立平等思想。尤其到晚年，他向自己挑战，不满足于仅与那些党的“文化人”同流，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与那些思想解放的“自由主义者”为伍，他真的欲回归五四了。

　　舒芜先生对女性的尊重，不仅是体现在他的文笔中，更是体现在他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连对我这样一个当时才二十几岁的女孩，他也平等极了。我和舒芜先生是1976年底见面的。那年冬天，北京很冷很冷，一整天都刮北风，我一下火车就赶到东四四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传达室的人说明我是从广西来的，要找方管（舒芜），片刻一个中年人出来，说他就是方管，我交上父亲的亲笔信，他寒暄几句，让我在他办公室等会儿。不一会好些人过来故意停留在门口看我，有些还返回来再多看几眼，事后舒芜才告诉我，大家好奇，已经好多年没人敢到单位找他了，现在突然来个女孩找他，当然会让这些被社会抛弃的“臭老九”稀罕不已。舒芜先生带我回到他的家，是豆谷胡同15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说是家，实际上是在一个四面没有窗、完全不通风的地下仓库里。我家在文革中虽也被扫地出门，赶到一间小屋里，但好歹还算是有个房子，可舒芜先生的家哪像家啊，不就是个临时的可钻进去的四面有墙而空气稀薄的栖息之地吗（后来我们叫它“小黑屋”）。可没听到舒芜先生说一句抱怨之语。安排我和他的小女儿睡一个床，简单吃点饭后，就与我聊天，问我的父母，问我的现状，问我喜欢文学吗？......话语虽然简单，但句句都带温情和学识。我那时仍在东北的台安县插队，正准备参加文革后的高考，前后几次路过北京，都住到舒芜先生家，请他辅导。每次他都是下班回来，就为我辅导语文和历史常识。那时候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海阔天空，渊博无比，不过又都深入浅出，条分缕晰，完全不像给我作应付高考式的辅导，我则如饥似渴，百听不厌，不时也说点自己的看法。记得我当年写了一篇模拟作文，题目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记述的是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后，全国上下追查谣言，我当时插队所在的农村大队书记和许多老乡们如何掩护我躲过追查的事。因为是亲身经历，语言和情感都是自然流露。舒芜先生给了我这篇作文一个很好的评价，还从文字上润色了不少地方，包括标点符号。他说：“写自己最难忘的事，中心点就是要真实，真实了才难忘，真实了才有话说，有话说还怕写不出东西？写作其实就跟说话一样，一点都不难，那些语法和修辞都是极次要的，我就不太懂语法......。现在很多人都去追逐热门雷同的主题写难忘的事--粉碎‘四人帮’，其实那未必都是每人的真实感受。赶时髦写的东西往往就相互模仿和抄袭，口号布满文章，像这种作文实在要不得，它害了很多人。写作就是要发自内心，把真情感受写出来就行了......”。舒芜先生很喜欢我，我们虽是两代人，但他没把我当孩子，他同情我在文革中的遭遇（一个女孩14岁就去下乡插队，一去就是8年，16岁时因清查5.16又被关押审查1年半），理解我追求知识的向往和渴求，尊重我劫难后的坚强和自立，帮助我立志后去实现自己的每个目标。我每次路过北京都愿住舒芜先生家，（其实我完全可以住在我的亲戚和父亲的老战友家，谁家条件都比舒芜家好百倍），我越来越喜欢舒芜先生的平等家风和为人处事的态度，觉得住在舒芜先生的“小黑屋”里心里舒服、滋润，思想自由，总有很多的回味。

　　常常看到舒芜在“小黑屋”伏案写作到午夜2.3点，多少个夜晚，我都睡了一觉，醒来时还见他在灯下挥笔，长长的身影映在狭小陋室的墙上......，每当此时此景，脑子里就涌出鲁迅的那句话“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心目中最好最好的人莫过于此了，如果有人说舒芜不是好人，那这世界上就没好人了，一点都不夸张。

