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质询官员(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7-26)

请质询官员
2007-07-26 15:36:13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 陈小莹
省纪委掠阵　媒体搭台　民众发问
“一开始确实有厅局长不适应这种方式，有些领导就是紧张，担心自己讲不好，有些是怕面对一些敏感问题无法解决。”
“听说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中考能加分，请问是否属实？”
“这样的制度是不是合理？”
“什么时候能够取消？”
面对电台主持人伟雯的这三个诘问，浙江省某市副市长当即表示，将立即取消“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中考加分”这项已实行了数年，带有特权色彩的“土政策”。
这一幕发生在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名为《阳光行动》的节目现场。
《阳光行动》，这个节目这几年在浙江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富庶省份的厅长、局长、市长们被要求每年必须至少出席这个节目一次，回答主持人和公众的各种提问。他们在节目中的表现，还被列为年终考核标准之一。
听众现场提出的许多问题尖锐、敏感，让一些厅长心跳加速，手心捏汗，有的更视“上电台”为畏途。
这个节目的威力源于它背后的三个支持机构－－浙江省纪委、省监察厅、省纠风办。浙江的纪委系统还和这个节目彼此交换一部分关于官员腐败的检举线索，两家合作调查一些案件。
纪委和媒体的这种合作，被浙江省纪委副书记马光明认为是“纠正不正之风工作方式上的新探索”。
厅长“上线”
2007年7月14日12点20分，是浙江省国税局局长钱宝荣第一次“上线”。
不到12点，钱宝荣就早早地来到浙江广电集团，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国税局办公室主任以及下属8个处室的处长。
“这还不是人数最多的。”《阳光行动》节目总策划陈吾升说，厅长们对于热线直播都非常重视，一般都带来所有主要处室的处长。
每周六中午12点20分到1点20分，是《阳光行动》的“厅长在线”时间。从2004年至今，每年都有省直机关的三四十名一把手在这个时段回答主持人和公众的提问。
省交通厅副厅长张治中在节目中就遭遇了一个“敏感”问题－－“请问运管执法人员的收入和罚款是不是挂钩的？”节目主持人伟雯发问。
张治中起初回答：“我们是执行收支两条线的。收的罚款在年末全部上缴财政，而我们的支出是由各级财政在第二年年初下发。”
“执罚和收入，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伟雯追问了一句。
张沉吟片刻，承认：“如果上交得多，返还也多。”
上线前，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兴军亲自主持了两次会议，布置下属部门梳理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问题。在所有搜集汇总上来的300个问题中，又挑选了近百个进行重点准备，并对直播环节提前进行模拟演练。
“厅长在线”不是普通的对话节目，上周六打进热线提出的问题都将在周日的节目中得到答复。
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在直播室时，下属各市县环保系统的官员都在办公室听节目“待命”，一旦有听众举报一个市县的污染情况，该市县环保官员必须立刻前往调查。
作为“厅长在线”栏目的延伸，从去年开始，《阳光行动》开始走遍浙江，每到一个地级市，就选择当地最大的广场，邀请市长及主要部门负责人到场，集体现场办公。而马光明本人也随着栏目亲赴丽水，在当地现场办公。
《阳光行动》的能量，来源于它幕后的支持机构－－浙江省纪委，这使得各厅局、各市的官员在进入直播间接听热线时，都带着“赶考”的心情。
“上镜考核”
2002年的一个下雪天，身为浙江电台新闻台监制的陈吾升面临着节目的转型。能不能联合浙江省纠风办搞一些监督类的节目？一个有点风险的创意萌生了。
陈吾升和同事一起找到时任浙江省政府纠风办副主任的马光明。
2002年的浙江，正处于“成长烦恼”期。一边是经济高速发展，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另一边征地、拆迁、改制冲突不断，社会矛盾尖锐。
“所以我们的合作是一拍即合。”马光明说。
2003年1月，《阳光行动》节目正式开播。开播前，马光明召集大部分省直单位一把手，亲自作动员，把接受《阳光行动》的采访和监督作为工作任务下派给各单位。
浙江省政府纠风办还连续三年专门为《阳光行动》下发文件，要求官员们要“高度重视”，“严格遵守上线时间”，回答听众提问要“态度鲜明，答复诚恳，不推不拖”。今年，还进一步要求所有听众反映的问题要在5个工作日内向节目组反馈，并排定了今年上线的29家厅局的先后顺序。
浙江省纪委把这些省直领导在《阳光行动》的“上镜表现”和奖惩制度挂钩。在每年年末都要进行的省直机关先进单位评比中，纪委掌握着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关键10分。凡积极参与直播的全额给分，正面激励；如果不予重视将相应扣分。
“一开始确实有厅局长不适应这种方式，有些领导就是紧张，担心自己讲不好，有些是怕面对一些敏感问题无法解决，”马光明说，“我就当面给他们做工作，这种情况都是慢慢改变的。”
陈吾升承认，部分厅局官员会在一开始就声明一些敏感问题不要问，“这时候我们一般都会争取一下，说即便我们不问，也不能保证观众到时候不打电话进来问，想办法慢慢地让他们转变观念。”
“我们一般也不会完全按事先沟通好的问题进行直播，会藏一些问题，或者在听众打电话进来的时候，把一些问题贴在他们的问题之后问出来。”伟雯说。
节目进行一段时间后，社会各界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具体，节目组决定加大监督力度，抽调了10个人的报道小组，把周一到周五的栏目时间辟为独立调查栏目。
新闻调查栏目开播后，反腐的线索开始在纪委和媒体两家之间流动。节目组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官员违纪的线索通报省纪委，由省纪委转请各地纪委配合记者调查。另一方面，省纪委也将一些接获的举报线索先告知电台，由电台组织人力先行调查。
2006年初，节目组三度派记者到慈溪，调查当地烟花爆竹一条街被当地一名执法大队长收取保护费一事。省纪委领导批示请当地纪委配合记者调查，随着案情被揭露，当地安监局一名副局长被立案审查，收取保护费的大队长退回10多万赃款并被判刑。
据介绍，截至2006年末，因为《阳光行动》曝光而被处理的公职人员有67人。不过，这些人基本上是县级单位的，目前还没有处级以上官员在这种合作机制中被查处。
与此同时，浙江省各市的纪委也纷纷与当地电台联手复制《阳光行动》的模式，大大小小的“行风评议”栏目相继开播。
纪委＋媒体
浙江的“纪委＋媒体”的合作模式，在马光明看来，“它的效应不止1＋1”。
“记者的调查扩大了纪委的触角。”马光明认为，单靠纪委自身的力量进行监督总是有限的，媒体更贴近群众，在监督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纪委要取得好的反腐效果，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借助媒体提高监督效率就是其中之一。”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也认为，纪委作为党的纪检机构，长期以来给外界以神秘的印象，很少与媒体接触。浙江经济发展较快，民主政治的土壤也相对成熟，纪委和媒体的合作就是把反腐公开，是制度建设的创新，但要警惕不要流于形式。
也有学者关注到这种模式的局限性。
“来自纪委的支持固然为舆论监督开拓了新空间。但这样的合作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隐患，”复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张志安认为，“这属于一种权威性的自上而下的监督，必须要依靠强力机构和行政资源的支持，本质上仍然属于体制内治理技术的一种，媒体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性作用。如果能结合异地监督，把市场化的媒体纳入进来，监督的效果会更好。”
“民主监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有松动就是进步。”对于有关《阳光行动》“局限性”的提问，陈吾升用这句话加以总结。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jjj/200707260677.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