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

    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一书问世后，很快在西方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他运用了翔实的材料、激烈的言词，几乎对全部科学哲学流派都进行了无情批判。他的批判尖锐有力，击中要害，虽然给人一种偏激过火的感觉，但是他的令人叹服的论证和一系列新颖思想却受到多数人的赞美，以致现代的科学哲学著作中几乎无不提及他的哲学思想，尤其对他的"多元方法论"，或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以及他对科学沙文主义的反对等思想特别感兴趣。

    一、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批判

    １．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费耶阿本德认为以前的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不过于逻辑经验主义。然而正是在他们那里存在着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认为他们从不变的逻辑形式出发，要人们离开活生生的客观世界和历史事实，局限在空洞的逻辑思维当中，遵循着一成不变的死的方法和规则去重构什么理论，这只能是对科学进步的障碍。为此他在《反对方法》一书中，一开始就对逻辑经验主义所固守的种种教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在人类认识史上或科学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比如由三条线段构成的一个图形，在Ａ看来是通向三个不同方向的三条路线；而在B看来则是一个开口向着观察者由两个面围成的折角（见图一）。同一个图形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素养、理论框架和不同的语言系统导致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与此相应，在科学史上当然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观察事实。这样，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似乎是不可辩驳的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事实"，到了近代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一种“知觉印象”却变成了完全相反的事实，不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绕日而行。“所以，科学家的产品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1979年版，第269页。）

    既然没有不变的知觉和事实，那么由于知觉、事实和语言、概念、理论等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以致显然也就没有与之相应的不变的术语、概念、解释及不变的语言系统和理论范式。费耶阿本德说，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家们都想运用同一理论术语来解释相反的事实，当这种解释偶尔显得笨拙的时候，也不在意。接着便是把它扩展到相邻领域。"这种情况在扩展到它的始点之外的时候，就变成了僵硬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之所以会成功，不是因为它完全与事实相一致，而是因为它没有一种能够构成验证的，且被详细说明的事实，这样一些事实都被排除，它的成功完全是人为的。"（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1979年版，第43－44页。）因此我们必须去除那些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以及解释的僵死模式。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或完全不同，的新的知觉事实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新的解释和范式。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既然不存在不变的知觉、事实，也不存在不变的术语、概念和解释，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与变动性极不协调的、一成不变的法则、原理和方法。他说，用来指导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规则不论似乎是怎样合理，怎样成为认识论的坚实证据，它都迟早要遭受破坏。很清楚，这种破坏既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人们无知和不关心的结果，相反是科学进步所必须的。科学的史实证明："一切特定的规则，不管对于科学是怎样的根本和必须，而常常遇到的合理情形是：人们不仅无视这些规则，而且采用相反的规则。"（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1979年，第23页。）费耶阿本德认为在科学哲学中流行的一些原则，如"一致性原则"、"发现的逻辑和辩护的逻辑相区分"的原则、"观察陈述和理论陈述相对立"的原则等等，都应该被取消。

    ２．对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

    费耶阿本德在两个问题上对波普尔展开了批判。一是理论以问题开始的进化模式；二是否证的方法论原则。

    对于前者，费耶阿本德指出，实际上，制度、观念、事业等问题的进展常常不是从问题开始的，而是从某些不相关的活动，如游戏一类活动开始的。游戏可以使一些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得到某种解释。再者，从问题开始的主张也没有考虑到问题本身可能就构成一种错误，可能在人们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发现这些问题并非存在于有关事物、事件的性质或过程中，因此这类问题可能根本用不着解决，就合法地从人们的研究中消失了。

    对于后者，费耶阿本德批驳说，不能简单地根据个别事实与理论不一致，就否定理论。因为这种事实有可能完全是假的、非本质的。因为观察、事实、理论不象方法论规则讲的那样是各自孤立的、确定的，而常常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实际活动中，每一位科学家对他所拥有的实验结果、观察资料的看法都是不确定的，不能和历史背景相分开，常常被那些难于验证的原则所污染。所以事实与理论不一致，并不一定是理论的错误，倒可能是"事实"的错误。正如有人发现一只白乌鸦就企图否定"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命题一样，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那只"白乌鸦"很可能是涂上了白颜色，或掉进了面粉袋，因此它的"白"完全可能是外表的、非本质的。为此费耶阿本德认为，不仅证实或否证某一理论的事实经常随着理论的变化而变化，而且随着新事实的发现，随着理论自身的不断更新，以前证实或否证老理论的老实事也要不断被淘汰。所以仅从"事实"上，用局限于某一理论框架的"事实"来证实或否证某一理论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３．对"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批判

