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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的三个阶段

摘自《古典诗歌教程》（罗晓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11）

   任何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因此，要深入鉴赏古典诗歌作品，就要重视文学史的了解和把握。中国古典诗歌漫长的历史发展，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阶段，下面分别简要说明。本书所选的诗篇，也是根据这三个阶段进行编排的。

§0．1 从《诗经》时代到东汉末年
    《诗经》正式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一般认为，《诗经》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屈原开创了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诗经》是比较质实的，有明显的民歌特点；屈原的作品较为华丽，而且结构开始变得宏大，在文学形式上已经表现出更大的格局。
    汉赋与楚辞有明显的渊源。汉赋表现出运用语言的自觉意识，但它只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代表汉代诗歌的应是来自民间的乐府诗。汉代乐府诗比较粗朴，多杂言但以五言为主，奠定了五言诗的体裁，成为后世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另一种是七言诗）。
    从《诗经》时代到东汉末年，可以大致看为中国诗史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诗歌主要是以自发的民间文学的面目出现，诗歌的语言形式处于多样的尝试和不断的变迁之中，还没有形成高度定型的诗歌创作模式。这个阶段的诗与音乐的关系相当密切，诗歌作为独立于音乐的文学文本的创作，在末期的《古诗十九首》后才开始大量出现。

§0．2 魏晋南北朝时代
    儒学在汉代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的伦理意味着一种纪律。但东汉后期社会开始混乱，纲纪开始紊乱，王充以来，学术上逐渐出现批判经学的风潮，个人意识开始觉醒，魏晋时代文人开始了自觉的诗歌创作。建安诗歌标志着中国诗歌的个人精神的建立。这种精神使诗人的个人面目不再像《诗经》和汉乐府那样模糊，诗人从民歌的群体合唱人群中站出来大声独唱；诗歌也不再像那样《诗经》和汉乐府那样与伦理和政治密切相关，它也蜕化了屈原诗歌中那种神话的色彩而更直接地面对人的现实生活，强烈地表现为对生命个体命运的关注和个人情怀的抒发。建安诗歌就是显明的证据。
    儒家经学的没落伴随着道家思想和玄学思潮的兴起，这股潮流融会了开始在中国流传的佛家思想，于是出现了“玄言诗”。在魏晋的时代动荡中，由于对人世的失望与哀伤，部分诗人把目光投向了自然和田野，出现了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和陶渊明的“田园诗”。诗歌表现的题材逐渐扩大。六朝诗人对语言形式的研究，促进了诗歌音韵格律的发展，直接为后来的唐诗提供了丰富的诗歌语言经验。这可以看成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阶段，它为接下来的诗歌高潮做了必要的准备。
    魏晋南北朝，中国诗歌已经迈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文学逐步与学术分离，政教功利色彩日益淡化，审美意识逐渐增强。在内容方面，无论是表现玄理还是表达感情，都是为了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在形式方面，辞采声律之美的追求，表现技巧的创新，都显示出惊人的进展。丰富多样的探索已为诗歌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唐人迎来了一个诗的辉煌时代。

§0．3 唐宋时代
    唐代诗人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建安诗人奠定的诗歌精神，一方面继承了南北朝诗人的诗歌语言经验，又在唐代较为开放和高昂的时代氛围的感召下，在以诗取士的制度的催动下，诗歌创作成为风潮。前代的艺术经验促进了创作水平的提高；诗歌创作的巨大的量，也保证了若干作品较高的质。唐代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潮。
    在唐诗的高峰下，宋代诗歌被迫走上了一条新路，它较少唐诗的情韵，具有更多的理趣。宋诗的理趣较之唐诗的情韵，显示人的理性思辨有了新的成长。宋代的长短句（词）特别盛行，它意味着作为纯文本的“诗”，向作为与音乐结合的“歌”的回归。同时，宋诗中理性的增长迫使人们寻找情感发抒的新途，于是词——从晚唐开始迅猛发展的新的诗体——获得巨大的成长机遇。词是一种风格较为柔软的诗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它的题材和风格较为单一。李煜、苏轼和辛弃疾分别为词体的革新和表现内容的扩大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他们的努力，让本来气格卑下的“词”部分地获得了类同于“诗”的庄严的审美风格，使后起的词具有了与传统的诗平行的地位，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诗与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三阶段，即古典诗歌的高潮，它们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
    宋代以后，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没落，中国文学迈入了戏曲和小说的时代。诗歌创作者仍然不少，但再也无法取得超过唐诗宋词的成就。元曲具有诗歌的特点，但它的主要价值体现为对戏曲的戏剧目的的服从。以诗的标准看，元曲较为活泼者往往不免俚俗，较为雅致者则鲜能另辟天地，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诗词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