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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衰落的标帜[上]（转载）

词学衰落的标帜
　　 ——评《词学》所载“近代词人年谱”
　　
　　 乔维谷 《上海书评》2009年6月7日
　　
　　　　自2003年施蛰存下世，由马兴荣接手主编以来，《词学》的质量便急遽下降，其故何在，因素自多。但从马氏的著述来看，力孱任重，举鼎绝髌，恐亦难辞其咎。
　　
　　《词学》（第十四辑-第二十辑）
　　
　　　　马兴荣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2008年出版
　　
　　　　
　　
　　 最近，友人要我抽空读一读《词学》连续登载的该刊主编华东师大马兴荣教授所撰朱孝臧、况周颐、王鹏运、夏孙桐、沈祖棻等词人的年谱（以下各以姓氏冠“谱”字简称），并说这是“词学衰落的标帜”。我本以为马氏是继施蛰存而起的又一代词学名家，老马识途，必有可观，所以初闻有“嘻，其甚矣”之感。待读后却觉得其言并不过分，谱中“马失前蹄”、覆车折轴之处往往而有。今谨就浏览所及，略陈其失如下。
　　　
　　
　　　　一、体例之失
　　
　　　　依年谱惯例，与谱主有关人物，若其生卒年可考则记之，无关者则无须赘入。而马氏诸谱却不遵此例。如赵尊岳系况周颐门生，况谱偏不见其生年；与夏孙桐未见往来，夏谱反记上一笔。夏承焘、唐圭璋之生记于王、夏、况三谱，而朱孝臧与二人更为密切，其谱却偏偏不载。
　　
　　　　谱中纪年有极不规范者：如沈谱中竟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年”字样！我们知道，“光绪二十年”，是指光绪帝即位后的第二十年；“中华民国十二年”是指民国建立后的第十二年。若依例而推，那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千九百五十个年头了！尽管读者不致如此误解，但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宣布废止年号，改用公元纪年，年份自不当这样表述。
　　
　　　　年谱行文，除谱主外，所及人物，用史家口气称名即可，而马氏不明史法，谱中多名、号混用，甚至以谱主等人所用敬语称之。如沈谱1938年叙云：“以入川后所作临江仙八首呈汪东师。”称之为“师”，这分明已将自己化身为沈祖棻了！又1941年叙云：“与刘丈弘度及钱歌川先生为邻。”尊之为“丈”、敬之曰“先生”，这分明又沿袭了程千帆对二人的称呼。若说意在示敬，何以叙及程先生时，却直呼其名而无敬词，难道对钱歌川的尊重竟超过了程千帆吗？
　　　　
　　
　　　　二、系年之失
　　
　　　　年谱所记月日，不宜中西历混用。朱谱1914年云：“四月二十二日，况周颐来访。”根据是况氏《二云词》紫玉箫序：“甲寅四月二十二日晤沤尹苏州。”农历日期竟不加换算，径系于公历年份之下！不过，马氏有时倒也不忘换算，但结果却更糟。朱谱1913年云：“一月八日，苏轼生日集巢隐斋。”所据为朱氏“癸丑坡公生日集巢隐斋用集中韵”诗。按东坡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马氏推算出是西历1037年1月8日，好，这次聚会定是此日无疑。日期既定，年份岂不容易，癸丑不就是1913年吗？于是，年月日便一应俱全、精确无比了。殊不知尽管民国成立改用公历，但民间仍习用旧历（时至今日，老辈中犹有不少过阴历生日的），更别提死奉亡清正朔的遗老了。也许马氏与时俱进，是个例外吧。然而马自趋新，人仍守旧，两相凿枘，欲求系年不误不可得矣！癸丑自是干支纪年，不可能非驴非马系以公历年月。是年东坡生日是1914年1月14日，而绝非1913年1月8日！
　　　
　　
　　　　三、识字之失
　　
　　　　韩昌黎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而诸谱每起人编者识字无多之疑。如朱谱1907年“閑事簉弄”，当是“閒事篴弄”。不识“篴”即“笛”字而误作“簉”，倒也罢了，竟将“閒”读作“閑（闲）”，不知“閒”字虽与“間（间）”、“閑（闲）”皆通，而毕竟所通何字，还视语境而定。如此处则宜读为“间”，“间事”就是“偶事”。此字谱中所定多误，不具举。尤令人骇笑者，每引冯幵，必写作“馮開”（二十辑251、252、266页），“幵”字并无繁简二体，定是误其名为“开”，转为繁体所致；王鹏运《袖墨词》，竟写作“衷墨”（二十辑271页），自是不识“袖”之异体“褏”之故。还有，“何佀三郎摧羯鼓”，不识“佀”即“似”的异体，竟写作“侣”字（十六辑284页）；不识“订譌”之“譌”为“讹”之异体，竟讹成了“订伪”（二十辑255页）。其他简体改繁，闹的笑话更多，“於（于）归”，“葉（叶）韵”等触目皆是，邢邵复生，想必大堪“思适”。
