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新中国外交60年：中苏交恶使中国解脱冷战

　　揭秘新中国外交60年：
　　中苏交恶使中国解脱冷战

　　
　　1969年3月，苏联谋划发起“珍宝岛”战役，中国被迫反击。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同盟走向终结。

　　
　　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卫珍宝岛。来源：新华社

　　
　　全军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来源：新华社

　　中苏交恶在政治、经济上极大地打击了成长中的新中国。然而，也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中国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

　　1959-1969年

　　中国外交在危机中前行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瑶发自北京 关于上世纪60年代记忆的最好见证，或许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台历，它记录着新中国总理兼外长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至次年2月，台历上却是一片空白。

　　中苏“珍宝岛”之战，迫使周恩来撤离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工作。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待共产国际的不同态度已从幕后走向前台，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中苏交恶也成为整个60年代中国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风云突变的10年

　　“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上突然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技术做的烈火盆景，上面写着‘解冻’。”曾在1955年至1962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刘晓回忆道，“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

　　在世界风云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的上世纪60年代，苏联为了与美国平起平坐，无视一些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愿望，否定其武装斗争，同时对中国的崛起不满，绞尽脑汁压制中国，中苏分歧公开暴露。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削弱了反美的力量。美国趁机加紧了对越南的武装干涉，最终演变成赤裸裸的侵略。

　　“然而，中苏交恶却给了中国逐步从冷战中解脱出来的机会，开始寻找独立的国际地位，独立的外交路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说，“在这个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时代，中国一方面支持亚非拉美的独立运动，一方面通过援助外交，巩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

　　“老大哥”变敌人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国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显露，这让意图控制中国的赫鲁晓夫暗中不满。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在中国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试探中国对主权的态度，遭到了中国的严辞拒绝。

　　赫鲁晓夫撕破脸皮对中国横加指责，称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还攻击和嘲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进一步激怒了毛泽东。1960年，苏联又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

　　1959年7月，赫鲁晓夫终于等来了美国邀请其访美的照会。为了给艾森豪威尔献礼，苏联借官方的塔斯社发表声明，就中印边境冲突谴责中国，把两党之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际舆论层面。在美期间赫鲁晓夫还闹了个笑话，逢人便说苏美间的“戴维营精神”，可艾森豪威尔却说：“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

　　苏联走近美国，与中国却渐行渐远。自1962年起，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终于在1964年4月21日，苏联《真理报》第一次公开称中国为“叛徒”。

　　与此同时，中苏间的交恶使边界争议严峻起来。1964年，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并不是想清算历史旧账，而是欲使苏联“紧张一下”。没想到这引起了强烈反弹，苏联迅速向边境部署兵力，甚至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

　　两国的暗中角力终于在1969年3月演变成一场武装冲突。一向视珍宝岛为己物的苏联，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发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终将苏军赶走。

　　这场冲突让中国民众深感恐慌，因为苏联扬言要轰炸中国。周恩来也被迫撤离了中南海，直到解除苏联突袭的警报之后才搬回。

　　珍宝岛一役，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顷刻之间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中印边境响起枪声

　　建国之初，中国同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导致冲突不时发生。

　　1954年，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这一原则的基础是搁置两国边界的争议。实际上，从50年代初，印度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滋事，甚至试图插手西藏事务。

　　考虑到两国的友谊，中国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毛泽东曾亲笔写下这样的话转达给印度：“中国不会这样愚蠢，西方树敌于美国，东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千年友好过程中一个插曲而已。”

　　但忍让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1959年3月，中国平复西藏叛乱。“印度担心失去西藏这个中印两国的‘缓冲区’，感到战略压力来了。”余万里分析说。印度率先向中国方向开火，当时有句话这样形容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边防官兵鼻子对着鼻子。

　　当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决定，后撤20公里，从而给两国总理和谈创造机会。然而，周恩来和尼赫鲁的数次谈判却无果而终。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43个军事据点，侵占我国领土后部署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帝国主义。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大手一挥：“扫了它！”仅一个多月后，印度就被迫后撤，最终实现停火。

　　“印度一向自诩为中国的导师，中国自卫反击这一役在军事上、心理上给了尼赫鲁双重打击，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的优势地位。”余万里说。

　　与野心勃勃的印度不同，在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在这一时期，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划定了边界。

　　自然灾害期间仍对外慷慨解囊

　　在苏联和美国不断压制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中国进一步开展对外援助活动，广交朋友。

　　周恩来曾这样说过：“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中国先后支援柬埔寨、尼泊尔、锡兰、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仍尽量满足非洲兄弟的请求，慷慨解囊。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向刚果提供了5000吨至1万吨小麦……

　　当时，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交时，政策颇为灵活，并不一律以先与台湾断交为条件。因为这些新独立国家由于历史原因与台湾仍有联系，但并不等于要为美国“两个中国论”作工具。如乌干达，同中国建交后，台湾当局才被迫宣布同他们断交。

　　除了在第三世界开拓友谊之外，1964年，中法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是在戴高乐重新上台的契机下达成的，他一向强调欧洲独立自主，在某些政策上不听美国的驱使。至此，法国成为帝国主义阵营里，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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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 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1956年10月，沈阳第一机床厂，苏联专家岗察洛夫在车间和工人交流。本报资料图

