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程的回顾与反思(2)

徐友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程的回顾与反思(2)时间:2010-08-04 16:28 作者:徐友渔点击:3497次
　　像我刚才说的，虽然我们曾经有过正确的认识，有过这种比较实事求是或者说比较理性、灵活的做法，但是我们马上就变了。像在这种事情上就是这样，并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只能采取过激的、左的做法，左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唯一的选择。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是非常灵活、理性的，对土地的征收是有偿的，而对极少数的恶霸地主跟一般的中小地主是有区分的，况且有大量的地主，尤其中小地主，他们非常非常的开明，他们在抗日战争，甚至在国共战争中间都是支持共产党的，大量的地主支持你，当初你跟别人许诺也很好，比方说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政治制度就是“三三”制度。就是说一个政权的建立，共产党军队占1/3，劳苦百姓占1/3，开明绅士，就是这些地主、有钱人、资本家也占1/3，因为别人是全力支持你的啊，别人把自己的财产什么的都捐献出来支持你，抗日战争也支持你，国共战争也支持你，我们把这些人叫做开明绅士。而且他们在边区政府担任的职位也很高，比方说什么参议长、最高法院的院长，这些都有，这些你不能说变脸就变脸啊。所以在“五四指示”里面就区分的很清楚，开明绅士，有些地主是支持你，让他的儿女闹革命的，他们的儿女现在也当了共产党的大干部的，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他们的家属，这些开明绅士支持过你，对我们长期战斗有利的人，这些人要怎么照顾？如果农民分土地，你要给他留更多的土地，让他在面子上过得去，在生活上也过得去，这些都是有一整套的考虑的，是挺周到的想法。“五四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这样，几乎有偿的或者不要大破坏的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也照顾到这些人的利益。
　　但是事情马上就起了变化，不但是毛泽东，还有刘少奇，他们觉得这场土地改革应该是一场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里面应该打倒地主。如果我们用一种很平和的方法，免工减让的办法，把地主的土地用有偿的方式收买过来分给农民，或者因为他们以前对我们革命有功就给他留更多的土地，最后分完土地以后，他的土地是一般农民平均占有土地量的2-3倍。这些方式都不行，这样搞的话，就达不到打倒地主的目的。所以中共中央反复用的词汇就是“要在政治上打倒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汇。第二个就是要教育农民，要跟地主撕破脸，不能是好说好商量，把你的土地给我，因为我没有土地，就是要撕破脸。所谓撕破脸就是要斗争。因此后来取得土地的方法，完全是另外一个方法，采取的是彻底的没收，开斗争会，把这些地主全部定成恶霸地主，然后是逮捕他们、吊打他们，而且很多是采取马上处决的方式，干脆就枪毙。用这些方法来搞土地改革。这中间不但是大地主，连中小地主，包括富农，甚至包括中农，都受到了吊打、斗争、逮捕。所以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间，被消灭的地主、富农，甚至是中农，一共有25万人。我念一段杨奎松这本书具体的描述，在晋区边区，中央发表了关于怎么划分成分，因为土改就是要划分成分，如果一个政党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你要定一个人为地主，你必须要看他占有多少土地，看他到底进行了剥削没有，但是我们左的东西从来就是要扩大，很多完全不是这样的都划进去。我们采取的做法，包括后面的很多政治运动，甚至到文化革命的各种做法，都完全不按照马克思经典定理，就是我确定一个阶级成分的时候，我不是根据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划，这是我们从小学就学的，而是要看他的态度和思想表现，用这样的标准来划分。如果你思想表现不好，如果你对这场运动有抵触心理，就可以把你定为地主。这一点我自己经历过文化革命，经验也是很多的。给一般人定阶级属性、定成分的时候，实际上是根据态度和思想来定的，不光是根据他跟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来定的。所以在土改里面，地主、富农的人口是这样分的，一下子这种比例就占到了25%，然后有数以万计的地主、富农被关起来，他们普遍遭到吊打或者其他肉刑，逼他们交出所谓的被隐瞒的财宝。抗日战争其间实行“三三制”时的那些开明绅士，很多都遭到了这种酷刑拷打，被打死以后开膛破腹，尸体被扔到黄河里，这些人包括支持革命的人士，比如（晋区）边区的高等法院的院长孙连成，被审判，后来被活活打死。还有一个更著名的开明人士，是边区的一个议会的副议长，叫刘少白，也被斗争，这本书里面还举了一些别的例子，这些可能你们都不太熟，但当时都是当初非常著名的，参加到革命政权里面，担任高级职位的这种人。甚至有一个地主叫（刘冠英）的，他已经担任了革命政权的行政公署的副主任了，他已经是革命政权的高官了，也说他是地主，也拿来游斗。他儿子是共产党的一个干部，共产党军队里面的人强迫他的儿子用铁丝串到他父亲的鼻子上，像拉牛这样的，再进行斗争。事情都搞到了这种地步。我觉得这种左的东西是反复出现的，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再讲第二个例子。1950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半年不到的时间，那时候又发生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镇压反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旧政权的人会跟他有斗争，而且有些是不满意、不支持新政权的。当然其中还包含了特务之类的，还要捣乱、搞破坏。所以一个新政权建立，自然会对前一个政权遗留下来的人采取惩罚性的措施，让新政权得以巩固。我觉得这个做法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历朝历代大概都会有这么一个做法。但是我们这种做法是不是比以前的那种做法还要过分一些？
