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忆中苏交恶起因 认为苏联当时太天真

在1957年出现的局势下，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迫在眉睫。大家着手准备。经协商，会议定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时举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预备文件。届时我们在莫斯科会晤了。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阵容非常可观的代表团。代表团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团员我记得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坦白地说，我们对此颇感困惑，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以为她是一位党外人士。当然，她是一位非常进步的人士，在中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她多年来一直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她是否正式共产党员，她有无党证，对此我们并不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就信仰而言，她是一位接近于共产党员的人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宋庆龄也表现很好，充满同志情谊和兄弟情谊。

代表会议的工作，从总体上讲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各个代表之间没有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分歧。这次兄弟党代表会议是自共产国际以来最广泛的一次代表会议。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经典武器，事态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因为对将要遭到失败而又储备有核导弹武器的一方，将很难阻止它使用这种武器：为了自救它甘愿按下“所有按钮”。不过目前这还是未来的问题。我现在不想预卜未来，我谈的是过去。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

这次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诺沃提尼(1904～1975)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哥穆尔卡哥穆尔卡(1905～1982)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做出了更激烈的反应。然而，来自兄弟党代表方面的批评对毛没有产生一丝一毫影响。

南斯拉夫也派来了代表团，由卡德尔率领，兰科维奇卡德尔(1910～1979)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委、书记处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兰科维奇（1909年生）为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也在代表团之中。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很友好，我们这方面对他也给予充分信任。但是，当我们开始协商会议最后文件时，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修改几处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不可以。其他共产党支持我们，他们说宣言必须按照原来的予以通过，那些表述是经过一个由兄弟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们拟定和修改而成的。这时南斯拉夫人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我们别无办法，只得绕开南斯拉夫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们曾围着这个代表团周旋了好久，对他们好言相劝，论证为什么必须按照委员会起草的样式签署这份宣言，但南斯拉夫人就铁面无情。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之所以存心挑剔，坚持修改表述方式，是因为他们对实现与兄弟党关系正常化、对签署共同的国际文件还没有充分准备。他们一旦签了，就似乎会失去他们在所谓的“第三种国家”中间的领导地位，而那些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介于帝国主义列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立场。至少我曾产生这种印象，因为南斯拉夫人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不在这个文本上签字。

我们与中方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也说：“那好嘛。不愿意就算了，随他们去好了。我们自己签吧。”于是我们签署了宣言，并没有激化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关系。我们依然希望南斯拉夫人以后会赞同这份共同文件，并且从自己这方尽一切努力促使与南关系正常化，使这种关系建立在兄弟情谊和信任的基础上。而我们同中国代表团和毛本人的会谈是极其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友好的。然而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中国人耍的手腕。当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之后，有一位南斯拉夫同志讲述了他们在会议期间与毛谈话时，毛对我们做出了相当轻蔑的反应。他同我们讨论如何劝说南斯拉夫人签署联合声明问题，而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却说：“也好，这个声明你们不签也罢。随你们的意办就是了。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我们的东道主苏共代表们会发一点点神经。随后他们会平静下来的。”总之，北京在我们背后挑唆南斯拉夫代表团不签署共同文件，并向他们伸出鼓励之手，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在讨论宣言文本时产生了分歧，不过是另一类分歧，而且还是同中方的分歧。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分歧微不足道。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个分歧是有其深层原由的。在起草宣言时，我们的代表团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提议从文本中删去所有提到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地方。我认为，在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类似的提法，况且又是写在一份国际宣言中，可能被理解为这是试图重新拾起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方式，试图使我们党重新回到老路上去，确立自己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这可能被理解为要改变各国共产党如今以平等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相互关系。

各兄弟党代表几乎全体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建议，并对之表示赞同。偏偏是中国人突然提出反对。他们声称苏共实际上在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文件应对此有所反映；必须有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帝斗争政策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提法，更何况我们猜想(后来的事态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如果由所有其他党认定某一党为领导者，那么这个领导者也可以更换嘛。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我们认为中国人是在为自己将来谋取这一角色而做铺垫。因此我们对中国同志承认苏共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表示感激，但我们又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反对写进这样的文字。其他党再一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文本讨论便以此告终。然而这事却证明中共当前的政策并非突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早就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