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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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张均兵 方增泉 沈传宝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沉重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史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开始于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尤其是在199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30周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20周年，“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本文仅就18年来“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概述。
一、“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82年)在这一阶段,主要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解决了以下五个问题：
1、“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即“文化大革命”有没有政治、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建设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必要的？经过全党大讨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既没有政治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文化大革命”不具有建设性。这就为“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既然“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但性质是“左”还是右？一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长期间犯了全局性“左”的错误，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是极“左”。
３、既然“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能不能说它是反革命政变或宫廷政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不是反革命暴乱或宫廷政变。
4、既然“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应不应该彻底否定？史学界一般认为应彻底否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违反“一分为二”原则，我们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不能从错误中找出正确。另外，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否定十年的历史。现在有人提出新意见，认为“文化大革命”应根本否定。这样就有了两种提法。
5、既然“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如何评价毛泽东？《决议》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至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做法也不应彻底否定。
在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决议》宣讲的延伸，如龚育之等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张天荣等著《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金春明等著《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研究文章有金春明《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和《“一月夺权”有关问题明辨》等。回忆录有聂荣臻《所谓“二月逆流”》和陈再道《武汉“七二○”事件始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史料集有《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二阶段(1982年以来)在这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史不再是全国关注的政治问题，而是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小分支。“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特点是主要以分散的单兵作战的形式进行，研究领域比较广阔。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1、“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2、如何分析毛泽东的晚年？这就涉及到毛泽东的政治观、社会观、文化观、历史观及其生活的各个方面。
3、如何全面地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的人物和事件。
第二阶段的学术著作少于第一阶段，但研究的系统性、广泛性以及学术性明显高于第一阶段。国内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谭宗级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等。资料性著作有《“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知青书信选》等。回忆录有《曾生回忆录》、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黄克诚自述》、陈白尘《牛棚日记:1966—1972》。国外研究共和国史的著作也相继出版,主要有：美国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美国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
二、“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意义
史学界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极有现实性的文化建设工作,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有良性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中国国情的最好教材；
2、剖析“左”倾错误的典型；
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面教材；
4、帮助人们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遵守客观规律，防止受规律惩罚的自觉性；
5、批驳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粗疏的妄论。
(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在《决议》中已有结论，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而在现实中,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表述并不统一，如有的称“文化大革命”为“十年动乱”、“大动乱的年代”、“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也有的称“十年浩劫”、“一场浩劫”。究意哪一种提法比较妥当？史学界认为，“内乱”是一个中性词，从历史事件的结果的角度看，《决议》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但又感到这个提法没有表达出“文化大革命”自身的史无前例的特殊性，没有说明为什么亿万群众会自愿地真心诚意地参加这场内乱，为什么它会在中国和世界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因此提出“文化大革命”可以定义为：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笼罩着反修防修的神圣光环，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全面夺权。这是专家学者在长期潜心钻研的基础上，依据可靠资料，运用缜密的思维方法作出的对《决议》已有结论的补充和完善，是一种建设性意见。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既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热点，也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难点。《决议》曾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过论断，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
1、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2、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3、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4、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助长了这些错误。
近年来，史学界又提出十几种起因说。主要是：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遗毒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说、奸臣祸国说、乌托邦返祖说、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革命说、东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社会心理说、矛盾激化论等。这些起因说都带有片面性。席宣、金春明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十分复杂的，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中国社会上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蕴聚的多种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总爆发；又是国内政治生活、经济状况、文化思想、传统习惯等各方面存在的冲突和弊端的一次总暴露。“文化大革命”的诱因决不是单一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主导性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内以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认识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并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
这种“左”倾思潮的恶性发展过程,可以具体表述为三个恶性循环。即：“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国内反修和国际反修的恶性循环。这三个恶性循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促进，交互发展的。王海光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认知结构的简单化和绝对化是造成十年浩劫的根本原因，群众质朴的感情和简单绝对的思维，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暴烈性。
(四)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主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主体究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是党和人民群众？只有搞清了这个问题，才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程、趋势以及它最终失败的必然性。史学界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主体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极少数人，而是党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群众自始至终都存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张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的斗争历程研究综述》一文中，把这一斗争归结为8件大事：
1、1966年2月《二月提纲》的拟定；
2、1966年6月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运动；
