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改革纵横谈2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9:37:55
改革纵横谈之十一 强国之路第三篇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引子：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乔治•W•布什
一、开明专制
二、为了实现民主，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最终实现宪政
四、从西方列强藏富于民、以法治国来看中国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以选择的道路
五、从经济学的角度试论当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缺失
六、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之一
一、开明专制
89年那一场**风波，中央非常果决的动用军事力量迅速的平息了一场可能到来的大范围的风爆。当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说:现在的中国就需要“开明专制”，并肯定中央那时的行动是正确的。我非常认同李光耀的观点：现在的中国就是真正的需要开明专制。开明是指政治态度要开明，放开社会舆论的管制，让全体国民来监督ZF，专制并不是指法西斯和封建专制，而是指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ZF，中央ZF要集权，避免架空中央的局面出现，这样才能做到政令顺畅，并使中央的政策能够被不折不扣的执行。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央不断放宽管制、下放权力，民营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地方ZF的权力迅速扩张，它们不但掌握政治、司法大权，还掌握了社会经济，ZF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和经济命脉。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与ZF相比，也就没有力量制约ZF的公权力的恶性膨胀，腐败也就越发严重。地方ZF日益坐大，中央的控制日渐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策得不到执行，机构精简进行了很多次，但总是越减越多，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达到1：18。没有社会力量能够与地方ZF匹敌，也就没有力量制约它们，这就导致了机构恶性膨胀，各个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所谓部门利益急剧扩张，行政费用以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速度增加，腐败空前；巧立名目，不断敲诈工商业者和普通民众，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整个社会在不断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最高统治者考虑更多的是政权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越往基层的ZF，考虑更多的是小集团利益。基层ZF的腐败就尤为严重。在现阶段的中国，中央ZF和地方ZF的较量，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前者占了上风，国家就会走向治；后者占了上风，国家就会走向动乱与分裂。
二、为了实现民主，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解决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中央ZF与地方ZF角力的问题，因为民主实质上是力量对比均衡的产物。除了中央ZF，社会上还没有任何其它力量能够与地方ZF较量、与之均衡，这时候主张民主不过是纸上谈兵。当前的中国要想有一个能够稳定、发展的环境，就必须大大削弱地方ZF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ZF的控制能力，实行中央集权制。
中国目前要搞民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自由和民主的结果，将是中央ZF的权威和控制力极大地削弱，而中国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地方ZF和中央各部委、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手中，权贵资本将会更疯狂的攫取国民的财富，贫富分化、失业迅速加剧，中国将迅速的彻底拉美化并走向分裂和动乱。
现阶段不是说实行民主老百姓就能获得财富和权力，中国现在的现实是财富是按权力来分配，权力都掌握在各个地方ZF和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掌权的是地方官僚、官僚资本、跨国公司、司法系统、黑社会，国有银行。如果现阶段实行民主，绝大多数中小民营资本也获得不到权力；普通老百姓不但获得不到权力，而且将更加贫困化。中央ZF的削弱，将使腐败更加严重。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将导致社会动乱。现在社会中的财产分布相当集中，贫富分化太严重，占绝大多数的穷人没有力量与富人抗衡，哪里会有民主？
民主在山顶上，我们现在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才能达到我们所要的民主的目标。
所以，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的调控力，中央必须收回司法权，建立独立于地方ZF的司法系统。不再受制于地方ZF。其次，由中央政府推动尽快完善公平的法制，加强法制化建设，建立严刑峻法，真正实现以法制国。再次，在法制化逐步完善的同时，经济上民营化，使国家所有制经济转化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相对廉洁的环境，使民营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促进就业，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化。第四，在法制化逐步完善的同时，要充许新闻自由，允许私人办报、建立电台、建立出版社，有了新闻自由，就会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使腐败大大收敛。
以上四点是有先后主次之分的，在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和基本完成法制化建设之前大跃进式的民营化，只会导致权贵资本控制中国，贫富分化更严重。所以中央的集权和法制化是民营化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法制化只能靠强势的中央ZF来推动。中国的社会现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的权贵阶层，广大底层国民被边缘化、贫困化。西方实行民主议会的国家社会状况是橄榄状，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绝对的富人和贫困人口在两头占少数，而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广开民智和法制化就是民主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所以，最主要的是按照先法制化、再民营化的改革顺序使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同时放开舆论监督、广开民智，这才具有了民主的基础。否则，空喊民主而不知道民主之所依只能是一事无成！
