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谁对腐败视而不见是没有良心，

 
——谁要回到计划体制是没有头脑
研究报告：收入差距和腐败“我国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使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高收入阶层倾斜。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为31倍，而不是现在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现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我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水平。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 这是5月28日由《财经》杂志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摘要中的一个主要结论。 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灰色收入和收入分配差距，全文将由7月出刊的《比较》杂志发表。但这个报告摘要一经披露，就立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当天晚上，转载该报告摘要的腾讯网的点击量就超过2万，跟帖发表评论的超过4000人。“这些评论我基本上看了一遍。绝大部分表示赞成，认为说的是实话，而且大量的是对收入差距过大和腐败表示不满，发牢骚。有些人认为说的还不够到位。反对的也有，极少，”报告作者王小鲁告诉记者，“不赞成的就那么几条，说你没事弄这干什么，‘吃饱了撑的’一类的话。也有骂人的，还有个别人说腐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这种话贴上去马上就有很多人表示反对。” 几乎与此同时，国内若干网站纷纷转载该报告，跟贴如云。翌日，时评家们纷纷就报告发表各种评论，或抨击，或剖析，或反思。一些颇有名气的学者如郎咸平、易宪容，当日把报告摘要贴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发表了评论文章。王小鲁还将报告的摘要原封不动地贴在自己的博客上，新的点击一天之内就达到一万多。这说明报告涉及的问题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学者56岁的王小鲁博士现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与同龄人一样，在他的学术生涯中，经历过时代浪潮的反复冲刷。从一个在山西农村插队七年的知青，到山西铝厂的工人，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的学者，王小鲁经过了17年的时间。在激情飞扬的八十年代，他和体改所的一批年轻同事：王小强、宋国青、张维迎等人一起，怀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投身于改革事业。 １９８９年2月，王小鲁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原定一年的访问，因为时代的因缘际会而滞留海外8年。在澳大利亚，他接受了正规的经济学训练。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用增长理论来解释中国乡镇企业的超长增长。“但是后来发现现成的理论都套不上，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型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因为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的增长主要是和制度变化有关，是制度变革引起的超常增长。”后来他花了大量时间自己建立了一个计量模型，来解释制度变革对增长的贡献。结果论文还获了奖。 在日本进行了一年的学术研究后，王小鲁回到中国，加入了由樊纲领导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回来差不多又十年了，”回忆往事，王小鲁颇多感慨。“头几年还是两边跑，在澳大利亚兼职做研究员。两边的活儿都不少，搞得很紧张。2004年以后不再跑了，专心坐下来在国内做研究。”当年的朋友，有的从政，有的经商，而王小鲁还在潜心做研究。面对处于变革和高速发展时代的中国经济这么一个丰富多彩的研究对象，他觉得自己恰逢其时。又是二十来年的磨砺，王小鲁已经成为一个严谨儒雅，理性从容的学者。理想犹存，激情内敛。 面对灰色收入王小鲁回国以后，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先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然后是关于各地的市场化进程，再后来是地区发展和区域差距。近年来，他越来越感到收入分配问题变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2005年，他和樊纲共同完成了一个《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但觉得这个课题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更深入地做下去。从2005年到现在，这个深化了的收入分配课题又进行了两年。“关键是改革和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改革二十多年，经济发展加速，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蛋糕做大了，切给谁？是全社会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还是只有少数人有权利享受？” 在这个课题进行的时候，“反思改革”的思潮正在社会上涌动。社会上对贫富差距的问题吵得沸沸扬扬。一种声音认为，贫富差距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并由此质疑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王小鲁认为，市场化带来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但从很多个案来看，由于制度不健全，腐败和灰色收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影响面是相当广的。因此，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是否还在可接受的范围？第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市场化分配的结果，还是腐败和灰色收入造成的？“如果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下结论，当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但要搞清楚事实谈何容易。首先，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其次，涉及到灰色收入，可用的基础数据几乎是零。“就算你能再像统计局那样按照严格统计抽样的方法调查几万户，但人家不告诉统计局的话，为什么要告诉你？” 所以说，按常规的调查方法,这个课题是根本没办法做的。 “怎么办？这么大问题，因为不好做，大家都绕着走，假装没看见？”他决心硬着头皮尝试，“哪怕不够严密，也比不做好。”他借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让调查员去找最熟悉的亲戚、朋友做调查，不问对方收入合法还是非法，只问一年的全部家庭收入和各项消费，了解其消费特征，然后计算按照不同的收入等级，计算出一套相对真实的消费特征参数。其中最主要的是与特定收入水平对应的恩格尔系数。这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跟收入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参数。“我只有两千多个样本，显然不能直接用来推断全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但只要这套参数相对可靠，就跟两千个样本没关系了，我可以用这套参数去对现有的大样本统计调查数据进行检验。” 检验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在同样恩格尔系数的条件下，调查样本和统计局样本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相当一致，收入越高差距越大，到最高收入这一组，差距变得非常大。 在报告中，王小鲁这样写道：“初步推算，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约1900万户，5000万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7万元，相当于原有统计数据（不到2.9万元）的3倍多。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推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约13.5万亿，而不是8.3万亿。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约4.8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6％。” 这些结果可靠吗？王小鲁说：“我通过几个不同的侧面进行验证，例如有多少人有汽车，有多少人有商品房，什么收入水平可以支撑这样的消费；还有银行存款是怎么分布的，从中可以推出什么样的收入分布。结果发现，这些推算得到的结论相当一致，说明上面得到的结果基本上是对的。当然它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将来也可能证明我的估计偏高了，或者偏低了。” 记者问：“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吗？”王小鲁说：“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隐性收入是不是我说的4.8万亿，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数量巨大，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根据其他验证的结果来看，这个估计更有可能多少偏于保守。”所谓隐性收入主要就是灰色收入，王小鲁分析，它们有五个最主要的来源：财政资金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漏失、金融腐败普遍存在、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土地收益流失、以及垄断行业收入。他认为：“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经济观察报记者 马国川《经济观察报》2007.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