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柏杨文章——萨苏评柏杨《锋锐入锥》 | 佳人

  萨苏在这篇纪念文章中评论柏杨为“锋锐入锥”，还真刺痛了不少人的民族主义神经，楞要诽谤说（大多是骂）柏杨是洋奴，鹦鹉学舌，毫无见地，不深刻， 还要按照惯例搬出老祖宗几千年的灿烂历史来当佐证。可问题是，现在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又给世界带来了多少贡献呢？就像一位读者所说，“现在中国人用的东西，学的东西，99%是西方人发明、发现的，中国人近代史，对于世界的贡献,几乎交了白卷!”柏杨正是抱着一颗拳拳爱国心才诉诸笔端，敢言敢骂，从文化入手对中国文化进行解剖，这种真诚的批判和自省精神正是我们所严重匮乏的，按照鲁迅的说法，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吸取西方好的东西和洋奴是两码子事，恐怕很多人神经过敏还没反应过来。哦，还有人说，柏杨所指出的所谓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中国人所独有，对此我也部分承认，但柏杨所论的乃是整体来说，并没有否认西方人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退一步讲，就算部分西方人也有类似的缺点，我们就可以百步笑五十步了吗？缺点始终是自己的缺点，弊病永远是自己的弊病，跟别人何干？

柏杨这个人啊，要说起来半生的事业可真是没脸见人的。

柏杨早年，做的是政工工作。这门工作本来就很容易让人觉得象六指儿或者智齿的角色，而不幸的是柏杨偏偏还是给老蒋干政工。从大学毕业开始，柏杨一直是给国民党政训系统干活儿，办报纸，搞宣传，忙得不亦乐乎 – 一直忙到从大陆跑到台湾，还在忙反.共救国团，不过可供他忙活的地盘，却是越来越小。

国民党里头，政工这个系统，可说是最窝囊的了。国民党败给共产党，很多人说“非战之罪”，既然不是打仗的罪过，责任是谁的呢？自然是政治，而政工政训系统自然首当其冲。柏扬他们这个系统的领袖邓文仪，对着孙殿英大谈三民主义，差点儿把盗墓出身的孙老趟将噎死。这帮人的水平，大体如此。都是搞政治的，在红色政治工作的面前，白色政治工作溃不成军，其中只能列在“小爬虫”级别的柏杨自然也无甚光彩。

在胜者一方的姚文元这类御用文人都无法得到尊敬，何况是败绩一方？从大陆“政”到台湾，到1960年终于脱离开这个干了半辈子，不过一直在亏本的买卖，柏扬的人生价值只能说是负数。学而优则仕，先生学得一般，仕更没有走通。

照片上1960年的柏杨，白皙而文气，这个四十岁的河南汉子，真的不惑了吗？从他一生习惯眯缝着的眼睛里，我们看不出来。

然而有句话叫做“人生从四十岁开始”，那仿佛就是给柏杨定做的。

四十岁以后的柏杨，竟是越活越有滋味，越活越明白的样子。

《中国人史纲》，《柏杨版白话资治通鉴》，都出自四十岁以后的柏杨。这两本书，写的真是足够精彩，足可以给柏杨在历史文化领域奠定一个位置，也说明他的确是有才华的人。大学毕业的柏杨留下一张头顶学士帽的照片，目光中满是犀利。这个中原小才子的成就都在晚年，或许和人生最初走错了路分不开。

然而，柏杨最灿烂的，却是另一本书，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那本《丑陋的中国人》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正是十六七岁，血气方刚的时候，却被这位柏杨先生骂得汗流浃背。很郁闷，又无从反驳。因为先生所写的，处处件件都戳心戳肺，张目看街上，低头看自己，无一不是先生笔下。你想辩驳，偏偏觉得柏杨先生说的总比你有道理，就是辩赢了他，心中也还是输。

也巧，那个时代正是我们打开国门的时代，忽然发现那些红眉毛绿眼睛的生番竟然比我们一直引以为荣的祖国超出那样大一截，不但工资比我们高十倍二十倍不新鲜，而且走路膝盖会弯，过马路不闯红灯，好似比我们还文明。震惊之下，柏杨先生的话，我们多少听了进去。

《丑陋的中国人》属于杂文，柏杨先生自己说杂文比鲁迅写得好，虽然他亦谦逊地说自己是站在人家肩膀上。其实柏杨先生的历史文章，一样带着这种杂文的尖锐。

从这里，也可以大致明白柏杨先生为何半生不得志。这人哪里是搞文宣的材料，这人是骂死人不偿命的主儿啊。当然，他早年的工作也不限于歌/功/颂德，也可以去骂共产党，不过共产党讲究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怕骂。而且农村包围城市，队伍中不乏农家出身的二杆子。对他们来说，柏杨先生的“毒舌”毫无作用 – 去过中国农村的朋友大概明白，若遇到农村的村妇较量骂街的本领，柏杨先生大约只有上吊。成绩不佳是自然的。

欣赏柏杨先生的才气，然而有些不喜欢他的锋锐，毕竟伤人比较厉害。

然而我大学的同学，教育系的天才高晓东先生如是评价 – 柏杨可以骂人，他有这个资格。

当时不知道柏杨先生的来历，觉得这个评价有些突兀。

等知道先生坐了九年的牢，还是国民党的牢，只有叹息一声 – 柏杨先生确实有资格骂人的。

国民党的牢，当时可不是好坐的。李骜被刑讯过，用刑的用几根圆珠笔夹在他的手指间，逐渐压紧。还要告诉他 – 李先生，如果你疼请不要恨我，是这圆珠笔让你疼，你应该恨圆珠笔。李骜反驳道 – 不，我还是恨自己的手指吧，是我的手指让我疼。