英国、法国十二、三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王权不断强化，十五世纪实行中央集权制，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顺利发展，这才有了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德国的强大也是靠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实现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和法制化后才实现的；法国和德国的法制化是在拿破伦和俾斯麦当政时开始完善的。拿破伦法典奠定了现代法国法制化的根基，揭开了世界法制化崭新的一页，拿破伦法典的历史作用远远超过了拿破伦的赫赫战功，所以拿破伦的影响和功绩不仅是历史的，更是世界的。没有这一步法制化过程，就不可能有今天强大、民主的法国和德国。台湾没有蒋经国的集权统治，也不会迅速的实现工业化。如果意识不到这点，没有法制化就迅速的实现民主，结果只能是现在的菲律宾，菲律宾是全盘引进西方民主、议会、选举制的国家，可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法制化他却没有导入。
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最终实现宪政
1986年邓公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惯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二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邓公的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因为我们没有改革政治体制、没有随着经济的改革完善法制化建设，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得到保障，正在越来越深的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实现以法制国、实现宪政。从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政理念出发，我们可以对我们国家的目前政治环境作出一个大概的比较，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崇尚“主权在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崇尚官本位主义。这种官本位主义的理念又与中国古代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儒家文化占据我国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关，那么我国要从官本位主义非宪政理念向“主权在民”宪政理念的方向变迁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统治中国近二千年的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而不是孔子的儒家思想，那么今天的中国肯定会比现在强盛很多。西方宪政国家的ZF是选民的ZF，所有的ZF是公民的，而我国的ZF是上级任命的ZF，所有的公民是ZF的，这表明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和ZF的关系是独立和平等的，则我国的公民与ZF的关系是依附和不对等的。更加不同的是西方宪政国家的ZF是对选民负责，而我国的ZF是下级ZF对上级ZF负责。从以上这些主要的比较分析的差异来看，我国的政治文明的确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未来的世界发展潮流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这条充满着艰难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引子：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乔治•W•布什
一、开明专制
二、为了实现民主，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最终实现宪政
四、从西方列强藏富于民、以法治国来看中国法制化的必要性和可以选择的道路
五、从经济学的角度试论当前主流经济学家的缺失
六、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开明专制，末法之世当用重典 之一
一、开明专制
89年那一场**风波，中央非常果决的动用军事力量迅速的平息了一场可能到来的大范围的风爆。当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说:现在的中国就需要“开明专制”，并肯定中央那时的行动是正确的。我非常认同李光耀的观点：现在的中国就是真正的需要开明专制。开明是指政治态度要开明，放开社会舆论的管制，让全体国民来监督ZF，专制并不是指法西斯和封建专制，而是指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ZF，中央ZF要集权，避免架空中央的局面出现，这样才能做到政令顺畅，并使中央的政策能够被不折不扣的执行。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央不断放宽管制、下放权力，民营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地方ZF的权力迅速扩张，它们不但掌握政治、司法大权，还掌握了社会经济，ZF掌握了绝大部分财富和经济命脉。任何社会力量都无法与ZF相比，也就没有力量制约ZF的公权力的恶性膨胀，腐败也就越发严重。地方ZF日益坐大，中央的控制日渐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策得不到执行，机构精简进行了很多次，但总是越减越多，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达到1：18。没有社会力量能够与地方ZF匹敌，也就没有力量制约它们，这就导致了机构恶性膨胀，各个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所谓部门利益急剧扩张，行政费用以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速度增加，腐败空前；巧立名目，不断敲诈工商业者和普通民众，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整个社会在不断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最高统治者考虑更多的是政权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越往基层的ZF，考虑更多的是小集团利益。基层ZF的腐败就尤为严重。在现阶段的中国，中央ZF和地方ZF的较量，决定了国家的治乱。前者占了上风，国家就会走向治；后者占了上风，国家就会走向动乱与分裂。
二、为了实现民主，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
