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唯一结果就是专制--精神的波希米亚

　　《新青年》说话的时代，是民初袁世凯统治中国的时代。首先要肯定，这个时代既是共和的，也是民主的。清末民初以来，民主与共和，语义相同，俱与君主相对。清末同盟会以暴动为革命，就是要推翻满清君主专制，以实现民主性质的共和，或共和性质的民主。他们达到目的了吗，达到了，又没有。就前者，他们成功地推翻了满清专制。就后者，他们只是推翻了满清，但没有推翻专制。革命的结果，反映在陈独秀那里，不过是满清的专制让位于“共和的专制”或“民主的专制”。

　　陈独秀的话，直指袁世凯。如果就制度框架而言，袁是专制的，也是民主的；此则可见民主本身无以解决专制问题。袁初任临时大总统，虽非普选，但经过了临时参议院的合法程序。就袁氏权力获得而言，既非窃取，更非篡夺。但，正是这个共和总统，使我们疑问，辛亥革命到底是让历史走向共和、还是走向了共和的专制。为什么同盟会用革命求共和，企图解决专制问题，结果是另一种专制不旋踵而至。这个问题早在辛亥以前，梁启超就给出了答案，他明确指出：革命无以产生政治改良，只能产生专制政治。梁启超不但和革命党激辩，这同时也成为他反对革命的理由。

　　1905年，针对同盟会以革命求共和，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借波伦哈克这样表示：“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这里，正面的例子是美国，美国人最初抵达北美就是自治形态的，且那块土地也没有君主；因此独立战争后，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民主共和。反面的例子是法国，法国大革命追慕美国，但法国长期以来就是君主传统，它不效法水土相近的英国虚君立宪，却要走大西洋那边的共和民主之路。路径依赖错了，结果共和成了乱源，民主成了民主的专制。至于中国，比英法两国有着更为长久的君主专制传统，民众从来也没有养成过任何自治的习惯，且民智不开，民识低下。革命固然可以，一煽就行，可是革命只能改变政权的名份，比如从君主到民主；但，政权的专制性质不但无从改变，反而变本加厉。

　　这是梁氏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时的表述：“在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任公特别指出：革命后的政权，“或返于共和专制，或返于君主专制”——这好像就是在预言袁世凯的称帝前和称帝后。有见于此，任公坚持走立宪之路，用限制君权和转移君权的方式逐步掏空专制；而非用革命这种最专制的方式，在打破专制的同时，形成更大的专制。

　　历史无幸，革命功成。于是，我们看到了袁氏独裁的一幕，它委实比清末更专制也更难立宪。然而，当时的总统即使不是袁，专制的格局依然无改。因为按照孙中山划定的步骤，军政之后是训政，训政本身就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例子便是1927年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之后，更无论越此之后对国民党的革命，它公开声称的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20世纪的革命源头在辛亥，它开启了一个革命的历史范式。辛亥革命在革去君主之命的同时，连同割去的，还有长久以来形成的秩序。革命一边破坏旧秩序，一边也需要建立新秩序。这就得依靠强力，这股强力如果不是出以专制，则无以成其事功。依然借助波伦哈克，梁启超说：“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扫古来相传之国宪，……而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终觉其主权微弱，不足以拯沉痼疮痍之社会也，于是乎，民主专制政体，应运生焉。”“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彼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而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亿众，不惜举其所血泪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诸其手。……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

　　任公是一个世纪的预言家。还在辛亥之前的1905，他不但预言了辛亥，更预言了辛亥之后。以上表述，以后来历史验之，若合符契。20世纪以来，由于革命打破君主，袁氏和袁氏以下的专制，都改成了共和的专制和民主的专制。这种专制由法国大革命首途，中经苏俄，从辛亥前开始进入中国。其时苏俄还未影响本土，任公一再用法国的例子警告同盟会；但同盟会和后来的《新青年》，一意效法的就是法兰西。于是革命和专制轮替，主宰了20世纪的中国。

　　从同盟会到《新青年》，法兰西的民主革命吸引了一代代国人到如今；那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听听法国人托克维尔是如何检讨法兰西的“民主的专制”。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氏指出：“那个庞大的社会权力，……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传，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托氏把这种非教权又非世袭君权的专制，描述为“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这种名为民主专制的特殊专制形式”。

　　就这个批着现代外衣的专制形式，托氏分别从人民和统治者两方勾勒出它的特点：一是“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第二，“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这其实就是几十年来我们烂熟了的“民主的专制”或“共和的专制”，托克维尔和梁任公，在表述上可谓珠联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