　　毛泽东在1950年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时候，他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稳健的看法和估计，他说我们不要四面出击，不要树敌太多，也就是说我们镇压的数量跟力度不要太大，我们还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广大人民群众来拥护我们。如果镇压反革命大开杀戒，总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而且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医治战争的创伤，刚建立新政权，我们最基本的任务是要在全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要休养生息，只有这样一个政权才能够维持。所以说毛泽东开始的这种认识还是很清楚的，然后就开始打算比较理性地搞这样的镇反运动，就是对旧政权里面可能捣乱的破坏分子进行镇压。结果就发生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以后，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就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用毛泽东的话说，朝鲜战争一爆发，这是一个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必须大开杀戒。大家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刘少奇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其实在他的心里他当然也知道杀人太多毕竟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是朝鲜战争跟我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朝鲜战争一爆发的话，这种锣鼓声就敲的非常响，那意思就是整个舆论轰轰烈烈要抗美援朝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杀人这件事情就被另外一种声音压倒了，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方便了。说这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把这件事情解释了。这件事他们其实还是知道，可能会引起大家非议的。但刘少奇解释的很好，我们这种镇压反革命的锣鼓声肯定会被抗美援朝的这种巨大的锣鼓声掩盖掉。用刘少奇的话说，镇压的锣鼓声就不大听得见了，就好搞了。
　　为了达到这种放开手脚、大开杀戒的目的，当初的政务院，也就是现在的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就是说哪些人是反革命，是可以惩罚的。在这个条例里面，根本不分，你只要有这个动机就是了。它甚至都不分你的意图跟现行，你做没做是可以不管的，只要你被人告发想做这件事，就是反革命了，根本不管你到底做了这件事没有。而且当时还用了一些词，就是那些恶霸要惩罚，而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实我们现在还用这些词，我们完全没有法治精神的，说民愤极大，哪一个人民愤极大了，用这个理由就可以把这个人杀掉的。那时候就开始有这种做法了，用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就可以做这种事情。
　　而且毛泽东不断下指示说，镇压反革命要做的事情，他特别喜欢用的词就是“要大张旗鼓”，“大逮捕”，一天一个城市抓多少人，大逮捕，大审判——那时候叫公审——在一个体育场或者一个公开场合，就是大审判。五花大绑的，几十辆车。我自己小时候就经历过，部队拿着机关枪，一车一车的这种反革命分子、犯人，压到刑场上去，一天就枪毙上百人，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当时这种做法，对镇压真正的反革命当然起到了作用，但是这种扩大化的方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我自己当时是在成都生活，这种事情我目睹了很多。那时还是小孩，也不懂事嘛，听到外面的军车呼啸而过，大概就兴高采烈地跑去看，一路上就是十几辆、几十辆的这种车，一辆车是犯人，一辆人是部队架着机枪，犯人是五花大绑的，头上还有一个条写着罪状，然后就枪毙，第二天报上就会说枪毙了多少人。我另外有高中同学讲说，在重庆枪毙的更多，每天都在枪毙人，就在嘉陵江边上。当时都已经枪毙到这种地步，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打死。他给我讲，我听着都觉得心惊肉跳，他说被枪毙的人他半夜自己从草草掩埋的土堆里爬出来，鬼哭狼嚎地叫。比方一天枪毙两三百人的话，很多人都没被打死的，晚上总有几个没有死的从刑场里面爬出来乱叫，部队知道后又去补开枪，那时候就是这种气氛。
