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学习参考资料之三十九——追忆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风范-

求真理  知真情  讲真话

    求真，最根本的就是不懈追求真理，勇于悍卫真理。党的早期著名活动家夏明翰是为真理而献身的一个杰出代表。1926年，当夏明翰和患难与共的湘绣女工郑家钧结为伉俪时，毛泽东曾亲自题写婚联：“世上惟有家钧好，天下谁比明翰强。”这既是对夏明翰夫妇的新婚祝福，更是对夏明翰不懈追求真理的政治品格的赞誉。1928年初，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的夏明翰不幸被捕。他在回答敌人“审问”时的精彩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崇高精神。敌人问：“你姓什么？”夏明翰说：“姓冬！”“胡说！你明明姓夏，为什么乱讲？”夏明翰从容不迫地说：“你们把黑说成白，把天说成地，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成爱国，我姓夏，当然就应该说姓冬。”敌人无言以对，又问：“多少岁？”“共产党万万岁！”“籍贯？”“革命者四海为家，我们的籍贯是全世界！”敌人急欲收场，匆忙问道：“有无宗教信仰？”“我们共产党人不信神，不信鬼，不像你们一手捧圣经，一手举屠刀！”敌人别有用心地说：“那你没有信仰罗？”夏明翰大声宣布：“怎么没有信仰！我信仰马克思主义！”3月20日，敌人要对夏明翰下毒手。临刑前，夏明翰要来笔墨，从容挥就一首大义凛然、气吞山河的五言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牺牲时只有28岁。多少年来，人们每每读起这首就义诗，都不禁肃然起敬。
    求真，就必须深入实际调查，掌握真实情况。1961年4月的一天，刘少奇到湖南省长沙县树的一个“典型”大队作实地调查。前来参会的人按事先统一的口径，都对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加赞颂，这与他来湖南路上所看到的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简直是天壤之别。刘少奇从桌边站起来，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给大家行了一个鞠躬礼，用地道的家乡话恳求道：“我给大家行个鞠躬礼，敬请大家对我讲点真话，反映点真实情况好不好？”然而，就是这样，会场上也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于是，刘少奇在5月8日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碳子冲时，没有惊动当地干部和邻里乡亲，在自己出生的房间里搭起一个临时床铺，用一张旧木桌当办公桌，请来老朋友成二爷和黄老倌说心里话，又拜访了许多乡亲们，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他根据在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办法，使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转机。
     求真，就应当直言观点、敢讲真话。彭德怀常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共产党员对于党就是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1958年12月，彭德怀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调研，发现浮夸风严重，亩产300斤说成3000斤，到处张贴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之类的标语。一位伤残老红军写给他一张字条：“谷撒地，黄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看后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并把末句改成“我为人民鼓与呼！”体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感。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果然直言大呼，直陈自己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由于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彭德怀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未后悔，而始终认为自己为党和人民讲了真话，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千秋功过，后人评说。历史为彭德怀求真务实的精神终于作出公正的结论。

办实事  重实绩  务实效

    办实事，就要不图虚名、尽职尽责。民主革命时期“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在这方面令人尤为感奋。建国后，谢觉哉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年已七十有六。一些同志见他年事已高，劝他在院内工作挂个名算了，不必再花那么多气力，谢老却不干。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是不能靠‘名’吃饭的，我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是要务实。”谢老还幽默地说：“（挂名）这怎么行呀！杀人的批复上，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呐。假如杀错了人，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帐’，我怎么得了呀！”他就事论理、有感而发，就“挂名”和“务实”的问题写了一首诗：“名是实之宾，无实何能名。名在职斯在，失职责不轻。有理说不达，有令不能行。惭余衰老甚，未能力斗争。”谢老说到做到，躬行实践，一生革命，终生务实。
    重实绩，就要反对心态浮躁、好大喜功。陈毅的老家四川省乐至县地处川北，是个土质贫瘠、石骨嶙峋的落后小县，1959年竟成为全省的一面“红旗”。陈毅觉得“新鲜”，决定前去看看。当他看到佩鹤公社的干部将全公社的人力物力集中在一个叫“碉堡坡”的大石坡上大干，誓让大石坡变成粮食高产坡的场景时，不禁苦笑着摇摇头。有人以为他要作诗，陈毅却说：“作诗是可以的，但我们先算一道数学题：高产地不到公社土地的1/5吧，你们搞这样的‘大兵团作战’，荒掉4/5的土地。假如一亩产500斤，五亩产2500斤。一亩高产田能产2500斤吗？常言道，吹牛不犯死罪，可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也吹牛，那可要害人的。这个坡要是建成桑园或是栽种其它果木，因地制宜，不是更好吗？”说罢，他一句一句地诵出了一首诗：“今日话乡情，情真意更诚，好大喜功事，万代招骂名。”这首诗道出了陈毅的好恶和作风，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为更多的人知晓。
    务实效，就要按照规律办事、讲求实际效果。陈云在务实效方面有口皆碑。他曾结合历史经验教训并融入自己的体会，概括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9个字。不唯上，并非不执行上级指示，而是要研究如何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不唯书，不是不读书，而是指读书要领会精神实质，分析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只唯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陈云不仅理解深刻，而且付诸实践。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对1959年的钢产量提出不切实际的指标，要求达到1650万吨，陈云提出不同意见。按照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他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经过反复周密的调研论证，决定把指标定为1300万吨，很快被中央采纳。毛泽东为此高度评价陈云：“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甚至一个人手里。”赵朴初生前曾赋诗盛赞陈云当家理财的本领：“唯实以求，珠落还起。加减乘除，反复对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权为民   情系民   利予民

