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 较2009年将近翻了一番

李迅雷

近日，一篇《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决定收入差距，但目前中国增长模式短期内很难改变。调整余地在于二次分配。从目前来看，改革财税体制比调结构更有效。

不过从时间上来说，贫富差距的缩小要到2015年才有可能开始实现，而这还是乐观的估计，前提是实施合理的财税体制改革。

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更大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我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但这还仅仅说明的是收入不平等程度，更受到关注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最快的。

首先要强调的是，基尼系数也只是反映当年实际收入在不同收入阶层的分布情况的一种指标，而非全面、客观评价收入差距所造成影响的指标。如美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也在0.4这一警戒线以上，但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美国整个财政支出的50%左右(我国约为10%)，因此对于保持社会稳定能起到积极作用。

事实上，以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数据还不足以反映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而以财富差距来衡量或许其数据更为严峻。如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中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估计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飙升，目前的财富差距至少超过40倍了，而2009年对应的居民收入差距大约是23倍。

经济增长方式决定收入差距

期望经济增长来缩小收入差距，可信度并不大，关键是经济增长方式。

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根据一些研究，1979到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仅为0.89%，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9.46%，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90.54%，这是一种较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决定了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首先，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薪酬，在很多竞争性行业被压低。据统计，当前全国7.67亿就业人口中的7 亿人就业于非国有领域，其中4亿多为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和从事工业的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充裕和重工业化的加速使得劳动力薪酬水平被压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0 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从1990年的55.4%下降到2009年的42.8%。其次，某些垄断性质的国有行业如电力、石油、烟草等职工的平均收入，2008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第三，政府为了完成GDP高增长目标，更愿意增加投资性财政支出，减少福利性支出。

我国企业工资支出在分配中的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

改财税体制比调结构更有效

要缩小贫富差距，就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是目前政府所极力倡导的。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调结构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实现的。即便我国改变了政府主导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也难以改变以高储蓄率为特征的、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东亚模式”。

因此，如何通过收入的合理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应该是比较有效的途径。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与十六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相比，更体现了对于“公平”的关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目前出现的“民工荒”，未必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实质上是对“薪酬”过低的纠正。

但随着若干年后因各地盲目投资所造成的地方债务问题凸显，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将减弱，劳动力供过于求又将成为常态，期望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缩小贫富差距，只能是非常长期的目标。

而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方面，调整的余地还是非常大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在财政收入方面，最大调整余地是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制改革；将所有的政府收入都纳入到预算内管理。

从目前的所得税征收情况看，我国的个税2007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仅为7%，占GDP的比重为1.3%，而日本对应的比重为29.4%和2.7%，美国为45.3%和8.5%。我国工薪阶层税收占个税总额比重在65%左右。而在美国，年收入11.3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占美国纳税人的10%，他们缴纳的个税占联邦个税总额的71.22%。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对富人进行有效征税，这是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尽管我们目前的累进税率并不低。从酝酿改革到人大通过，到形成有效税种，乐观来看也要5年时间，但如果不改革现行制度，贫富差距将出现加速扩大趋势。

而在其他税收方面，一是可以设立房产税、今后考虑物业税等税种，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二是可以征收资本利得税，对在如买卖股票、债券、贵金属和房地产等方面获得的收益征收利得税，以利于抑制暴利阶层的财富膨胀。

如前所述，中国居民的财富差距要大于收入差距，目前居民住宅的总市值估计超过100万亿元，达到GDP的三倍，是目前贫富差距过大的最主要特征。因此，未来5年内房地产泡沫消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在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只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增加直接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这对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缩小实际收入差距是非常有效的。目前，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产生的间接负债规模日益扩大，估计两年后要继续维持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已经十分困难，这也会促使地方政府角色转型的速度。此外，2015年将是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这客观上也要求政府不能再利用人口红利来降低用于民生的支出比重。

综上所述，如果上述的财政体制改革举措能够实施，那么乐观估计，2015年之后我国贫富差距的缩小趋势将会形成。

(作者系国泰君安[99.28 0.00%]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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