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长恨歌》研究综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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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研究综述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和《琵琶行》最受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学界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更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
在本世纪上半叶，研究《长恨歌》的专题论文不多，主要有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二文无论是在《长恨歌》本事的研究还是在主题的解说上，都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其中，俞平伯文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对读，对传统说法提出了疑问。他认为马嵬事起仓皇，杨贵妃虽被赐死，但未必真死，可另觅替死鬼。杨沦落民间后，大约当了女道士。玄宗后来知道杨贵妃在人间而不能使之回来，只有结再生之缘。白居易将此事写入诗歌，为君讳而不便明言，只能托陈传以示其隐旨。
陈寅恪文也指出，要了解《长恨歌》，“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当时的新文体——传奇小说，其特征在于“文被众体”，从中可以见史才（即小说中的叙事）、诗笔（即诗之笔法）、议论。由此可见，《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关系密切，“为一不可以分离之共同机体”。白歌见诗笔，陈传见史才、议论，白诗中不便明言的真正作意“乃见于陈氏传文中”。陈文还进一步考察了《长恨歌》故事的衍变，指出明皇杨妃故事为唐人所常用题目，逐渐附会修饰，“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倒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陈文还认为，白居易的诗作《李夫人》为《长恨歌》的缩写，可视为白氏“自撰之笺注”。诗旨“鉴嬖惑”与诗中所言“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均有意刺宪宗之多内宠。可见，“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陈氏的这些见解，对后来持讽谕说者启示很大。陈文发表之后，夏承焘撰《读〈长恨歌〉》，对陈文提出的歌传合一说提出质疑，认为陈传作于白歌之后，白歌陈传各自独立，而且唐人小说并非皆具“史才、诗笔、议论”。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长恨歌》的主题兴趣最大，参加讨论的学者较多。综合各家的说法，主要有：爱情说，讽谕说，和讽谕、爱情双重主题说。
（1）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的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首先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这在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具有进步性。郑秀萍在《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读白枫〈长恨歌〉的思想性》中也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普遍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罗方《谈〈长恨歌〉》则认为，李杨爱情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在持爱情说的学者中也有人对李杨爱情持不同看法，如许可《〈长恨歌〉简论》就认为李杨爱情虽真挚坚贞，但其方式却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最终带来悲剧性的结果。林志浩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争论》也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2）持讽谕说者又有讽谕说和暴露说之别。谭丕模指出《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白枫则认为此诗意在“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这是持暴露说者的主要观点。而持讽谕说者则认为，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引起了安禄山之乱”，“暗喻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两说皆为政治主题说。其共同点是，认为此诗首句点明主题，全诗重点在前半段的揭露和讽谕，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歌颂李杨爱情的作品。
（3）双重主题说。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是明显的无法否认的事实”。这可从诗篇本身证明，也可从陈鸿《传》中得到印证。“感其事”，就是为两人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予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出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诗中虽然写了两个方面，“更为偏重的是对于李、杨两人悲剧遭遇的同情。”而詹锳《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论〈长恨歌〉》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看法，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五十年代学界在对《长恨歌》主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方士会杨妃故事的来源。如李健章在《关于〈长恨歌〉的评价问题》中就认为，白氏此诗作于周至，该地历史上有周穆王见西王母、弄玉吹箫升仙的传说，唐代亦多修道成仙故事，“易孕育带有幻想色彩的作品”。詹锳推测海上仙山的描述可能受到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影响。王运熙则赞同清人赵翼的“时俗讹传，本非实事”的说法，认为是当时的民间传说。传说的依据是玄宗一生对神仙方术的热衷追求和马嵬变后对杨贵妃的真挚哀悼和思念。白居易从友人处听到传说后写入诗篇，他并非这一故事的创造者。