    权为民，就是不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1959年4月2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面对人民的信任，他暗暗嘱咐自己：“人民给你多大的权力，你就要负多大的责任。”在刘少奇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期间，不少本家亲戚都想找他办点私事，有的想离开农村到城市，有的想调个好单位，等等。为此，刘少奇曾专门召开过一次家庭会议，王光美和孩子们及几个亲属和工作人员都参加了。会上，刘少奇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主持政治局同志开会的地方，可见我是很慎重地对待这个会议的。为了什么事呢？就是为了要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点方便，给你们搞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他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不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但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不讲原则，怎么可以滥用手中的权力呢？你们现在吃饭了，穿暖了，就该好好工作，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刘少奇坚决反对以权谋私，体现出坚强的党性原则，堪称党内典范。
    情系民，就是不管何时何地何事，都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送群众之所需。当年，在延安曾传颂着毛泽东为民寻子的动人故事。1944年3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正批阅文件，突然看到一封从国统区成都寄给他的信。信中写道：“犬子邓泽，离家出走，数载未归，杳无音信。近闻其已到达延安，未知确否？恳请毛先生百忙中为鄙人查找。盼听福音。”毛泽东想，老人此时肯定心急如焚，必须急事急办。他马上打电话把中组部代部长彭真找来，此时已深更半夜了。彭真听后说，将在日内尽力查询。毛泽东说，不要再“日内”了，今夜一定要找到这个邓泽。彭真即回组织部，喊醒管理干部档案的秘书，翻查所有的花名册，上面竟有三个同名同姓的“邓泽”。彭真按照自己的判断，带上一名通讯员，提着马灯从枣园跑到兰家坪党校三部所在地，找到部主任刘燕铭，查到了俱乐部的琴师就是老人要找的邓泽。邓泽闻此事，感动得热泪长流。彭真随即把邓泽带往毛泽东处，邓泽向毛泽东深鞠三个躬，说：“主席的恩情，我一世都忘不了！”毛泽东说：“小邓，父母养育之恩更不能忘啊！”谈到此事缘由，邓泽说，到延安后很难碰到四川老乡带口信回家，写信邮路不通，又怕国民党扣压检验，家人受牵连遭迫害。毛泽东说，现在我就给你开一条通道，保证你父亲很快就能知道你的情况。他要邓泽马上写一封信。原来，周恩来翌日就要从延安返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可顺便将此信带到重庆寄出，就会畅通无阻。为谨慎起见，毛泽东为邓泽重新写了信封，邮寄人改为“家书内详”。10多天后，邓父收到儿子的信，顿时化忧为喜，特地购买了一支钢笔、一把京胡，委托八路军办事处转交给他儿子。事后，毛泽东对彭真说：“人家儿子投奔到延安来却不知其具体下落，我这当主席的还能不急么？为民办实事，应该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头等政治任务。”6个月后，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的大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
    利予民，就是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第一目标。“人民总理为人民”，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最真诚、最崇高的评价和赞颂。我们仅从他处理祖坟这件事即可窥见一斑。1965年，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萃去看望他，他对侄儿说：“你回去以后，给我把淮安周家祖坟深埋了。咱们国家的耕地非常少，人死了占一块地，又不能种庄稼，所以我们要带头，完了以后，把这块地交给农民去种。”周尔萃回去后把坟给平了，周恩来很高兴，并给生产队寄去70元钱，一个是付工时费，一个是赔偿平坟时踩了庄稼的损失。对平坟这件事当时周家有些人想不通，周恩来为此曾专门召集在北京的亲属开会，谈了平坟的目的和意义，使大家都能够接受。亲情、国情，以国情为要；亲属、人民，以人民利益为重。这就是周恩来令人仰止的美德和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