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 苏叔阳：《中国读本》向世界乘风远航

苏叔阳：《中国读本》向世界乘风远航
狄霞晨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0年08月13日   第 07 版）

苏叔阳近影
他是一名剧作家，《丹心谱》打开了一代人的心灵；他是一名电影人，《夕照街》用契诃夫笔法写尽了小人物的艰辛；他又是一位传奇的抗癌英雄，三患癌症的他十几年来却照样笔耕不辍；他还是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中国读本》带着他对祖国的爱，向世界乘风远航。他就是苏叔阳。他说：“如果说我的人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我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心。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总是想知道明天会是怎样。很多事情未曾尝试过，我都想尝试一下。”说话间，眼神坚毅、声音宏亮的苏叔阳坐在书房的电脑桌前谈笑风生。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奖章、艺术品、照片，充满了文艺气息。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今年已经72岁，他不仅能够熟练地使用手机、电脑，还不时地对国内外一些最新的时事新闻做出精锐点评。“我有个‘三事儿主义’，是政治上不惹事，经济上没有事，多多少少为国家干点事”，苏叔阳笑着说。
最过瘾的还是写剧本
苏叔阳是一个杂家，文学和历史是他创作生命的双翼，文学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历史底蕴；历史读物中又闪耀着文学的温情和想象。他从小喜欢文学创作，十五六岁就开始写诗写剧本。考大学时，他又怀着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考上了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成为了一名充满幻想的大学生。他1956年入学，正赶上了倡导“向科学进军”学习氛围浓厚的好时机。那时的人民大学经常请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讲课，李先念、刘少奇、胡耀邦等都曾亲临讲台，很有些延安作风，哲学家艾思奇、冯友兰等大师也在校兼课。中共党史专家何干之是他们的主讲教师，大学毕业后，他曾经做何干之教授的助教，打下了扎实的历史哲学基础。他做为一名中共党史课教员，广受学生的欢迎。学生这样回忆他上课的情形：“他只是随口讲来，但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鸦雀无声。他捏着粉笔站在讲台上，仿佛在出演一幕幕的历史剧。”这样一位出色的教师为什么离开了校园呢？苏叔阳微笑着说：“当一个受欢迎的教师不难，然而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太难了。”
就在他在艰难地进行人生选择的时候，《丹心谱》的成名打开了他从事专业艺术创作之门。《丹心谱》于1978年3月上演，随即引起轰动。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正面塑造知识分子的剧作，触动了民众心理的痛点，许多人在观剧时哭得泣不成声，甚至昏厥过去。各大报纸不断报道当时演出的盛况，苏叔阳也随之成为全国最红的作家。《丹心谱》改变了苏叔阳的人生轨迹，他决心当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像人生的烛火，照亮前进的道路。他写过小说，写过诗歌，写过散文，写过剧本，什么样的文学样式都尝试过。著有长篇小说《故土》，中短篇小说集《我是一个零》等4集、话剧剧本《左邻右舍》等10部、电影剧本《春雨潇潇》、《夕照街》等15部、散文集《秋风也让人快乐》等4集、长诗《世纪之歌》、抒情诗集《勿忘我》等4部；文化历史学术读本《中国读本》、《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西藏读本》以及文艺评论集等上百种文学作品。当被问起哪种文学样式他最喜欢时，苏叔阳毫不犹豫地说：“写作中最过瘾的还是剧本，写剧本可以扮演很多角色。”他还透露了写话剧剧本的六字箴言：“人说话，说人话”。人说话，指的是角色是活的，作家要用说话来传递、表现这个角色；说人话，指的是说话要精彩。苏叔阳写过许多精彩的剧本，也参与过很多著名影视作品的改编，然而作为一名坚持原创性的作家，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为了搬上舞台改得面目全非。
苏叔阳虽然已经很久不写剧本了，然而他的心并没有离开舞台。不写剧本有多方面的原因，一般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苦衷。一是因为找题材难，他的剧本注重思想性和文学性，对题材的要求非常高。他最近看了很多北京民营剧团的戏，观众反应虽然热烈，戏剧本身的思想意义却不深，他颇感伤心。第二是因为好的剧本不一定能搬上舞台，戏剧有市场，却没有人去引导观众怎么看。剧本缺少买主，难以上演，剧作家光靠写剧本就无法维持生活。第三是因为他近来的主要精力花在田汉基金会的会务工作上，为年轻的影视作者组织影片，筹集资金。“我最近也在考虑合作一些影视作品”，苏叔阳说：“我还是想写剧本的，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写电影剧本，写一些引人思考的题材。”
写作生涯因《中国读本》而转变
1998年，苏叔阳的《中国读本》出版，这是一本15万字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一本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奖图书，不声不响创下了累计发行1200万册的佳绩，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中国读本》的创作意味着我写作生涯的转变，”苏叔阳说：“它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闷和乐趣。写作过程中我沉入激情和想象里，让自己好像进入时光隧道亲临多彩的历史，写起来才有滋有味；对历史如果缺乏激情和想象，就会把历史看成一杯白开水。”没读过《中国读本》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是一本通俗读物，其实不然。《中国读本》花费了苏叔阳的大量精力，他读了几百本书，简而精地把五千年中国文明浓缩成十几万字，几乎每写完一稿他都要大病一场。
《中国读本》的前身是《我们的母亲叫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少年儿童出版社请他为中国儿童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这本书用文学的语言，饱含着爱国激情，为中学生们介绍了中国版图、领土、思想、伦理、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出版后广受欢迎，香港也出了繁体字版。在写作过程中，他被查出得了癌症。这一消息并没有吓倒他，他的乐观与自信战胜了死神，拖着病体投入到文学创作中，病中的他竟然陆续写下了300多万字的作品，《我们的母亲叫中国》就是在病中完成修改的。
