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党风廉政教育学习参考资料之三十五——为官之风骨颂 勤政之正气歌

为官之风骨颂  勤政之正气歌

——《岳阳楼记》赏析

　　《岳阳楼记》之所以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千古传唱不衰的精典之作，这除了它叙事议论，言简意赅，精炼独到；抒情咏物，神形备致，出神入化，读来其景可见，其声可闻，其情可感，使人未见洞庭湖，已感其万顷波涛，千里浩月；未登岳阳楼，其楼已在心中的文字功夫之外，最重要的是文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以及候选为一名朝廷官吏，为国、为君、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怀，而正是文章中蕴含的这种人类永恒的人文精神，才是其流芳百世的真正原因。
　　首先，作者写“巴陵胜状”，“洞庭一湖”之大观，其目的是借“古仁人之心”告诫人们，应树立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观念，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说人是一种有思想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感情受周围的环境影响和制约，这是被实践和科学双重证明了的真理。而要做到置身物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超凡脱俗，那却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正是他主持“庆历新政”失败，被朝廷贬谪到邓州的时候。按常理，政治斗争失败，也就是官场失意，应该是一个人心灰意冷，对周围的环境景物最敏感的时候，正如他在《岳阳楼记》中写到的，那登楼之际的一阴一晴，必然导致人的思想感情的一悲一喜，或是“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或是“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不过在作者看来，这些只不过是一般普通人的感受，而有德性的人却不是这样，那有德性的人无论气之阴晴，月之圆缺，成功还是失败，升迁还是遭贬，都应该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避免处顺境时得意忘形，遭逆境时心灰意冷。而作为正遭到奸臣陷害，被贬邓州的范仲淹，此时此刻依然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可见其心胸宽广如山川宇宙，光明磊落如日月星辰，故他一生虽然三次被贬，名望却越来越高。第一次被贬时，亲朋们一直把他送到都门外，称赞他说：“此行极光（非常光荣）。”第三次被贬时仍有人不顾吕夷简的威胁恫吓去送别，并安慰他说：“此行尤光（尤其光荣）”。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所以，对他而言，人生之路无论是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正道直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满腔热忱报效国家。当然，范仲淹将这两句话写在《岳阳楼记》里，似乎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他要用自己的经历和思想抱负告诫同样是遭到贬谪，与自己同病相怜的好友滕子京，要他在这官场失意之际必须振作精神，千万不能心灰意冷。自然，如果有朝一日辉煌腾达，更不要得意忘形。
　　其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作者提倡“超然物外”思想境界的集中体现和最后归宿。如果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为一种思想境界，起码有两种注解：一种是佛教救世说的看破红尘，万事皆空。佛教教义认为“无即是有，有即是无，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种万事皆空理论与生死轮回理论一起，对于教育人弃恶从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它又是消极的，因为人间万物是客观存在，不可能是无；而人脑子里存在思想和欲望，这同样是客观事实，不可能是空。另一种就是孟子说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当朝廷信任我，重用我时，我当然要运用自己的才能“治国平天下”，忧国忧民，这又叫作“士为知己者死”。如商殃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并委以重任，于是，便冒着生命危险推行变法，终于使泰国兴旺起来，秦孝公死后，商殃被车裂而死；又如管仲得到了齐恒公的信任，并委任为相，便运用自己的才能在齐国实行改革，终于使齐国富强起来，辅佐齐恒公成为春秋霸主；还有诸葛亮因受到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便助刘备,实现三足鼎立，辅阿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而当朝廷不再信任我，或抛弃我时，我自然要超然物外，归隐山林，不问世事，做闲云野鹤了。所谓“请隐士，举逸民”，就是指的这些人。
　　范仲淹与上述二者不同，他一方面要人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然物外，保持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而这样做的目的和落脚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无论朝廷信任你、重用你还是对你不公平、处罚贬谪你，你都得保持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状态，继续忧国忧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又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道理。
　　范仲淹贬到地方后，每到一地，他都兴利除弊，正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到故乡，担任苏州知府，他看到苏州暴雨成灾，伏天的大水到了秋天仍未退下，农田被淹，秋收无望，数万家农户面临饥饿死亡的威胁。便不顾上任后的车马劳顿，奔赴太湖了解水情，提出了疏浚五河，导太湖之水入海的计划。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苏州人民一致努力，终于疏通了淤塞的河道，把积水导入了江海。这次太湖水道的疏通，对保障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由于范仲淹政绩斐然，又被召回京师，授天章阁待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事。历任期间，他整顿吏治，并经常向仁宗皇帝尽言，促其励精图治，兴国兴邦。故而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道：“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范仲淹在一千多年前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主张，他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关键性和永恒的课题，那就是如何为官或怎样当领导的问题。这不仅是为官者廉政、勤政问题，同时也是对国家和民族忠诚的经典概述。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封建官吏为什么能有如此之高的思想境界，这却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再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作者毕生的伟大思想抱负，同时也是为官者应该追求的永恒目标。
