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龙：是“巨大的新加坡”，还是...-主编直评

巨龙：是“巨大的新加坡”，还是“吃了兴奋剂的日本”？
07月22日 16:51 作者：袁卫东
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在中国，“国家都将是相当长期地保持它的最大权力。权力正逐渐转移到行政区、地方，最后到市场和私人领域。但这个进程是缓慢而渐进的。政治体制将在一些关键的方面实现现代化，但总的来说，它仍将是一个精英的集权体制······”
--------题记
巨龙：是“巨大的新加坡”，还是“吃了兴奋剂的日本”？
现在看起来丹尼尔·伯斯坦和阿恩·德凯基泽――这两只对于中国温和谨慎的“牛”（关于中国未来的美国“熊派”和“牛派”）还是有些过于乐观：他们所结识的通达干练的中国银行家王雪冰，在与他们优雅地讨论“中国现代哲学的精华是什么”之后，已经永远地消失在中国式的政经问题中了；在深刻剖析所有制问题之后，民营房地产老板冯伦，最终还是与国有地产巨头结婚，而“国有企业”，这个曾经在90年代让执政者头痛不已的“东西”，穿越所谓的“体制迷宫”后，实际已摇身变成了这个市场上的巨兽，这让他们为中国度身定做的“儒家社会市场”显得不知所措；而他们所设想的中国人在废墟上的价值观寻找，现在流行的却是于丹式的孔子热和各地烟雾缭绕的祖先祭祀。
当然，这并不能怪这两位热忱的美国作家。他们对中国的洞见并不在这里。
自从在1995年8月北京一个闷热的夜晚，他们与当时《战略与管理》杂志的编辑们一起就餐，探讨中国的未来时，就已经面对了这样的惊奇。那些被他们称之为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的骨干分子，面对这两个不断热切追问中国问题的美国人，毫不犹豫地宣布了他们尖锐的战略趋势洞察：那就是美国将成为中国的敌人。伯斯坦和德凯基泽震惊而沮丧，而在太平洋的另一侧“中国威胁论”，也正强硬兴起。彼时，各派都登场了，熊派，牛派，鹰派，接触派，于十年之间争吵于这个全球最顶级的战略问题之中。于是，这两只温和的“牛”决定把自己的中国思考写给“祖国的人民”。
这不免让人惊讶。在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大陆”之时，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军事实力，所有这些被普遍认为强大的力量，在20世纪后半叶似乎已经达到了它们的顶点，现在要从舞台上退出，让位于21世纪的逻辑：保护消费者主义、市场、技术和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但这基本上是福山式“历史终结”，或托马斯·弗里德曼式“世界是平的”的“天下大同”的逻辑。
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你吃下什么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什么。换句话说，吃巨无霸并没有使中国变为“麦当劳中国”。
他们俩首先就让美国人丢掉幻想，中国不可能会按照标准的模式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甚至连最常规教科书式的理论，经济发展导致民主政治，也不能照搬。但明白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他们预测到“几十年之后，我们将发现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全球超级大国。” 而这“几十年”甚至可以确定到2024年，中国的龙年，“巨龙”出世了。这样看来时间已经相当逼近了，两位作者进一步写道：“它们的实力将有不同的来源，而它们也将以不同的方式使人感到它们施加的影响，它们将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长处和不同的弱点。”是啊，巨龙何巨呢？
问题已经相当清楚了，面对一个中国将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的未来历史坐标，“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一定就是首要的战略问题。我相当激赏美国人对此孜孜不倦的探求。这种热切的态度和能力也是他们能获得全球领袖地位的某种来源。
伯斯坦和德凯基泽在1998年就以此为基础讨论未来中国的《巨龙》，并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引起多大关注。实际上对比新世纪以来那些关于“中国崛起”的那些充满大喊大叫的宣言书，《巨龙》足够冷静而前瞻，始终以坐标式的提问和观察来追踪未来中国，这让它抵达了历史和未来的深处。
尽管人们总是犯了未来学最大的错误，从当前的潮流推断遥远的未来。但如果不是一厢情愿地堆砌，而是探求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本质。情况就完全不同。关于众所周知的未来中国的“实力来源”――世界工厂，托夫勒博士就做的比他在《财富革命》中更好，他当时曾经担心，第二次浪潮向后的力量正在毁坏中国的第三次浪潮潜力。他说，今天试图建立新的、巨大的、大规模的第二次浪潮经济是导致灾难的方法――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以及各个方面的灾难。但在北京，领导层把赌注重重押在建立那样的经济上。现在，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灾难”，而且就在这个“灾难”的后果中“疼痛”。
那么，当你面对书中这样的判断――“90年代的中国还不完全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来临的时期，而是地方和省政府将自己商业化的时期”，你就明白这就同样属于那些本质的洞见了。
“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两位美国作者试图为中国提供两个形象化的参照物：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加坡，或者是“服了兴奋剂”的日本。对于前者，实际上中国执政者对于新加坡模式的青睐，已经毫不掩饰。那个所谓盛行亚洲价值观的“发达国家”，特别符合强调威权的政治精英的胃口。而日本的含义则复杂得多。一方面日本是迄今为止唯一在全球经济权力上挑战过美国的国家，其达到的高度似乎是非西方国家能够达到的最高高度了。但另一方面，“战败”的日本在这个过程中也民主化了，其国家体制已经相当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这是它宣称与西方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尽管自民党式的政党政治统治了相当长的时期。而这往往是中国人有意忽略的一层。而“服了兴奋剂”日本的类比，实际上就是更加“经济动物”或“经济巨人”的类比。
但如果不是“自由资本主义”，那么是什么呢？他们俩的答案是市场社会主义，或国家社团主义，并且宣称已经看到“儒家社会市场”的雏形。他们使用“儒家”一词，意思是说，中国将从其他亚洲政府汲取许多东西，这些政府······同时关心某些基本的政治问题，并陶冶国民的道德和形成规章制度。而进一步说，经过恰当的解释，儒家思想不仅能够为寻求增长和利润的经济奠定基础，而且能创造一种可能性，使专制的政治掺进仁慈的经济学，使强硬的领导人和非正式的统治集团为公共道德和公共行为立下可以接受的标准，同时又没有太多的监督。现实和历史似乎正在这样书写。
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在中国，“国家都将是相当长期地保持它的最大权力。权力正逐渐转移到行政区、地方，最后到市场和私人领域。但这个进程是缓慢而渐进的。政治体制将在一些关键的方面实现现代化，但总的来说，它仍将是一个精英的集权体制······”
巨大的社会历史的钟摆，正在这块大陆上摆动。几乎十年前，两个担心“美国成为中国开放、发展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首要伙伴的机遇正在受到侵蚀”的美国人，写下了这些关于未来中国的判断。我很少看到这样明智的分析和观念，也很少看到这样亲临现场的调查和接触。那么十年之后，他们的观察还有没有意义？
可以确信，他们触及到未来中国命运和前途最坚硬的部分，最不可莫测的部分，已经靠近了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动力模型。
历史没有终结，关于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达尔文主义的争斗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