    费耶阿本德虽然对拉卡托斯的一些基本的方法论、认识论观点持赞成态度，但是也认为他的"研究纲领方法论"包含如下缺陷：一是在理性与非理性问题上，他认为拉卡托斯伪装的理性主义虽然是对理性主义进攻的一种天才的策略、手段，但是当理性主义者还没有识破这种伪装时，他们会在实践中强化理性主义以苟延残喘。他说，由于拉卡托斯的十分自由的理性标准能够左右逢源，使两方面都把他当作理性主义者。这的确使他与早期的在伪装的祷文中介绍革命学说的教会神学十分相似，为此使"共同意识"本身逐渐发生了变化。"（参见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伦敦1979年版，第199-200页。）

    其次，费耶阿本德着重批判了拉卡托斯的"基本价值判断"的观点。他认为利用"基本价值判断"对科学理论进行检验，至少消除了科学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由于科学分化成许多学科，每一学科又产生许多不同的理论，形成许多不同的学派，因此不同的科学家常常拥有不同的"基本价值判断"，尤其在科学革命时期，几乎没有什么统一的东西不被破坏，没有什么原理不受到挑战，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方法不被废除，所以即便是对同一种理论也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另一方面"基本价值判断"只能给出不太充分的根据和理由，因此"许多科学家接受'基本价值判断'都是根据信念，并不验证它。只是完全顺从于他们的专家集团的权威；而且你将会看到，共同的科学智慧并不是十分共同的，而且它肯定也不是非常智慧的。"（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1979年英文版，第203页。）所以"基本价值判断"常常是不合理的。它在科学评价中，实际上也很少占据统治地位。

    二、多元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费耶阿本德反对单一、独断、不变、普遍适用的教条式的方法，主张开放型的、自由创造型的、具有生命活力的、能够最有效地揭示自然界秘密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怎么都行"。它是费耶阿本德的多元方法论的根本原则。费耶阿本德的方法论就是围绕这一原则展开的。

    １．选择的方法

    选择的方法是费耶阿本德提出的第一个反归纳的方法。他说，一种理论的某些最重要的性质是通过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比较而发现的，而不是通过分析。一位科学家要想尽可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见解，就必须尽可能地引进其他见解，即他必须采用一种多元的方法论，必须把自己的思想与其他思想进行比较，而不是与"经验"进行比较。并且他必须试图修正而不是抛弃在竞争中失败的见解。这样一来他接受的知识就不是一种集中于理想见解的自身一致的理论，而宁可说是一个互不相容的可供抉择的日益增加着的知识海洋。在这个海洋中，每一种理论、神话、故事通过竞争和选择都对我们的意识发展作出贡献。参加竞争的每一个人也都对人类的科学文化事业作出贡献。

    为什么费耶阿本德首先强调选择的方法呢？这是与他倡导的"增多原则"相一致的，是针对传统方法论的"一致性原则"而提出的。他认为"一致性原则"不仅与科学实践不一致，而且与经验主义不一致。由于强调一致，它消除了许多可供选择的事实，排除了许多有价值的试验，大大减少了理论的经验内容，因而实质上也是减少了证明理论的事实总量。所以，即使某些理论获得成功也不是因为它完全与事实一致，而是因为缺少一种构成验证的被详细说明的事实；以致它的成功完全是人为的。事实上，只有借助选择才能使许多事实变得有利。才能使许多证明或反驳理论的事实不被排除。所以选择并不减少理论的总量和事实的总量，相反是增加理论的总量和事实的总量。这是和他的"增多原则"与多元方法论的原则完全吻合的。

    至于如何进行选择，费耶阿本德认为主要是通过选择对象的对比和比较。他认为否证的方法决不是科学的可取的方法。由于它强调"一致性原则"，而"事实"由于可能受到各种污染使自身不具有可靠性，这样被否证的理论可能未必是错误的，因此如果把这类被否证的理论从选择的对象中排除，那么也同样可能丢失科学的真理。