后来中宣部想要出一本给青少年介绍中国的书，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张小影特地找到了苏叔阳，请他执笔。“要不要写《中国读本》呢？我开始很犹豫”，苏叔阳回忆起当初的情景，“为此，我们全家召开家庭会议，详细地讨论了这件事。最后的意见是：这本书值得去写，而且需要去写。目标要高，期望要低。”在写作的时候他遇到过几个困难：第一，过去知道的、明确的东西下笔时发现不一定准确；第二，知识在不断变化中，新的知识不断涌现；第三，对已有知识的评价需要整理。与此同时，他再一次遭遇了癌症。困难和病魔都没有难倒他，苏叔阳奇迹般地在病历纸的反面写下了厚厚的初稿。他在书中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常常写得潸然泪下。《中国读本》德文版译者是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夫人、著名汉学家凯茜，她被苏叔阳“优美的文字和浓重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感动”，将此书译成了极为优美的德文。
为了写好《中国读本》，苏叔阳强迫自己读书、选择、思考。“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如何复述中国的历史？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如果中华文化是一条长河，那么前后、彼此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写出自己的特色？”这些都是苏叔阳思考的问题。《中国读本》的语言优美轻松，人们赞誉苏叔阳的《中国读本》开创了“读本体”的文学样式。
苏叔阳写《中国读本》之前，国内并没有借鉴之作。共和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写过《中国读本》，只有《中国地理》、《十万个为什么》、《中国通史》等分门别类的作品。国外虽然有类似的读本，但大部分都是多人编纂，并非由一人独创。《美国读本》则编选了200多篇诸如《独立宣言》、《我有一个美国梦》等许多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演讲、诗歌、歌词、政论，贯穿了美国文化和历史的多个层面。与国外的读本不同，苏叔阳的中国读本是由他个人编写，关于历史的论述部分都是他自己原创的。“我想写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苏叔阳说，“作者个人要对阐发的观点负责，千篇一律的东西没有意思，历史读物也要写出个人色彩，能引发读者去思考问题。”
“《中国读本》使我在学习上有了独特的收获。”苏叔阳说。他在历史的概述上花费的工夫最多。每一句话的复述都要进行反复的推敲，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要经过重新思考。禅让制是不是美好的制度？为什么后人对孔子顶礼膜拜？在历史长河中他开始重新看待各种历史事件和人物。他描写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带着崇敬之心。例如，在对秦始皇的功过评价上，他认为秦始皇虽然有过焚书坑儒的恶举，却统一了六国，统一了度量衡和文字，对形成国家民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近期的央视《走遍中国》栏目以及许多考古发现都印证了苏叔阳在《中国读本》中的观点，为此他感到欣慰与满足。
直挂云帆济沧海
《中国读本》是中国图书“走出去”影响最大的书。英、德、俄、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中文繁体等十几种文字图书面世，而且已与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版权代理公司或出版商达成版权输出意向。2005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德国贝塔斯曼总裁亲自与苏叔阳签约，买走了该书外文的经营权，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久前，苏叔阳获得由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代表联合国颁发的“联合国艺术特别贡献奖”，他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作家。
走向海外的《中国读本》是第二稿。“写第二稿的时候风格更为自由，欢乐多于痛苦。”苏叔阳说。《中国读本》要面向海外，就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有一个说话的由头。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起？第一版的《中国读本》是从屈原开始讲起的，屈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伟人，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们确定了群体性格和最高道德标准。他追慕崇高，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有人说，你怎么把爱国主义写得那么凄惨？苏叔阳回答道：“爱国主义高涨之时常常是国家遇到困难和为难之时。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不正是爱国主义高涨的表现吗？”《中国读本》第二版由于要面向国外读者，因此他从马可·波罗讲起，马可·波罗在西方人的心中营造了美好的东方梦想。还有一个由头是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开始说起的，雅斯贝斯认为，公元前800-200年，人类文明进入了轴心时代。雅斯贝斯认为孔子、佛祖、默罕默德、耶稣对人类思想史的影响将延续至地球毁灭。这样一来，把孔子和诸子百家放到这样一个轴心时代的系统中去，就有了与世界对话的底气。第二，中华文明的结构是科学而严谨的。老子研究天人关系，孔子研究人际关系，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一个宏大的中国思想体系。苏叔阳说：“我们对先贤应该有一种敬畏之心，不能随意篡改他们的言论。中华民族太了不起了，在写作过程中，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第三，中外的历史一定有很多契合点。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有相同的规律。公元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各种宗教文化在七世纪达到顶峰。用这种视角来看中国历史更为开朗，也更有趣味。
苏叔阳将儒家的人文关怀、历史的求真精神、文学的温情想象注入了《中国读本》，为这本漂洋过海的红色读本燃烧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情怀。作为一个永远挂念着“多多少少为国家做点事”的艺术家，他丝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江郎才尽”，只是默默地书写着伟大民族的心灵历程，感动着国人也感动着世界。就这样如烛火般坚定地燃烧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