柏杨几次自杀未遂。

因为邻居对我不友好，所以我不得不利己主义。基督山伯爵如是回答维尔福法官先生。

李骜原来是国军军官，柏杨原来是国民党的政工干部，都是为国民党卖过命的。

因为世界待我刻薄，所以我也待世界刻薄，柏杨说这话的时候也可以昂着头的。

而柏杨除了刻薄，更多的是深刻。

尖锐的文风，杀伤力大，感染力强，也能够让自己的表达更加大声，因此对写文字的人极有吸引力。经常有朋友抓到历史的某个破绽而为自己的敏锐激动不已，以为自己也可以当柏杨了。不过，攻击性的文字好写，能达到柏杨水平的，却难见到。批评者，有时候比被批评的还要无知。稚嫩的敏锐，不过是“芳心窃喜”的颤动，离结婚生孩子还早着呢。

写这样的文字，需要鹰一样锐利的眼睛，穿透事实，去剥离出令人信服的东西来。仅仅看到问题，未必能让人信服，不过是小聪明，就象1966年柏杨画漫画讽刺大小蒋被捕，依然属于这类小聪明。这种小聪明象方鸿渐，其本质不过如赵辛楣所说的 – “你这人倒不坏，可是全无用处。”抓起来，顶多惨叫两声不民主，却是未必有人在意的。那张画，也早被人忘记。而二十年后的《丑陋的中国人》虽然也尖锐，论点却变得极有说服力，欲驳不能，只有叹息。作为被骂的对象，排队到书店去买柏杨先生的书，这就是因为他的深刻。

九年的监牢，换来了柏杨彻骨的桀骜不驯，更有可以刺穿历史的深邃。

李骜也有同样的时刻吧，当他看到一江山游回来的袍泽在滩头被自己人用乱枪打进忠烈祠。

一个是善才，一个是龙女。

锋锐是七伤拳，欲伤人，先伤己。柏杨是经过大苦难的人，他的锋锐如百练宝刀，而没有这番经历去模仿，不免象人家堂屋里挂的批发龙泉剑，只得其型而已。

是资格促成了深刻，还是深刻依托资格而存在？这两者总是相辅相成的，每次我想把它们分开，都有棒打鸳鸯的感受。

柏杨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坐了九年牢，没有把他坐成一个华盛顿或摩西，也没有把他坐成崔八娃或范长江，依然是一根锥子一样的一个人，除了文字一无所有，只是越发的成熟。

大陆引进柏杨，我想最初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坐国民党的牢，看他的书，或许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反动统治”的腐朽。却不料中国人的脑筋基本是相通的，柏杨先生在海峡那边让人汗流浃背，拿过来，同样让这边的人汗流浃背。

奇怪的是，柏杨先生虽然擅长的是攻击和摧毁，提到他的名字，我却总有一种建设性的感觉。而他甚至从来没有给出一个摧毁后怎样建设的意见。从尖锐而言，柏杨在台湾的文化界是刻薄的，但并不是最刻薄的。汪笨湖也刻薄，周玉蔻更甚，然而，柏杨的刻薄，却和他们不同，我想是可以传下去的。也许我们的下一代，还是要看《丑陋的中国人》。

常想柏杨先生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呢？

或许就在这“没有答案”四个字上。

看了柏杨的书，才发现，所谓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是祖宗的荣耀，却要我们汗颜。所谓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也未必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 – 十来亿人对掐起来，用这地大物博的产物互相打来打去，确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观。怎么办？

没有答案。柏杨是聪明的，但聪明的他坐了九年牢以后说，没有答案。看了《丑陋的中国人》，汗流浃背之后，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灵丹妙药的，假如谁能给出答案，那这件事就很中国了。柏杨不，他真的很不中国，没有作摩西的欲望。

没有答案，可是我们不能停步，世界不允许我们停步。

于是我们只好说，对着天空呐喊是没有用的，中国没有捷径可走，我们一步一步来吧。

那么，就只有踏踏实实地走吧。

毛虫丑陋，要化作蝴蝶。

抬头看，顶上已经没有了光环。中国人不是天之骄子。

当我们都不再认为自己头上有光环，只有用力去做，来换每一点进步的时候，中国的信心，就开始了废墟上的重建。

这可能不是柏杨先生写作时所想到的，而是藏在他的心底。

柏杨先生曾给张香华女士写过这样的诗，说道：“险已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晓色里”

这是出狱以后的作品。这样充满期待的诗句，是柏杨先生的为人。他不是充满仇恨和绝望的人，他的笔虽然犀利，他的心中，存的却是一份希望。

十几年前，从不敢想象中国会发展到今天的样子。

柏杨先生走了，希望却留下。

写字楼不灭的灯火，脚手架上为了果腹忙碌的民工，长野互相挽起的臂膀，告诉孩子，把你的书给小朋友分享。

一切的一切，都微不足道。

不过也许。

不过也许可以让我们下一代，在重新读柏杨先生的时候，不必象我们那样汗流浃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