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为何不会创作

同许多作家一样,和平年代到来之后,茅盾本来打算继续潜心于文学创作。

1952年,根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提议,茅盾曾准备写一个反映镇反运动的电影剧本,但因过于小说化而未能投拍。此后,他仍一直在寻找回归创作的机会。1955年,他曾计划创作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并致信周恩来,申请一次创作假,信中写道:“总理号召加强艺术实践,文艺界同志积极响应,我则既不做研究工作,也不写作,而我在作家协会又居于负责者的地位,既不能以身作则,而每当开会,我这个自己没有艺术实践的人却又不得不鼓励人家去实践,精神上实在既惭愧又痛苦。”但在获得了3个月的创作假,写出了小说大纲和部分初稿之后,便难以为继,搁置一边了。

早在1942年,蛰居桂林的茅盾,曾经立下宏愿,要创作一部反映抗日战争全貌的长篇小说,共5卷,预计150多万字。完成这样一部史诗性的巨著,是茅盾重大人生目标之一。1948年,为赴解放区而暂居香港期间,他已正式动笔,并完成了第一卷《锻炼》。北上解放区后,他原打算集中3年时间,完成全部作品。不料,这部计划中的巨著的第一卷,竟基本上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终篇之作。对此,茅盾甚为苦恼。1958年,茅盾在沈阳市青年业余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无可奈何地表示,当时的中国作协会员中很大一部分是“家”而不“作”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是文艺战线上掉队的老兵”。这种苦恼,有时竟使为人平和的茅盾情绪失控。20世纪50年代中期,茅盾曾两次书面向作协创作委员会及作协办公室大发牢骚,宣泄自己由于兼职太多,政务繁杂,无暇创作的烦恼,甚至有点近乎失态地讥问过要他填报创作计划的下属:“不知你们有无办法帮助我克服它?如能帮助,不胜感激。”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分析了其难以继续创作的深层原因,他说:“当时实未料到全国解放的日子来得这样快,也未料到解放以后我会当上文化部长,忙得没有了创作的时间;更没料到解放以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会被推向绝对……以致再写抗战时期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故事,将被视为不合潮流。”“没有了创作的时间”与“绝对的工农兵方向”两方面原因相比,后者对于小说家的茅盾来说,无疑是更具致命性的。

50年代政治运动中的无奈

作为文化部部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茅盾无法置身事外,经历了批《武训传》、三反五反、反右斗争。这些运动,起初茅盾总是满腔热情投入,但不久便困惑起来,发现许多文艺界朋友,被莫名其妙打成“敌人”。这些不能不使身在高位的茅盾陷入沉思。

对丁玲的粗暴批判,使茅盾内心十分痛苦。丁玲是1923年茅盾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讲课时的学生,他对丁玲十分了解,丁玲的每一点成绩,茅盾心里都很清楚。但在1957年全国性的批丁(玲)陈(企霞)时,一下子把丁、陈打成反党集团,对此,茅盾大惑不解,丁玲怎么会反党呢?可是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不能不讲话,又不能昧着良心讲话。因此,他在 1957年8月3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了《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的发言,他说:“我不明白,丁玲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坦白交代,回到党的怀抱,洗心革面,而宁愿这样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难道她不感到精神上痛苦么?……对于丁玲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她还在那里打算用抵赖的方法混过关去。”

仔细分析茅盾这篇批判丁玲的发言,很耐人寻味。实际上,茅盾对丁玲是了解的,因身在其位,不得不发言。但是,即使像这样的违心发言,后来茅盾也能避则避,拒绝写文章。在8月3日发言后,他以有病为由,拒绝写批判文章。以后的几次关于丁、陈问题扩大会议,他都没有参加,他写信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最近犯了“脑子病”,用脑半小时就头晕目眩,额角两穴胀痛。他要邵荃麟转告《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编辑部不再向他约稿,因为脑子不能用,不能写文章。

刘绍棠是当年被打成右派典型的青年作家之一,对刘绍棠的成长,茅盾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欣喜。刘绍棠被打成右派后,茅盾写了《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一文,批判刘绍棠,他在文章中说,刘绍棠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由这个根源而骄傲自满,同时茅盾又指出“刘绍棠还年轻,从事文学工作还不过五六年”。在分析批判后,茅盾还以正直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和真诚,提出“我希望他在这次的反右派斗争和对他的批判中,真能吸取教训,洗心革面,在党的教导和挽救下,开始新的生活和新的工作”。

茅盾的好意并未能挽救刘绍棠,刘绍棠后来经历了诸多的磨难。1978年2月,茅盾在编《茅盾评论文集》时,收了批判刘绍棠的文章。事后,茅盾后悔不迭,公开表示自己思想跟不上形势,说这个集子收了不该收的文章,铸成差错,并让人带信给刘绍棠,表示歉意。而刘绍棠也十分理解茅盾的心情。

冯雪峰是茅盾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的老朋友,1957年被打成右派。作为文化部部长,茅盾无力保护这位老友,但也不愿落井下石。在9月17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茅盾在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冯雪峰过去在上海的反党的阴谋,是骇人听闻的。我在会上听了许多同志所揭发的事实以后,过去的一些历史问题,这才完全弄清楚。原来抗战前夕,上海文艺界不团结的现象是雪峰的野心与胡风的野心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结果!”作为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界核心人物之一的茅盾,能不知道冯雪峰的历史?茅盾只有无可奈何地“批判”。

面对无情的政治运动,身为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茅盾自然无可奈何。在这种复杂形势和艰难处境中,茅盾在大多数场合总是隐忍不发,这或许是一种较明智的选择。

随着文艺界无休止的会议、检查、揭发、批判,茅盾越来越难以适应。他将加倍的安眠药吃下去,仍然难以入睡。特别是1964年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所有成就,让作为文化部长的茅盾如坐针毡。他在沉默中,悄悄地做着挨整的准备。

不久,江青等人又把根据茅盾原作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定为毒草,下令批判。也就在这时,关心茅盾的周恩来和他作了一次谈话。让他卸下文化部长的担子,轻松轻松,出任政协副主席。茅盾早有思想准备,不假思索地回答:“好啊,我拥护总理意见。”在1964年12月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陆定一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在同时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茅盾被选为政协副主席。

从此,茅盾在文艺界的活动逐渐稀少,应酬活动也少了许多,除了节庆、国宴等活动外,茅盾基本上过着赋闲生活。“文化大革命”初期,茅盾“ 靠边站”之后,在答复一位业余作者的信中写道:“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些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极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很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时,声名显赫的一代小说大师,其内心深处难以言喻的苦闷、不解、怨忧等,也许只能以这种方式,委婉地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业余作者表达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茅盾意气风发,又像50年代一样变得忙碌起来了。他不顾年迈体弱,频频出席各种国务活动和外事活动,并着手撰写《回忆录》。1981年3月26日,一代文豪茅盾,走完了他坎坷而又辉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