　　之后我们还通信多年。记得有一封信让我惊诧不小，79年我看到大批“右派”得以平反，就写信问舒芜先生是否平反，并祝愿他能早日平反......。他回信说：“已经在前几天平反，但一点没有那种感激.庆贺之意，一点点都没有，我丝毫不认为自己错在那里，何来感激啊！何来祝贺啊！......。”

　　七十年代末我常奔波于鞍山-北京-广西之间，有时会带点北京特产给亲戚和朋友，一次无意地说：“北京桃子挺好的，我就买两毛一斤（当时的价格）的桃给刘伯伯（我父亲在鞍山的老朋友），而且还不贵......”舒老当即就说“要买就买最贵最好的，是送人的啊！”随即还塞了点钱给我。

　　在舒芜先生家小住时，还常见一些人来往“小黑屋”，他们中有聂绀弩、陈迩冬、黄苗子、周绍良、虞愚和林锴等人。他们在一起谈话的内容我并不很清楚，但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我能窥见他们都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慨，仿佛每人都被剥了一层皮，又都复活了。他们在“小黑屋”里时而窃窃私语，时而畅怀大笑，高兴了还到旁边的新侨饭店撮上一顿，像我这样的小字辈确实都能清楚地觉察到他们之间的那种劫后余生的心灵感应。

　　1997年是南宁三中（原南宁高中）建校100周年，校方特邀建国后的第一任校长舒芜先生前往参加活动。他一到南宁就说：“我想见见我的学生们，文革中都是因为我的事，波及到我的这些学生，文革后我才知道的，他们有的被整得很惨，有的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是因为我啊......”。之后舒芜的学生王辑国、张谷夫妇（王力先生的女儿和女婿）倾力召集了几十位舒芜的学生，安排师生大聚会。那天天气闷热极了，舒芜先生头昏，十分难受，可他还是坚持了几个小时。事后我问他：“您头昏不舒服就早点结束嘛......”他说：“这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他们很多人是因为我被整的啊！......。”

　　舒芜虽是我的家公，我一直把他当先生，已习惯了。读书是阿爸对我的最深入骨髓的教化，他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时鞭策我，要求自己努力去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读书人”。每次回家，阿爸都向我推荐他书架上几本书，要我读一读。但他从不向我介绍这些书的内容，而是让我自己去寻找、去感悟，去领略和去收获。他和所有年轻人交往也都是以书为媒，凡和他交往过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喜欢著他，尊敬著他，和他成为朋友。

　　我在广西工作，自然回家照顾他老人家很少，这是我终生的痛处。我们每每回家探亲，阿爸高兴无比，早早就让准备，提早几天盼著我们回家。阿爸最欢喜的事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饭菜的种类和形式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要的是一种温馨和谐的气氛和对往事回味的那份亲情。尽管文革浩劫夺走了舒芜先生的好几个亲人--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和二女儿，可他对生活的隐忍坚韧和美好向往始终不渝，还深深地影响著我们。在家时我们也谈家事，但更多的是谈对文学、时局、历史、社会和周边事物的看法。有时也争论一下，每人都在畅所欲言。我们要离开家时，阿爸总是送到门口，话语眼神中流露出无尽的不舍。

　　如今阿爸远行，真的、永远地走了，看了网上那么多的评论文章后，我觉得署名“周筱赟”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悲剧”一文写得较到位。说实在的，没想到网上出来那么多的评论，而且五花八门，最初看到后，心里有一阵很不好受，我们只想把老人安安静静地送走。

　　后来转念也想开了。阅人阅世，每人的心态都与自己出自何家门、所读什么书、所走过怎样的人生路，所在乎之物件和追求之目标有关联。看法不同，从来天经地义，倘若只有一个声音就不妙了。不管怎样，比起我出生以来的过去，社会是更加宽容了，人们也自由大胆多了，历史终于在进步中，这也是舒芜先生奋斗一生的初衷，我衷心希望能以此告慰阿爸。

　　写于2009年9月1日

　　改于2009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