　　　
　　
　　　　四、句读之失
　　
　　　　以上错误也许还可以归罪手民，但句子读破点破恐怕就难诿过他人了。谱中该点而不点的，如朱谱：“予强作解事于翁之闳指高韵无能举似万一。”（十四辑371页）不知当点为：“予强作解事，于翁之闳指高韵，无能举似万一。”不该点而乱点的，如朱谱：“杲明何人？甚愿知其姓名，学行也。”（十五辑238页）竟不知“姓名学行”应当并列。又如王谱：“其相期许者不过数十篇诗、古文、词，附昭代文人之列。”（十六辑280页）不知“古文词”即“古文辞”，并非“古文”与“词”。同谱：“来谕谓为国体计，为桑梓计，具服公忠伟抱，度越时贤，倾听下风为之一。王周生霖阁部奉命临边，运欲从游，一以快壮游，一以习边事。”（同上）这里引的是王鹏运的书信。此句当点作：“……倾听下风，为之一王。周生霖阁部奉命临边，……”马氏习惯于“之一”、“之二”地作算博士，不懂“一王”就是“精神一旺”，周生霖是王氏的同乡，又擅自将那位姓周的改姓为王了。况谱：“耆卿塞孤词乐章，旧刻误连为一段。”（二十辑260页）不知“乐章”指柳永《乐章集》而误以属上，当作：“耆卿塞孤词，《乐章》旧刻，误连为一段。”同谱：“略举余词似某名士老于苏州者，某益大，呵之其言寖不可闻。未几，而半塘遽离。两广会馆之戚言：反常则亦为妖，半塘之言，非吾半塘之常也。某名士无恙，至今则道其常之故也。”（274页）读了令人莫名其妙。其实该点作：“略举余词似某名士老于苏州者，某益大呵之，其言寖不可闻。未几而半塘遽离两广会馆之戚。言反常则亦为妖，半塘之言，非吾半塘之常也。某名士无恙至今，则道其常之故也。”况氏在此发泄了对他人批评的不满。“某名士”即大鹤山人郑文焯；“似”，与也，给也；“离两广会馆之戚”之“离”，同“罹”，就是“遭受”，指王鹏运卒于两广会馆之事。以上无疑都是不通文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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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6-10 23:36  只看该作者

词学衰落的标帜[下]（转载）

　　　　五、考证之失
　　
　　　　朱谱1916年云：“王闿运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按王氏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卒于1916年（见王代功《湘绮府君年谱》），据传统算法，享年八十五岁，如何马氏“生死簿”竟削其十二年阳寿？又云，是年“一月，王国维自日本回上海，时相过从”，依据为王国维《彊村校词图序》：“丙辰春，国维自海外归，遇先生于上海，同时流寓之贤士大夫颇得相从捧手焉。”但据《王国维年谱长编》1916年下所引王氏《丙辰日记》，王“1915年冬应上海英人哈同之函约，往就一学术杂志编辑之职，遂于次年2月4日（正月初二）离京都，于8日抵沪”。那么，王氏到上海是在二月而非一月。至于与朱孝臧相过从，王序也只说“丙辰春”，并未具体到月，贸然定为“一月”，毫无依据。又云，是年“冬，何维朴为画《彊村校词图》。先后题图者有沈曾植、王国维……劳乃宣等人”。考沈曾植撰《彊村校词图序》，在“丙辰秋九月”（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王国维撰《彊村校词图序》，亦在是年秋（见袁英光等《王国维年谱长编》）；又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下《彊村校词图为沤尹题》二绝，亦编于丙辰中秋前。如画未成即为之作序题诗，想诸公必不致痴人说梦如是。
　　
　　　　又朱谱1924年云：“秋，游西湖，过苍虬湖舍。”马氏加按曰：“陈仁先苍虬湖舍在西湖小南湖，号陈庄。与蒋国榜小万柳堂，吴芝英廉泉接近。”考朱氏此年确在杭州，但按语系抄自白敦仁《彊村语业笺注》309页的小注，只补了“陈仁先”三字。小万柳堂本来是廉泉、吴芝瑛夫妇的别业，后来才归了蒋国榜。陈三立《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下《蒋庄楼居》自注：“此本名廉庄，为廉泉、吴芝瑛夫妇所居，今归蒋国榜。”足以为证。顺便一提，吴芝瑛，人称万柳夫人，桐城古文大师吴汝纶的侄女，又是秋瑾好友。擅诗文，工书法，名媛也。而白氏懵懂，不但误“瑛”为“英”，而且误人为地，马氏抄书，亦竟以讹传讹。古人说“著书不如抄书”，现在看来，抄书亦岂易事哉！
　　