　　范仲淹要求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便是文中紧接着所说的“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么作为为官者，除了“忧”，就没有“乐”的时候了吗？文章在这里笔锋一转，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有”！“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也就是说：为官者，要在天下人的忧愁之先就忧愁，在天下人的快乐之后才能快乐。
　　那么何谓“官”者？关于官的原始含义，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官字既是会意字，又是形声字，“官从管，官者管也”。为官者也就是管理者的意思。现今我们把为官者称之为“领导”，也就是“带领”和“指挥”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管理与领导已经有明显的区别，那就是所谓的管理者并非都是领导者，而领导者必须是管理者。但在古代汉语中，管就有带领的意思，而理呢，正所谓“日理万机”，那更是除了领导者而外，其他人所不能为的。所以，就其本质而言，无论做官还是当领导，必须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作为领路人，你必须预先知道路途中的艰险，才能带领大家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顺利通过。不然的话，如果遇到陷阱，岂不大家要一齐掉进去，那还要你这个领路人干什么？由此看来，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不过是对为官者或领导者本质工作的要求或应该担负的行政责任，这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又何来伟大与崇高呢。这就要从“官”字的另外两个特点分析了。
　　首先，这为官者必须是通过选举、选拔和任命的，所以他不但负有行政责任，同时也掌握行政权力；其次，当官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古代为官除了武官可凭战功升迁而外，其他为官者大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才入朝为官的，如今当领导同样讲文凭的，故一般认为，为官者，乃社会精英，自然要享受比一般人高的生活待遇了，所谓“高官厚禄”，虽然说法不尽相同，但却古今一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给为官者下一个定义，那就是所谓的“官”，就是负有一定的行政责任，掌握着一定行政权力，并享受一定特殊待遇的人。以上三点，前者是根本，后两点次之，是为前者服务的。因为要履行一定的行政责任，所以才需要一定的行政权力；因为需要高于常人的能力，所以才需要优于常人的待遇。可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那本来是为官之本的“忧国忧民”情怀被慢慢淡化，甚至消失。所谓“悬梁刺股”，“十年寒窗”，为的是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入朝为官。而入朝为官的目的就是荣华富贵，锦衣玉食，过上等人的生活。当官以后呢，又一心只想保官、升官，甚至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收刮民脂民膏。于是便有了“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的黑内幕；于是便有了官官相护，买官、卖官的潜规则；于是官和民便从此分化成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阶层。那本是社会精英聚集之地的官场变成了名利场。打击官场腐败，反对权力寻租，成为人类世界的永恒课题。
　　范仲淹所处的年代，正值北宋仁宗皇帝执政时期，宋朝正处于建国后由盛及衰的转折点，上文所述的官场腐败已经是触目惊心，更严重的是朝廷受“冗官、冗员”困扰，除了贪官而外，又加上庸官、昏官和闲官，不仅造成效率低下，而且还导致财政入不敷出。而此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西夏、辽、金等部落不断强大，先后建国，并屡犯边境，北宋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而此时范仲淹大呼疾呼为官者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以毕生的奋斗实践自己的思想抱负，这不仅是对为官者本能和良知的呼唤，更是对封建腐朽政治的反抗。这不仅在当时，就是现今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己，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做官后，接连上书议论国事，针砭时弊。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加政事。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只实行了一年多便草草收场，被贬邓州，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故。与其同时的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他从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岳阳楼记》末尾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一生行为的准则。
　　一个人要做到先忧，必须有胆、有识、有志，固然不容易；而一个先忧之士当他建立了功绩、或功成名就之后还能后乐，这才是更加难能可贵。这种忧患在先、吃苦在先，先忧后乐，洁身自好，勤政爱民的品质，不正是现今我们仍然称之为“伟大”和“崇高”的“人民好公仆”精神吗？读《岳阳楼记》，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一位古典文学大师运用和驾驭文字的才气，同时更感受到一位朝廷重臣为官廉政、勤政之正气。所以，我们说一部《岳阳楼记》，那是一篇为官之风骨颂；一首勤政之正气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是文章的魂，同时也是岳阳楼的魂，说岳阳楼“楼以文存”，其经典之处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