    ２．历史回复的方法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是从一种向后退的运动开始的。它使我们回复到一个早期阶段，在那里，理论更含糊，更少经验内容。这种倒退运动恰恰不是一种事故，而有一定的功用。它是我们想要推翻现状的实质，因为它给予我们详细发展主要观念的时间和自由，而且是为了发现必要的辅助学科。"（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1979年英文版，第153页。）费耶阿本德说，人们不要期望用一种惯常的科学方法来发现一种最终的答案。"哥白尼学说、原子论、伏都教、中国医学等事例都证明最先进、最保险的理论也是不安全的。它能够被那些已经抛进历史垃圾堆中去的无知自负的观念所修正，甚至完全推翻。这就是今天的知识如何会变成明天的神话，而最可笑的神话如何会最终转变成为最稳固的科学。"（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1979年英文版，第52页。）基于这种观点，费耶阿本德进一步指出：人们甚至要保留在《创世记》中所发现的人和宇宙的理论，精心地改造和修饰它们，并利用它来衡量进化论和其他"现代"观念的成功与否。通过这种衡量，人们也许会发现进化论并不象一般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好，它必须被补充。也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他认为许多现代最优秀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都并非现代所生，而是早就以含糊形式包含在古老的观念中了。任何科学，天文学、化学、医学、生物学、地质学、数学、人文科学都可以追溯到它的原始形态。都可以通过回复倒退的方式，从古老的观念中焕发出青春。费耶阿本德说，"我认为这是取得科学进步的唯一方式。为了进步，我们必须从证据后退，减少理论的经验适合度，抛弃已经取得的东西，重新开始。几乎所有的方法论者都不这样认为，而这个问题却是我想指出的。"（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1979年英文版，第113页。）

    ３．非理性的方法

    费耶阿本德在批判传统归纳法的基础上，把"非理性方法"引入他的多元方法论。他通过对科学史的考察，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条件、知识背景、群众的心理因素、科学家的宣传、机巧、情感以及为此目的的假说等"非理性方式"都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有力手段。他认为伽利略使哥白尼学说获胜主要是借助于上述的"非理性"手段。正是上述的"非理性手段"使得一个带有新前景的世俗阶级产生对旧的亚里士多德体系的轻蔑，对伽利略主张的新方法、新结果和新的语言体系的重视，并逐渐吸收和接受。他说，今天的哥白尼主义与其他的"理性"观念的存在，仅仅因为理性在过去某个时期被压倒。此外，是由于16、17世纪的宇宙学家没有我们今天的知识，他们不知道哥白尼主义能够成为一种科学体系，不知道当时存在的许多见解中哪一个将导致未来的理性。他们选择哥白尼学说，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爱好、倾向和猜测。

    由此费耶阿本德进一步结论说，纵观科学史的实例都有力地证明了各种传统的方法论对过去科学的发展都给予了不适当的说明。他们的方法论规则之所以不适合，因为科学本身与他们的方法论形象相比是更为"松散的"和"非理性的"。它们之所以容易阻碍科学，就是因为这些方法论准则都在使科学更"理性"、更精确，结果必然是消灭科学本身。这种事实既表明了方法论的弱点，也表明了"理性规律"的弱点。与这些"理性规律"相比，"松散"、"混沌"、"机会主义"在科学发现中具有一种更重要的作用。这些"越轨"、"错误"是进步的前提。它们允许知识在复杂和困境中存在。没有"混沌"就没有知识，没有理性的经常丧失就没有科学进步。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甚至在科学内部，理性也不能是广泛的。必须常常克服它和除去它，这有利于其他动力。没有一种法则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没有一种动力能被始终要求使用。"（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1979年英文版，第179-180页。）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对于任何特定的科学来说，都不能排除非理性因素。科学发展的这种突出特征，强烈地支持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同时科学本身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和神话、宗教、形而上学等非科学形态常常是相互渗透的。

