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的广州麻烦 高志勇：管理外籍人士要引入服务意识

中国是否需要移民局：非洲人的广州麻烦
作者：本刊记者/周华蕾 （发自广州）

中国需要移民局吗？
世界是平的。中国对此的感知越来越深切，其中就包括人流奔涌。
最初国门打开时，人潮是单向度的，大批的中国人到海外求学、工作、定居；随着外贸活跃，中国国力强盛，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也选择在这里学习、工作或生活。
在北京、广州、上海、青岛、大连、义乌等城市，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境外人群聚居区，其中的很多人，有较为长久地居留于斯的意愿。
学者的观点是，在开放的中国，这些城市已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国际化”趋向。
“国际化”是许多中国城市趋之若鹜的词汇，当它真的迫近，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发生在广州的“7·15事件”，凸显了这座城市与非洲人群体间出现的不和谐，事实上，在其他境外人士聚居的城市，也存在着或显性或隐性的矛盾。
在日益开放的中国，这样的问题仅仅是初露端倪，但亦是时候寻找解决之道了。
就国家意愿而言，中国如何面对大量涌入并居留的境外人士？如何进行科学而人性化的管理？中国是否已有必要成立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
据统计，自1985年11月至2004年8月，中国政府已经批准3000多名外国人在中国定居。2004年8月，公安部与外交部发布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相关课题终于有法可依。媒体解读为中国开始实施“绿卡”制度。
总体而言，中国对于境外人士在华居留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手段，仍嫌滞后。
北京市政府外事办涉外处处长高志勇说，目前对外国人申请在中国居留的问题，决策、发证和查证的职责分属三个不同职权部门，呈现多头管理的局面。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已提交了成立国家移民局的议案。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的应对之道正在酝酿之中。经过艰难的磨合，不同族群、不同国籍的人会在中国的城市里融洽相处，享受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带来的美丽新世界。
非洲人的“广州麻烦”？
沈娅有时在家里会看到，自己的非洲男友Steven一个人站在窗前，双手紧扣，唱着圣歌，泪流满面。
曾经，广州是尼日利亚商人Steven心目中的天堂，现在，他却感觉自己越来越被挡在这个城市的门外。
“You Chinese，mafan！”（中国，麻烦）
唐旗服装城，广州著名的非洲人商贸区，潮乎乎的空气里，法语、粤语、英语、普通话杂乱地混合在一起，此起彼伏。狭长的老鼠街里，大号体型的非洲人们扛着黑色的塑料袋来回奔碌。
7月29日下午1点半，尼日利亚人Steven正坐在他不到3平米的三角形店铺里，一面用手抓起番茄酱里的大肥鱼往嘴里塞，一面摇着头重复念叨着，“mafan”。
对混迹广州的数万非洲人来说，他们很可能压根儿听不懂中国话，但决不会不知道“mafan”为何物。
高志勇：管理外籍人士要引入服务意识
作者：本刊记者/李邑兰
北京“国际化”以后的新课题
——访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涉外处处长高志勇
作为首都，北京是境外人士最集中、情况最多样的一座中国城市。如何完成对这个庞大群体的管理与服务，是有关政府部门必须面对的课题。
北京市人民政府涉外处是一个为在北京工作、学习、生活的境外人士服务的部门，其负责的工作比较繁杂，其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协调有关部门管理在京的境外留学生和实习生、外国侨民及境外企业驻京机构中的外籍人员。
中国新闻周刊：外事办对外籍人士的管理工作，现在有什么新趋势？
高志勇：我们对外籍人士的管理把握这样几个原则：第一是趋同管理。把在京的外籍人员当作北京市的实有人口对待；第二，要强化运用法律，维护外籍人员的合法权益，打击其中的不良现象；还有一个服务和管理并重的原则，就是把优质服务和科学管理统一起来。
奥运过后，首都国际化水平有了新提升，影响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这种背景下，要打破以往“管理”的思路，要引入强调服务的意识。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外国人服务和管理，出台了哪些政策、法规？
高志勇：以往我们存在两方面的偏差。一方面是过于注重独立性。外国人就医、住房、上学、办驾照，甚至是公园买门票，大街上上公共厕所，看你是外国人，很自然地拿出和国人不一样的一套办法来对待。这是大家都有体会的；还有一个偏差，就是漠视了外国人员的特殊性。很多情况下，没有针对外籍人员到位的、合情合理的规定。
从法制化建设的角度上，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些内容的，像《外国人出入境管理办法》，这是1986年颁布的，还有1994年颁布的《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及实施细则》，另外就是1996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这些法规从颁布后就没有修订过，目前已有很多地方与实际不相适应。
外国人的就医、学习是不是都有相应的规定？我觉得谈不上。都是各个部门各行其是，有的部门开放一点，对外国人的条件、待遇就人性化一些；对外国人有偏见，（面对外国人）会发怵，这样处理起外国人的问题就有偏差；有的怕出问题，甚至干脆关起门来，不去面对、处理外国人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在北京的外籍人士由哪些部门在管？
高志勇：主要是从外籍人员的构成去考虑。不过，管理难度很大。比如留学生在北京有5万多人，顾名思义，留学生是学生，所以是由学校和教育部门管理的，当然我们外事部门也参与。这样分析就会发现，部门众多，职能交叉，也叫齐抓共管。
我说的这些都是很规范的主流社会生活的群体。更多的是在散落在北京城各个角落的外国人，很难给他们定位，由哪个部门主管。之所以我们要趋同管理，就是考虑到外籍人员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北京，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他们身份千差万别，假如非要找个主管部门来管，这就是老思路，干脆趋同管理。
中国新闻周刊：对外籍人士管理的特殊性在哪里？
高志勇：特殊性很明显。外国人的行为、思维方式可能和中国人有很多大差异，这个差异就导致在管理上和中国人有不同的方式。另外，文化上的差异性比较特殊，外国人来华的目的也千差万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