3、1966年11月工交座谈会；
4、1967年二月抗争；
5、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
6、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
7、1976年的四五运动；
8、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这些事件无论在认识程度上，还是在斗争程度上，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问题上升到原则问题，由局部认识发展到全面性认识的过程。既然肯定了党和人民群众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主体，“文化大革命”中众多事件的轻重、人物的忠奸便可大体分清辨明，“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各种斗争的性质便可科学地界定了。
(五)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从不同的阶级立场、观点出发，得出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不同的。现在基本上有三种立场：一种是科学的态度，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严重错误，应总结教训，防止类似事件重演；一种是海外观点，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上层权力斗争和群众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以及中共老干部反对和抵制“文化大革命”暴乱的斗争；一种是有人从苏东剧变、从国内腐败问题出发，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有道理，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继续革命理论”是对的，只不过是实践搞错了，他们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科学的立场，坚持客观务实的研究，才能正确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史学界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主要有：
1、正确认识国情是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2、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3、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完善党的领导；
4、必须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决不能搞动乱；
5、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
三、“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现状
“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初步统计,18年来国内外有关“文化大革命”史的文章、著作逾以千计。近期有关“文化大革命”史的学术讨论会有：
(一)1975年的全面整顿
程中原在《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一文中,叙述了在1975年整顿中产生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三个著名文件的形成过程,指出这三个文件是指导全面整顿的纲领,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成为连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一环。张明军《1975年全面整顿的历史考察》一文把全面整顿分为三个阶段,指出这次整顿的实质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在极端特殊的条件下,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的又一次努力。尹书博、张明军等人认为,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诞生前的酝酿,新时期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已经有了一些萌芽,它预示历史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化。
(二)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
以往的研究都强调这一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当时红卫兵运动所造成的全国性动乱局面,解决积压在学校内的“老三届”毕业生问题。这场运动给千百万知青及其家庭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痛苦,国家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近年来有人在承认上述看法的同时,又指出问题的另一方面。黄金平《“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问题回顾》认为,知识青年把大量的科学知识带到了偏僻山区和农村,对于落后地区的教育、卫生、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杜鸿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也认为,这场运动使知青得到了锻炼,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实际困难,这一影响是深远的。关海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一文中指出,虽然广大知青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但是,这场运动造成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加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现象,同时也加重了国家、单位、家长和农民的负担。此外,吴林根《毛泽东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析》、方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争论》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
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新课题。“文化大革命”虽然使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在进行。从10年的整体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应该说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慢。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陈东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解决经济问题的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他未能把二者协调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虽然对平均主义经济思想怀有极大兴趣,但除了强调不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兴办各种“五七干校”之外,在改变所有制、职工工资制度方面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仍存在着一些合理成分,即——
1、下放部分经济管理权,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
2、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学习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思想。
这些都是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的重要线索和切入点。此外,刘国新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顶着压力、排除干扰，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并不失时机地寻求发展，使国民经济得以维持着增长的态势；一批国家重点项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建成，但却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立项或开工了，这些成绩不能记在“文化大革命”的帐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更多成就。
四、“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经过史学界十几年的努力,“文化大革命”史的基本框架已形成,但“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缺乏组织
全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机构,甚至连学会也没有。全国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学者仅有二三十人,且分散于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没有专门机构,就得不到相应的研究经费,没有学术团体,也不利于开展学术交流。
(二)资料问题
有关“文化大革命”史的档案材料至今没有解密,能看到中央一些会议文件和记录的学者是极少数,大多数学者只能依据第二手材料,间接地进行考证,这不能不影响到“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另外,一些“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资料缺乏整理,如大量的红卫兵小报,中国至今没有一个总目录。
(三)关于社会层面的研究明显不足
以往的研究仅注重上层人物的活动,对“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以及群众中的不同阶层的研究不够。例如,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心理、社会思维方式的变化;群众运动的影响和作用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群体研究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的各项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研究应加强。
(四)把握“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如何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现在基本上存在三种意见：
1、应该沿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深化“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以《决议》为指导,扩充领域,积累资料。这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主流,也是正确的方向。
2、有人提出肯定或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主张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学生运动以解决腐败问题。历史实践早已证明:“文化大革命”并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腐败问题的解决要靠深化改革。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决不会容许“再来一次文革”了。
3、有人利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认为邓小平只是“有限非毛化”,中国需要“全面的非毛化”。对于这些错误倾向,我们应在大量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坚决地予以抵制和批判。
(五)“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严肃性
近年来,有关“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纪实文学不断出版,而且印数相当可观。其中一些作品打着披露“内幕”、“秘闻”的幌子,在重大历史问题上随意杜撰,对领袖人物的心理妄加猜测。毫无疑问这些作品都不可能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只能是扰乱视听、颠倒黑白。这种状况不利于正面宣传我们党的历史,不利于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更不利于“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这一点应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