　　我现在不想评价镇压反革命运动本身该不该搞，反正历朝历代有这种事情，但是至少这种扩大化，本来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考虑，就是我镇压极少数的不服从新政权的人，但是借朝鲜战争这种强大的锣鼓声来掩盖压制这种杀人的声音，然后大开杀戒，这种做法对不对？我觉得应该重新考虑的，这也是一件事。
　　建国前还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三反”，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大家对这件事知道的肯定比较清楚，我们结合到现在的情况，贪污腐败，内部廉政。当时最著名的人物，天津地委刘青山、张子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贪污的也很厉害，最后毛泽东决定把他们杀掉。因为这样做的话，和你一起打下天下的革命队伍中间的人，他自己就贪污腐败的话…当初贪污腐败是这样，共产党干部队伍里面贪污的人比较多，更关键的是发展势头非常地迅猛，就是在两三年之内百分比一下就上升了很多，甚至上升到干部中间30%的人都要贪污。在当时的环境里面，那简直是非常了不得的数据了，现在我觉得30%也许是一个相当“可爱”的事情。但是当初那30%，比方开始发现有5%，第二年就10%多，第三年就30%的人贪污，最高领导人是绝对受不了的，所以就要反贪污。反贪污这场运动大家拥护的程度比较高，因为毕竟是对执政者内部贪污腐败分子的处理嘛。但是又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之前讲的左的东西，一开始有一个正确的估计，马上就变成极左的，没有限制的东西。本来在土地改革运动、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要发动一场三反运动，别人就问毛泽东，我们三反怎么样才算完成了任务？才算达到目的了呢？毛泽东的话特别能代表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毛泽东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要“发烧发热，上吐下泻，不然的话火力不够”。我们从50年代经历过的人，就特别熟悉这句话，就是要搞成这样子。林彪一说到运动就是要搞的是敌人整晚睡不着觉，我们也整晚睡不觉，全国人民整晚都睡不着觉，就是要搞成这样子。毛泽东的话就要搞成“发烧发热、上吐下泻，不然的话火力不够。”
　　那种话也更代表他懂得政治思维，我们怎么判断有没有完全任务呢？我们斗争的成绩怎么考核？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报数字，要大的。那时候三反，贪污犯那时候就叫老虎，大贪污犯就是大老虎，那时候说法是哪一个地区打了多少只大老虎，打了多少只小老虎，打了多少只中老虎，都是这种称呼。有一个标准的，比方贪污1000万就算大老虎之类的。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要补充说明一下，那时候的钱跟现在的钱单位是不一样的，那时候的1000块就是现在的1块钱，100块钱就是1分钱。所以我们小时候过节家人给我们钱，给多少？给300元，就相当于现在的3分钱。所以那时候1000万实际上就相当于是1000块钱，但那时候的1000块钱也相当值钱了，当然还是值不了我们现在的1000万。因为我们现在的物价跟50年代初期比并没有涨到1万倍嘛，所以那时候一只大老虎就是贪污1000万以上的。
　　毛主席说成绩就是要交数字，要大的，越多越大越好，要应有尽有，他在运动时对这些下级说，任何在报告里面说贪污情况在他那个部门、地区不是特别严重，贪污的人数也不是太多，贪污的钱的数额也不是太多的，凡是这种报告都是不真实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各单位纷纷开始互相攀比，因为毛泽东本身就说数字要大，人数要多，数额也要大，各地就拼命的攀比，打老虎的数字就层层增加，然后采取的方式就是打、骂、捆起冻，就是在三九寒天里，把你拉到户外去，让你站一个晚上，然后搞车轮战、搞肉刑，只要数字，不管证据，就这么搞。所以那时候成绩搞的非常之大。但是安子文做总结的时候做了一个报告，说后来发现事情闹大了，也闹得不好的，就又开始搞复查跟甄别，看哪些是冤枉的，哪些本身不是贪污犯。安子文的报告里面说的，在50年代初发生的这种三反运动中间，全国的大贪污犯，就是贪污到1000万以上的有29.2万千人，但是经过复查和甄别以后，这个数字减少到原来的65%，就是说一半以上，基本上三分之二搞错了，我们国家做事情从来就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是想证明邓小平对中国的总结是非常深刻的。邓小平那句话“左的思想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它的根子是很深的”，我觉得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完全能够体会到邓小平这句话确实是经验之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举了少部分的例子，你就能看出来在建国前后，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也可以追溯后来，直到现在，所谓左的东西根植很深到底怎么回事？大家会有这么一个概念。