文革以后，学界对《长恨歌》的兴趣依然很浓，一方面，人们仍然对《长恨歌》的主题理解不一，另一方面在《长恨歌》的艺术分析和故事来源等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文革以后的《长恨歌》主题的讨论，依然以爱情说、讽谕说和双重主题说为主，另外，俞平伯的“隐事说”被人重新提出，并引发了一场讨论。
此时以持讽谕说的学者最多。这派观点的文章，在立论上大都强调结合作品的历史背景、结合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结合陈鸿的《长恨歌传》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如杨发恩《〈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它》就指出，此时前后两部分思想是一致的。前半部分讽谕意义甚明，后半部分关于李杨爱情悲剧情节的渲染、对玄宗晚年悲凉处境的生动描绘，以加深其讽谕意义。王拾遗的《“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认为陈《传》中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个观点，也就是《长恨歌》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李、杨之间不过是“男贪女色，女图男势”，根本谈不到爱情。不能因为作品以多半篇幅描写了所谓的“李杨爱情”，“就误认为诗人是同情‘李杨爱情’的”，这是“忠实于民间传说的情节使然”。而周文《说〈长恨歌〉》与《再说〈长恨歌〉》更是以较为充分的篇幅申述了其讽谕说。他强调指出：原先流传于市民中的李杨故事，“基本上是个渗透着帝王威权下降感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却从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出发，将故事整理加工成为“意存讽谕的《长恨歌》”；但当作品重新回到民间时，市民们仍然“只欣赏他们自己原先就欣赏的东西”，“取其渗透着帝王威权下降感的爱情故事的绚丽，失其讽谕之风骨”。作者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社会效果是既矛盾又统一的。
八九十年代持爱情说的学者也不少，其中又以张安祖、马茂元等为代表。他们大多强调把《歌》与《传》分开，把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加以区别，而更着眼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对材料剪裁义理的匠心来探究《长恨歌》的主题。
如张安祖《关于〈长恨歌〉的新探索》就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对李杨爱情给予同情，主要是唐玄宗“历史形象的复杂性”：马嵬事变后，“唐玄宗前期‘好皇帝’的形象并没有被他后期的罪恶所完全抵销”；人们也懂得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决不是促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尽管后来白居易和人民的出发点仍然有所不同，“但对待玄宗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作者得以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出这一作品，并使之同民间传说有着“基本一致的中心思想”，同时也使作品在当时能够得到“各阶层的理解、喜爱而广泛流行”。而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则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文章认为，沿用历史题材的《长恨歌》，“自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而向壁虚构；然而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
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恨歌》的创作心态：（1）作为仕途得意的新进士白居易，出于“生活浪漫，思想开朗，反旧礼教习俗等要求，促使他写出《长恨歌》这样的‘风情’诗”；（2）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及不能与之结合的“绵绵之恨”，是其创作《长恨歌》的“感情的酵母”；（3）反映了白氏婚前对爱情的理想与渴求。
八十年代以后，持双重主题说的学者相对少一些。主要有刘辉扬的《一篇〈长恨〉有风情》、陈小玲的《哀艳之中，具有讽刺》、蹇长春的《〈长恨歌〉主题平议——兼论〈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等。其中蹇文在评价、分析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主张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
除了主题，学界还对《长恨歌》的艺术魅力、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和在国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张安祖的《论〈长恨歌〉的艺术成就》、钟来因的《〈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动机》、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马晓光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谈谈贵妃杨玉环及其形象演变》、赵炎秋的《两曲悲歌千古魅力——〈长恨歌〉与〈李尔王〉阅读中读者同情现象试探》、唐音街的《〈长恨歌〉与佛道关系论述的新进展》、张国光的《杨玉环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本来面目——论〈长恨歌〉对杨玉环的美化》、王用中的《白居易的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张俊哲的《母题与嬗变：从〈长恨歌〉到〈杨贵妃〉》、周相录的《〈长恨歌〉在日本的影响》等。其中陈允吉文认为，《长恨歌》同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俗讲唱文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它叙述的这个美丽曲折，又掺杂着佛教因果报应和诸行无常的故事，则十分明显地受了《欢喜国王缘》、《目连变》等讲唱文学的影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佛经中有关有相夫人和目连的若干传说。唐音街则介绍了台湾学者王梦鸥《〈长恨歌〉的结构与主题补说》一文，认为该文“全面探索了《长恨歌》与道教的关系”。王文中提出王质夫与白居易交情相当深，而且王质夫隐居于仙游山修道求仙，“从时间上看，《长恨歌》的创作，至多不晚于白、陈、王三人同游仙游山之后一二年。四川道士的神话，即杨通幽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43。这神话源于唐玄宗避难的西蜀，王质夫后来死于梓潼，正邻近于杨通幽的乡里。王质夫相信神仙，相信道士的传说，并由他把这题材提供给了白居易，却不料这题材消化到诗人的脑子里，褪下了神秘色彩，仅剩下一种对爱情的执著感。”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和《琵琶行》最受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学界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更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
