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方法论的枢纽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方法论的基础当然是辩证唯物论。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从辩证唯物论讲起，我们只是讲他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宝库加进了哪些东西。毛泽东方法论诞生在中国决不是偶然的。中国革命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怎样搞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已经在原则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十月革命把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成各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民族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虽然如此，十月革命并没有为落后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现成的方案，它只能靠这些民族的共产党人自己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着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落后民族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用什么方法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个方法的的枢纽是什么呢? 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中，毛泽东同志作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军事名著中，他认为认识任何事物都要弄清那个事物的规律，而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单受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支配，还要受那个事物的特殊发展规律支配。换言之，认识了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是认识了特殊事物发展规律的一半。怎样认识特殊事物的发展规律呢？他认为特殊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由它的本质和它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规定的。可是，事物的本质及其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并不是以实物型态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为此，他提出了事物的主要特点近似于事物的本质的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有四个主要特点：一、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二、敌人的强大；三、红军的弱小；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在他看来，这四个特点本身即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其中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可能胜利，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则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不可能很快胜利，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不仅如此，这些特点还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些更具体的规律及战略战术原则，如承认党指挥枪，反对军阀残余；承认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反对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承认歼灭战，反对击溃战；承认小后方作战，反对大后方作战，等等。综上所述，毛泽东方法论的要点是：一、特殊事物包含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同时认识了这两种规律，才算全面认识了特殊事物的发展规律。二、特殊事物的特殊规律是由该事物的本质和它与其它事物的联系规定的。三、要认识事物的特殊本质及其主要联系就要找出事物的主要特点。从这些要点可以看出，毛泽东方法论实质上是怎样全面认识特殊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这个方法论的枢纽是必须找出特殊事物的主要特点。

        很多同志熟知毛泽东同志解决问题方法，也知道这个方法论的枢纽就是找出事物的主要特点，但是运用起来却有高下之别。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在找事物的特点上发生了问题，也就是说，并不是特殊事物的任何一个特点都可以成为这个方法论的枢纽。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找事物的主要特点的，我们只能根据他的理论实践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作为毛泽东方法论枢纽的特点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一、必须是与一般相联结的特点。任何事物的特点都与多种一般相联结，例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帝国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不同的一般相联结。共产党人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当然要首先说明中国这个事物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般的联结。如果不能说明这种联结，中国革命就没有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依据。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中，毛泽东同志认为第一个特点，即中国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经过一次革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的特点，是最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即说明中国是与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是相联结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因而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中国革命不但有特殊的依据，还有一般的依据。二、必须是反映特殊事物最突出现象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最突出的现象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了。由于中国历史进程的滞后，中国人民面临各个历史阶段的敌人，有封建地主、军阀势力，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有各国帝国主义势力。由于反动势力的多重压迫，革命力量只能在反动阶级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存在，几乎没有任何合法斗争的可能性，这种情形直接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也规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

       毛泽东方法论为马列基本原理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其正确性和有效性，用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逻辑来证明，是绰绰有余的。这个方法论是中国革命的产物，因此它是特殊的；但这个方法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在改造世界的本质，因此它又是一般的，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