　　　　必须再提一笔的是，1921年，在距“陈庄”不远的西溪，周庆云曾发起修建“两浙词人祠”，祀唐五代以来词人之原籍在两浙或曾宦游其地者。祭典公推由朱孝臧主持。人称“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与会有陈三立、袁思亮、余肇康、王乃徵、吴士鉴诸公。见《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这样的词人盛会，马氏竟网漏吞舟，只字未提，其谱之粗疏陋略，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诸谱的自相矛盾也是匪夷所思的，王谱记陈洵生于1870年，而夏谱却说生于1871年，一人居然能出生两次。而陈洵与朱孝臧关系密切，朱谱却不载其生年。又如端木埰，朱谱云卒于1887年，“享年七十二”；而王谱却记次年仲秋十一日，端木等还在王鹏运四印斋“把酒论文，竟夕欢聚”呢。原来在王谱中他死于1890年。若说马氏善于改过，当以王谱为是，谁知在继编的况谱中，却又说端木卒于1892年，“享年七十六”了。如此“死去活来”，未免令人啼笑皆非。
　　
　　　　又如词学名家夏敬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言其光绪元年（1875）生于长沙，甲午（1894）举人。1953年卒，年七十九。但诸谱中的王、朱二谱却一概将夏“中举”的1894年定为他的生年。不知何故，十九辑夏谱中的生年倒是对的，而在二十辑的况谱中，却又把1894年的举人老爷变成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了！
　　
　　　　再如强学会的成立，王、夏、况三谱都说是在1895年，而朱谱却说是1896年。徐乃昌的《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的刊行，一会儿说是1895年（况谱），一会又说是1896年（朱谱）。今考此书凡十集，各集均有张謇光绪二十四年（1898）题签；卷首三序，王鹏运的一篇作于甲辰（1904年），金武祥、况周颐的两篇均作于乙巳（1905），哪有书名未题、书序未写，而书已刊行之理！看来只能怪编者盲信工具书而不加目验了。查《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此书曰：“清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895-1896）南陵徐氏刊本。”《综录》此说是根据《闺秀词》卷首的牌记改写而成，即“南陵徐乃昌校梓，始于乙未，讫于丙申”，把徐氏的发稿付梓当成了正式的出版日期。《综录》一误，马氏依样葫芦，遂踵而再误矣。
　　　　
　　
　　　　也许有人说，马氏编年谱不在行，也许整理词籍别有一功吧？这里不妨对由他校注的《山谷词》抽查一番：该书《定风波•次左藏韵》“自断此生休问天”，注引王维《偶然作》“未尝肯问天”；《鹧鸪天》“且看欲尽花经眼”，注引山谷《次元明韵奉寄子由》“春风春雨花经眼”。不知二词用的均是杜诗成句，前者出其七古《曲江三章章五句》，后者袭自七律《曲江二首》。《玉楼春》“黄金捍拨春风手”，注引张籍《宫词》“黄金捍拨紫檀槽”，也不知是用王安石《明妃曲》成句。《醉落魄》“摩挲经笥须知足”，注：“经笥，装经书的箱子。”不知实暗用《后汉书•边韶传》“腹便便，五经笥”典，“摩挲经笥”，即“扪腹”。如此胡乱出注，好像这些名句从未经眼，作为词学专家，实在令人惊诧莫名。
　　
　　　　前辈词学家无不能词，如今世易时迁，不能倚声也未始不可以词学家自命，当然物论还是以能创能研者为高。向闻马氏不能作词，但似乎辟谣似的，《词学》二十辑赫然刊其《庆春泽•游大理》一首。方惊喜间，取与词谱相核，不禁嗒焉若丧。其词上半阕云：“南诏古都，大理首府，风花雪月四佳。天生桥横，昂然鼎立三塔。巍峨苍山翠屏列，清澈洱海金梭斜。齐争先，共领风骚，傲视天下。”开口便错，首句第三字当平而仄；次句当为“平平仄仄”，而竟一仄到底；以下则无句不错，而且平声麻韵中居然还混入了入声“塔”和去声“下”。下半阕更是佶屈聱牙，不想引了。不遵律令似此词者亦是平生仅见。如此涂鸦，换成旧日蒙童，手心要被先生打烂矣！
　　
　　　　二十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各有一个词学“核心”刊物问世，那便是《词学季刊》和《词学》。《词学季刊》由龙榆生主编，作者多为词学名家，所载文章确能代表当年词学的最高水平；《词学》则由施蛰存主编，在二十世纪后期，也是公认的词学一方阵地，尽管在阵容和影响上，已不能与《季刊》挈长比短，但“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可是，自2003年施氏下世，由马兴荣接手主编以来，这个刊物的质量便急遽下降，其故何在，因素自多。但从马氏的著述来看，力孱任重，举鼎绝髌，恐亦难辞其咎。友人“标帜”云云，正反映了学界对当今词学衰落的殷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