在本世纪上半叶，研究《长恨歌》的专题论文不多，主要有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二文无论是在《长恨歌》本事的研究还是在主题的解说上，都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其中，俞平伯文将《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对读，对传统说法提出了疑问。他认为马嵬事起仓皇，杨贵妃虽被赐死，但未必真死，可另觅替死鬼。杨沦落民间后，大约当了女道士。玄宗后来知道杨贵妃在人间而不能使之回来，只有结再生之缘。白居易将此事写入诗歌，为君讳而不便明言，只能托陈传以示其隐旨。
陈寅恪文也指出，要了解《长恨歌》，“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当时的新文体——传奇小说，其特征在于“文被众体”，从中可以见史才（即小说中的叙事）、诗笔（即诗之笔法）、议论。由此可见，《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关系密切，“为一不可以分离之共同机体”。白歌见诗笔，陈传见史才、议论，白诗中不便明言的真正作意“乃见于陈氏传文中”。陈文还进一步考察了《长恨歌》故事的衍变，指出明皇杨妃故事为唐人所常用题目，逐渐附会修饰，“曼衍滋繁，遂成极富兴趣之物语小说”，“在白歌陈传之前，故事大抵尚局限于人世，而不及于灵界，其畅述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之关系，倒以《长恨歌》及传为创始”。陈文还认为，白居易的诗作《李夫人》为《长恨歌》的缩写，可视为白氏“自撰之笺注”。诗旨“鉴嬖惑”与诗中所言“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均有意刺宪宗之多内宠。可见，“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陈氏的这些见解，对后来持讽谕说者启示很大。陈文发表之后，夏承焘撰《读〈长恨歌〉》，对陈文提出的歌传合一说提出质疑，认为陈传作于白歌之后，白歌陈传各自独立，而且唐人小说并非皆具“史才、诗笔、议论”。
五六十年代，学界对《长恨歌》的主题兴趣最大，参加讨论的学者较多。综合各家的说法，主要有：爱情说，讽谕说，和讽谕、爱情双重主题说。
（1）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的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首先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这在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具有进步性。郑秀萍在《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读白枫〈长恨歌〉的思想性》中也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普遍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罗方《谈〈长恨歌〉》则认为，李杨爱情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在持爱情说的学者中也有人对李杨爱情持不同看法，如许可《〈长恨歌〉简论》就认为李杨爱情虽真挚坚贞，但其方式却是违背人民意愿的，最终带来悲剧性的结果。林志浩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争论》也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2）持讽谕说者又有讽谕说和暴露说之别。谭丕模指出《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白枫则认为此诗意在“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这是持暴露说者的主要观点。而持讽谕说者则认为，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引起了安禄山之乱”，“暗喻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两说皆为政治主题说。其共同点是，认为此诗首句点明主题，全诗重点在前半段的揭露和讽谕，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歌颂李杨爱情的作品。
（3）双重主题说。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此诗在思想内容上“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是明显的无法否认的事实”。这可从诗篇本身证明，也可从陈鸿《传》中得到印证。“感其事”，就是为两人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予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出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诗中虽然写了两个方面，“更为偏重的是对于李、杨两人悲剧遭遇的同情。”而詹锳《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结合的观点论〈长恨歌〉》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看法，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五十年代学界在对《长恨歌》主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方士会杨妃故事的来源。如李健章在《关于〈长恨歌〉的评价问题》中就认为，白氏此诗作于周至，该地历史上有周穆王见西王母、弄玉吹箫升仙的传说，唐代亦多修道成仙故事，“易孕育带有幻想色彩的作品”。詹锳推测海上仙山的描述可能受到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影响。王运熙则赞同清人赵翼的“时俗讹传，本非实事”的说法，认为是当时的民间传说。传说的依据是玄宗一生对神仙方术的热衷追求和马嵬变后对杨贵妃的真挚哀悼和思念。白居易从友人处听到传说后写入诗篇，他并非这一故事的创造者。
文革以后，学界对《长恨歌》的兴趣依然很浓，一方面，人们仍然对《长恨歌》的主题理解不一，另一方面在《长恨歌》的艺术分析和故事来源等方面也有新的进展。
文革以后的《长恨歌》主题的讨论，依然以爱情说、讽谕说和双重主题说为主，另外，俞平伯的“隐事说”被人重新提出，并引发了一场讨论。