    费耶阿本德在方法论上主张一种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多元方法论，提倡非理性的和非传统的方法在推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他所谓"怎么都行"，就是只要能开发人的创造力，能形成一种研究、探索的民主、自由气氛，能促使理论不断增生，并在增生过程中允许人们自由抉择，而不是强行人们接受某一种理论、规则和方法，那么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途径都可以使用。费耶阿本德用非理性的方法和"怎么都行"的原则来反对传统方法论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狭隘理性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是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科学史中非理性的作用，因此使他的方法论带上了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三、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针对科学沙文主义，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并无一条绝对的界限。用任何固定的观念或普遍适用的法则来定义科学都是不现实和有害的。因为它把人的天赋和促进科学发展的环境看得太简单，"它否定了影响科学变革的复杂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它使我们科学更少适应性和更多的教条。"（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1979年英文版，第295页。）他通过对科学发生发展线索的考察，认为不存在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科学与宗教、科学与神话的绝对普遍的标准。人们长期以来之所以认为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有一条严格界限，比其他意识形态优越，主要是由于在近代史上，近代科学战败了他的敌手，导致了科学优越性的产生，并使得科学不相信它的敌手。其实科学被普遍接受是通过力量，而不是通过论据。无论怎样，"科学之外无知识"的说法--只不过是另一种最方便的神话。原始部落中甚至有比现代科学的动物学和植物学更详细的动植物分类。在旧石器时代就存在一种高度发达和普遍熟悉的天文学，就发明了驯练动物、作物轮栽、培植新品种、避免杂交等技术。在所有时代人们都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来探索环境，所有时代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从所有时代的观念中，我们都能学到许多东西。

    费耶阿本德认为现代科学也并不象宣传的那样困难和完善。比如医学当战争需要时可以被大大简化。当遇到复杂病人时，常常需要会诊，通过集体表决来作决定。科学经常被修改，又经常因受非科学的影响而改变方向。因此，我们必须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证科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须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地作出选择，形成自己的思想。这样，我们假如选择了科学，会使支持科学的决定含有更多的理性。科学本身运用投票、讨论、选举的方法，显然会更少机械主义的偏向。

    为此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不应该比其它生活方式有更大的权威。它的目标也不应该是最重要的。它"没有职责去限制一个自由社会里的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建造自己的精神，并根据自己认为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1979年英文版，第299页。）现代科学之所以会远远超过其它意识形态和生活形式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一是由于机巧；二是由于国家和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借助国家权力，几乎一切领域都被科学所垄断。甚至人事关系也要用一种科学方式处理。在学校里，学生必须学习各门自然科学，而不能被魔术、传说和占星术取代。这种拒绝或接受科学观念的方式是和民主的决定程序根本不相容的。现在人们接受科学规律和事实，并在学校里教授它们，使它们成为重要政策决定的基础，但是一直没有使它们服从选举。

    现代社会是哥白尼社会，不是因为哥白尼学说得到一票，服从民主选举以多数取胜，而是因为科学家是哥白尼，是因为人们接受哥白尼学说就象人们曾经接受红衣主教的宇宙论一样无可置疑。"甚至勇敢和革命的思想家也躬身于科学的判决。克鲁泡特金想摧毁所有现存制度，但是却没有触及科学。易卜生激烈地扯下了当代人性状况的假面具，但是却依然保留科学作为真理的标准。"（费耶阿本德：《科学方法》，1979年英文版，第302页。）然而我们看到，并不存在特殊的方法保证科学获得成功。在科学家们看来，事实、逻辑和方法论在单独地起作用。但是单独的事实不足以使我们接受或拒绝科学理论，它们留下的思想范围太宽了，逻辑和方法消除的东西太多了，它们太狭窄。在这两种极端之间躺着的是人类不断变化的观念和希望。有关科学案例的成功分析，的确证明存在一种广泛的自由。它要求思想的多样性，允许运用民主程序，但是它却被政治和宣传所禁止。政治和宣传完全否定巫术和机巧人的草药学、神秘的天文学、原始的医学等一类"非科学"的功绩，认为只是科学才单独地给予我们有益的天文学、有效的医学、可靠的工艺学。然而事实上，若没有上古观念的非科学的利用，现代天文学和现代动力学等学科就不可能前进。

    总之，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与宗教、神话等非科学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没有这些非科学形态的存在，就没有现代科学。任何非科学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有值得科学汲取的思想观念。科学完全不应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排斥各种非科学形态。科学今天之所以至高无上，只不过是象昔日的宗教那样，由于它紧紧地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缘故。其实科学并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神秘和完善。它在许多方面和宗教、神话等非科学一样带有虚假的东西，而且有时会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它目前之所以象昔日的宗教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形成了拒斥一切其他意识形态的科学沙文主义，主要是由于科学的不民主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自由抉择。如果人们通过自由抉择，选择了科学，那么科学就会获得更多的理性。这就是费耶阿本德对科学和非科学、对科学沙文主义和自由社会中的科学持有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