　　
　　1959年援助兰州自来水厂建设的部分专家与夫人们一起在当时建成的兰州自来水厂办公楼前合影。来源：兰州新闻网

　　
　　1960年8月，兰州自来水厂的领导与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兰州火车站欢送支援兰州建设的苏联国家特殊构筑物设计院总设计专家谢苗诺夫。来源：兰州新闻网

　　1960年7月

　　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愤然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的意气用事，给中苏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失，中苏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苏联政府决定，全面召回苏联在华专家。”1960年7月，当一纸照会递到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面前时，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尽量使语气显得平静些。他观察着周围中国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汉夫的脸色也越发凝重起来。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收到中南海送来的照会译文前，周恩来刚刚回顾了中苏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他结束发言时形象地说，赫鲁晓夫曾抱怨中国向他的花园里丢荆棘，其实“我们是在给他抛金子”，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改正，“我们现在还是坚持这个原则”。

　　布加勒斯特之争

　　“我记得，他叫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电话那头，现年83岁高龄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离休教授李家宝，仍能清晰地叫出曾共事过的苏联专家的名字。1953年，李家宝时任哈工大机械系代理主任，比他年长10多岁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正在帮助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样板学校”。

　　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照会列举了三条主要原因：包括“企图向专家灌输同苏共立场相背离的观点”、“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以及“对苏联专家实行监视”。

　　“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在李家宝的印象里，苏联专家和蔼谦虚，总是自称“机械系的雇员”。而李家宝面对苏联专家也习惯性地起立致意，“因为出于尊敬”。“照会中的理由只是借口而已。”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发现，有据可考的事实恰好相反，中苏关系恶化后，赫鲁晓夫曾找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写反华文章，但遭到了当时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等人的断然拒绝。

　　“真正让赫鲁晓夫恼羞成怒的，是1960年6月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沈志华说。

　　赫鲁晓夫原本想耍个“小聪明”，他在会上和会下试图把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孤立起来，通过围攻中共的政策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据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后来的回忆，邓小平及时起草了电报，要求彭真等人“后发制人”。

　　于是，在赫鲁晓夫激烈抨击中国共产党“假革命”后，彭真毫不退让地站起身来，反驳他的言论。两人一来一往，吵得不可开交。随后，阿尔巴尼亚也站在中共一边，当众顶撞起苏联老大哥，令赫鲁晓夫无比尴尬，他决定以撤退专家的办法来“惩罚中国人”。

　　赫鲁晓夫背信弃义

　　事实上，1959年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就试探过中共，称要把专家撤回苏联。当时的中苏首席俄语翻译李越然，生前一直对那段往事难以忘怀。那天是国庆阅兵礼，他正坐在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突然一句“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们撤回去”，却被毛泽东从容的回答硬生生顶了回去。毛泽东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在次年苏联决定全面撤回专家后，毛泽东同样镇定地告诫大家：“1917年到1945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他还要求大家，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然而，这并不是表面的“背信弃义”那么简单。

　　通过复杂政治斗争上台的赫鲁晓夫看到，新中国因在朝鲜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经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一支举足轻重的新生力量。所以，他必须要竭力博取北京的支持，从而为苏联的核心地位服务。

　　“但‘否定斯大林’‘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一系列事件让赫鲁晓夫意识到，中共是不会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的，两党之间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国家关系层面。”沈志华分析说。

　　“争口气，5年还清欠账”

　　与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一同终止的，还有中苏签订的各项合同。斯大林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数量为156个，赫鲁晓夫时期又增加至304项。到1960年，这些项目已完成157项，剩下的要在1960年以后完成。

　　而据吴冷西回忆，苏联给中国的这些援助并非无偿。“所谓‘援助’，实际上是他们供给我们设备，我们向他们出口东西来偿还。折合卢布的费用，这304项一共152亿卢布。到1960年，我们已经还了72亿卢布。苏联撕毁这些合同，就意昧着他们要赖账了，还没有完成的项目要全部作废了。”

　　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算了笔账：余下的账如果每年还5亿卢布，要16年还清；如果每年还8亿卢布，那么要10年才能还清。经过讨论，中央号召各部门、各省勒紧腰带，要争这口气，争取5年还清欠苏联的债。

　　无疑，这对正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而当时从事经济建设的1000多名苏联专家中，80%以上的人在核心的国防工业领域工作。

　　苏联专家舍不得离开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一句话，让李家宝默念至今：“把哈工大建成样板学校，没有一些人的无私牺牲是做不到的。而我参与其中，这是我的最大荣幸。”这位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苏联同事在华因病殉职，而他自己又把在中国的时间一再延长，最后索性舍弃了回国申请博士学位的机会。

　　根据沈志华的估算，从1953年至1960年，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最多时超过了1.1万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中国部长的平均工资。而在华数年的生活经历，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大连造船厂的退休人员回忆分别场景时说，苏联专家临走时不顾命令，把正在生产制造的导弹潜艇、反潜护卫艇等相关图纸一股脑儿留给中国技术人员，嘱咐他们能“多抄点就多抄点”、“能记多少就记多少”。有专家到了火车站，偷偷地把一个小纸团塞给送行的工作人员，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术材料。还有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专家临行前忍不住大声感慨：“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过几年再来中国，哪怕一个月也好。”

　　后来，周恩来特意选在人民大会堂为即将回国的苏联专家举行告别宴会，他动情地说：“我们分开了，但相信两国、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有摄影记者发现，不少专家举杯之时，都忍不住擦拭眼角。

[本帖最后由 stephenwu 于 2009-12-1 22:03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