解决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的关键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中央ZF与地方ZF角力的问题，因为民主实质上是力量对比均衡的产物。除了中央ZF，社会上还没有任何其它力量能够与地方ZF较量、与之均衡，这时候主张民主不过是纸上谈兵。当前的中国要想有一个能够稳定、发展的环境，就必须大大削弱地方ZF的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ZF的控制能力，实行中央集权制。
中国目前要搞民主，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自由和民主的结果，将是中央ZF的权威和控制力极大地削弱，而中国绝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地方ZF和中央各部委、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手中，权贵资本将会更疯狂的攫取国民的财富，贫富分化、失业迅速加剧，中国将迅速的彻底拉美化并走向分裂和动乱。
现阶段不是说实行民主老百姓就能获得财富和权力，中国现在的现实是财富是按权力来分配，权力都掌握在各个地方ZF和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掌权的是地方官僚、官僚资本、跨国公司、司法系统、黑社会，国有银行。如果现阶段实行民主，绝大多数中小民营资本也获得不到权力；普通老百姓不但获得不到权力，而且将更加贫困化。中央ZF的削弱，将使腐败更加严重。社会状况急剧恶化，将导致社会动乱。现在社会中的财产分布相当集中，贫富分化太严重，占绝大多数的穷人没有力量与富人抗衡，哪里会有民主？
民主在山顶上，我们现在必须要先下山，然后再上山，才能达到我们所要的民主的目标。
所以，首先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的调控力，中央必须收回司法权，建立独立于地方ZF的司法系统。不再受制于地方ZF。其次，由中央政府推动尽快完善公平的法制，加强法制化建设，建立严刑峻法，真正实现以法制国。再次，在法制化逐步完善的同时，经济上民营化，使国家所有制经济转化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相对廉洁的环境，使民营经济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促进就业，加快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化。第四，在法制化逐步完善的同时，要充许新闻自由，允许私人办报、建立电台、建立出版社，有了新闻自由，就会形成强大的监督力量，使腐败大大收敛。
以上四点是有先后主次之分的，在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和基本完成法制化建设之前大跃进式的民营化，只会导致权贵资本控制中国，贫富分化更严重。所以中央的集权和法制化是民营化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法制化只能靠强势的中央ZF来推动。中国的社会现状是金字塔式的结构，社会财富和权力集中于少数的权贵阶层，广大底层国民被边缘化、贫困化。西方实行民主议会的国家社会状况是橄榄状，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绝对的富人和贫困人口在两头占少数，而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广开民智和法制化就是民主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所以，最主要的是按照先法制化、再民营化的改革顺序使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同时放开舆论监督、广开民智，这才具有了民主的基础。否则，空喊民主而不知道民主之所依只能是一事无成！
英国、法国十二、三世纪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王权不断强化，十五世纪实行中央集权制，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顺利发展，这才有了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德国的强大也是靠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实现国家统一、中央集权和法制化后才实现的；法国和德国的法制化是在拿破伦和俾斯麦当政时开始完善的。拿破伦法典奠定了现代法国法制化的根基，揭开了世界法制化崭新的一页，拿破伦法典的历史作用远远超过了拿破伦的赫赫战功，所以拿破伦的影响和功绩不仅是历史的，更是世界的。没有这一步法制化过程，就不可能有今天强大、民主的法国和德国。台湾没有蒋经国的集权统治，也不会迅速的实现工业化。如果意识不到这点，没有法制化就迅速的实现民主，结果只能是现在的菲律宾，菲律宾是全盘引进西方民主、议会、选举制的国家，可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法制化他却没有导入。
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最终实现宪政
1986年邓公就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体会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惯彻”，“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二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了邓公的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因为我们没有改革政治体制、没有随着经济的改革完善法制化建设，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得到保障，正在越来越深的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实现以法制国、实现宪政。从西方宪政国家的宪政理念出发，我们可以对我们国家的目前政治环境作出一个大概的比较，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崇尚“主权在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我国的绝大多数公民崇尚官本位主义。这种官本位主义的理念又与中国古代皇帝的绝对权威和儒家文化占据我国的绝对统治地位有关，那么我国要从官本位主义非宪政理念向“主权在民”宪政理念的方向变迁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统治中国近二千年的是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而不是孔子的儒家思想，那么今天的中国肯定会比现在强盛很多。西方宪政国家的ZF是选民的ZF，所有的ZF是公民的，而我国的ZF是上级任命的ZF，所有的公民是ZF的，这表明西方宪政国家的公民和ZF的关系是独立和平等的，则我国的公民与ZF的关系是依附和不对等的。更加不同的是西方宪政国家的ZF是对选民负责，而我国的ZF是下级ZF对上级ZF负责。从以上这些主要的比较分析的差异来看，我国的政治文明的确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未来的世界发展潮流又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这条充满着艰难的道路上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