此时以持讽谕说的学者最多。这派观点的文章，在立论上大都强调结合作品的历史背景、结合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结合陈鸿的《长恨歌传》来探讨《长恨歌》的主题。如杨发恩《〈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它》就指出，此时前后两部分思想是一致的。前半部分讽谕意义甚明，后半部分关于李杨爱情悲剧情节的渲染、对玄宗晚年悲凉处境的生动描绘，以加深其讽谕意义。王拾遗的《“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认为陈《传》中的“‘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个观点，也就是《长恨歌》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李、杨之间不过是“男贪女色，女图男势”，根本谈不到爱情。不能因为作品以多半篇幅描写了所谓的“李杨爱情”，“就误认为诗人是同情‘李杨爱情’的”，这是“忠实于民间传说的情节使然”。而周文《说〈长恨歌〉》与《再说〈长恨歌〉》更是以较为充分的篇幅申述了其讽谕说。他强调指出：原先流传于市民中的李杨故事，“基本上是个渗透着帝王威权下降感的爱情故事”；白居易却从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出发，将故事整理加工成为“意存讽谕的《长恨歌》”；但当作品重新回到民间时，市民们仍然“只欣赏他们自己原先就欣赏的东西”，“取其渗透着帝王威权下降感的爱情故事的绚丽，失其讽谕之风骨”。作者的创作动机与作品的社会效果是既矛盾又统一的。
八九十年代持爱情说的学者也不少，其中又以张安祖、马茂元等为代表。他们大多强调把《歌》与《传》分开，把文学创作与历史事实加以区别，而更着眼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对材料剪裁义理的匠心来探究《长恨歌》的主题。
如张安祖《关于〈长恨歌〉的新探索》就指出，白居易之所以对李杨爱情给予同情，主要是唐玄宗“历史形象的复杂性”：马嵬事变后，“唐玄宗前期‘好皇帝’的形象并没有被他后期的罪恶所完全抵销”；人们也懂得他“对杨贵妃的宠爱决不是促成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尽管后来白居易和人民的出发点仍然有所不同，“但对待玄宗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却是基本一致的”。这就决定了作者得以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作出这一作品，并使之同民间传说有着“基本一致的中心思想”，同时也使作品在当时能够得到“各阶层的理解、喜爱而广泛流行”。而马茂元、王松龄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则史料考证与理论分析并重，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爱情说”的观点。文章认为，沿用历史题材的《长恨歌》，“自不可能完全抛开历史而向壁虚构；然而作为诗的主体、诗的核心，它那富有悲剧意义的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则来自民间传说，是不受历史原型的局限的”。实际上作品塑造的李杨形象，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历史原型”；作品所描写的爱情悲剧也不再“仅仅是帝王宫妃的悲欢离合，而具有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因此，应从较广阔的时代意义上去把握和理解《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既要看到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与专一，倾诉了对他们爱情上不幸故事的深刻同情”；同时也要看到作品“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于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
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从三个方面分析了《长恨歌》的创作心态：（1）作为仕途得意的新进士白居易，出于“生活浪漫，思想开朗，反旧礼教习俗等要求，促使他写出《长恨歌》这样的‘风情’诗”；（2）对初恋者湘灵的思念及不能与之结合的“绵绵之恨”，是其创作《长恨歌》的“感情的酵母”；（3）反映了白氏婚前对爱情的理想与渴求。
八十年代以后，持双重主题说的学者相对少一些。主要有刘辉扬的《一篇〈长恨〉有风情》、陈小玲的《哀艳之中，具有讽刺》、蹇长春的《〈长恨歌〉主题平议——兼论〈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等。其中蹇文在评价、分析各派观点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主张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
除了主题，学界还对《长恨歌》的艺术魅力、艺术渊源及其对后世和在国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如张安祖的《论〈长恨歌〉的艺术成就》、钟来因的《〈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动机》、陈允吉的《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马晓光的《此恨绵绵无绝期——谈谈贵妃杨玉环及其形象演变》、赵炎秋的《两曲悲歌千古魅力——〈长恨歌〉与〈李尔王〉阅读中读者同情现象试探》、唐音街的《〈长恨歌〉与佛道关系论述的新进展》、张国光的《杨玉环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本来面目——论〈长恨歌〉对杨玉环的美化》、王用中的《白居易的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张俊哲的《母题与嬗变：从〈长恨歌〉到〈杨贵妃〉》、周相录的《〈长恨歌〉在日本的影响》等。其中陈允吉文认为，《长恨歌》同当时方兴未艾的通俗讲唱文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它叙述的这个美丽曲折，又掺杂着佛教因果报应和诸行无常的故事，则十分明显地受了《欢喜国王缘》、《目连变》等讲唱文学的影响。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印度佛经中有关有相夫人和目连的若干传说。唐音街则介绍了台湾学者王梦鸥《〈长恨歌〉的结构与主题补说》一文，认为该文“全面探索了《长恨歌》与道教的关系”。王文中提出王质夫与白居易交情相当深，而且王质夫隐居于仙游山修道求仙，“从时间上看，《长恨歌》的创作，至多不晚于白、陈、王三人同游仙游山之后一二年。四川道士的神话，即杨通幽的故事，见《太平广记》卷43。这神话源于唐玄宗避难的西蜀，王质夫后来死于梓潼，正邻近于杨通幽的乡里。王质夫相信神仙，相信道士的传说，并由他把这题材提供给了白居易，却不料这题材消化到诗人的脑子里，褪下了神秘色彩，仅剩下一种对爱情的执著感。”
（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