　　第二个问题更有趣，在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政治运动里面，其实建国以来的历史就是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史。所以我们讲建国史，不可能讲太多别的东西，我讲建国史，如果说要抓最重要的东西来讲，抓最能说明问题的东西来讲，就只能讲运动史。不断的运动，好多运动都讲不过来。比方讲了“三反”以后，还有“五反”，这些我都不可能讲了，只是大体提一下。还有反对胡风的这些事情都是运动。
　　最有趣的是，中国这些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运动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传统，就是百分比的传统。每一次运动一定要规定这次一定要揪出来的坏人，一定要打击的人，要作为运动对象加以处理的人，那些领导人要定一个百分比，完不成百分比就是右倾。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数字要高，但是有的太高了，影响太坏了，比这个数字高的太多，碰巧最高领导人头脑又比较清醒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说法，数字高了是左倾，数字低了是右倾，一定要达到一个数字。这件事里面，你们对以前的历史如果不太熟悉的话，最近若干年，说这方面说的最多的就是反右的时候，中央给各个单位下的百分比是5%。就是你这个单位、地区，揪出来的右派，定性右派分子的人数，一定要达到总人口的5%，如果达不到你就没完成任务，以致发生了好多特别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些单位的党委书记拼命把别人打成右派，甚至把平常的战友、亲戚、朋友或者是下属都打成右派，最后报上去数字还是不够，他更上一级单位就说不行，你是右倾，你没有达到5%的比例，那怎么办呢？把你添上去。有些人的上级单位就把他添上去，他也觉得没办法了，我认为只能打这么多。甚至极个别的，但绝不只是一例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最挖苦和最可悲的人就是，最后数字不够，他也不知道当右派到底有多悲惨，后面情况都不知道，他觉得作为党委书记完成数字是最重要的，完成数字是很光荣的，右倾是很可耻的，我不能当右倾，我不能不完成上级交给我的这么一个数字。有人为了凑够5%，把自己也算进去，最后尝了大苦头才后悔莫及。他当初以为我凑一个数字不是就完成任务了嘛，我这个支部书记不是当的很好嘛，5%都达到了。结果出现这么荒谬的事情。有些是自愿的，有些不是自愿的，运动本身是他整人，结果为了让数字达标，就把自己算进去了。这件事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听老右派回顾的时候知道有这回事，大家会感到凑数字是一个非常荒谬跟不可信的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基本上是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通例。
　　我跟大家举几个重要的政治运动，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事情，就是1949年土地改革的时候，毛泽东下了一个指标，土地改革除了土地以外，实际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划成分，就是这一个地区到底有多少人是地主，还要做这么一件事情。毛泽东自己有一个看法，他年轻的时候在农村做了一个调查，他觉得地主应该占农村总人口的8%，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扩大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像杨奎松这种历史学家的研究中，毛泽东在江西农村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农村的地主普遍占总人口的4%-6%之间，只有一个地方毛泽东调查的时候是8%，但毛泽东可能喜欢左一点吧，革命对象要多一点。他就有一个固定的概念，农村地主应该占总人口的8%。他就取了一个上限，上限比是下限高了一倍，绝大多数是4%-6%，他就有一个断言，说地主占总人口的8%。然后他就用这个数字来规定，现在我们要土改了，要划成分的，8%的要定成地主，如果你定多了就是左倾，如果定少了就是右倾。我们当时的传统对左倾是必须保护的，觉得左倾是革命热情太过分了，好像问题不大，右倾是站在敌人的一方面。所以有的地方，在那场运动中间还突破了这个数字，有的地方定的地主人数最高已经达到27%了，这种地方可能需要纠正的，就这么一个说法。问题就出现在这种地方。
　　1947年搞土改有很多种，一种是老解放区，老解放区以前早就经过了土地改革，地主几乎就没有了，要有的话也是很少。可能有的地主特别支持共产党，支持他们跟国民党的战争，是我们的革命战友，这种情况还是有。另外的叫新解放区，就是刚开过去的，那里地主可能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正规调查的话，一般新解放区地主占的比例可能是4%-6%，老解放区只占2.4%。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也会看到，数字是一个非常神圣和至高无上的东西。毛泽东定的最高8%这个数字就是一个不科学的数字，所以这种扩大化就不可避免。他不分新区跟老区，老区明明只有2.4%的地主。在那场土改里面，实际上定的是8%-10%，如果要完全这个指标的话，扩大化就会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事情。
 来源:传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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