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对1968—1978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回顾与反思

——下乡插队30年祭

一  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相反道路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城市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过几代之后，逐渐成为城市居民；众多中小城镇在乡村中建立起来，一大批农民也就地逐渐转化为城市居民。如今在发达的美国，农民只占全国人口的2~3%，由于生产经营高度机械化，并采用高新技术的大型农牧场创造了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再加上政府的高额补贴，工业反哺农业，降低了成本，极少数美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供应本国人民有余，还可以大量出口。

    而在我国，由于错误的人口政策，中国多了数亿人。由于工业化水平低，第三产业不发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错误更加剧了经济的停滞和破坏，城市中无法被国家的发展所吸纳的多余的劳动力，只好被送往更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边疆，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世界各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批知识青年送往农村。于是，整整一代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知青。

知青下乡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了，在共青团中央的倡导下，经国家统一部署，全国有很多省市都学习社会主义苏联，组织了以青年农民为主的志愿垦荒队，其中也有部分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如北京知青参与开发北大荒；浙江温州青年开发大陈岛；上海、江浙等南方知青参加新疆军垦（六十年代还有一部彩色记录片《军垦战歌》）；江西的共青城也是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关怀下由知青建立的；再如北京知青在“文革”前就有去宁夏军垦农建13师及内蒙古河套地区临河县插队的。“文革”前全国共组织动员了约120万知青下乡，其中有近百万是1962——1966年下乡的，这就形成了一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当时的回乡知青中有董加耕、邢燕子等全国闻名的典型模范；下乡知青中有北京知青侯隽是榜样。毛主席当时就有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3年6月29日到10日，中央召开了全国六大行政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他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做长远打算，编制出15年的安置规划。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文革”前关于知青安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动员和安置知青的一整套模式由此而形成，并成为人所共知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特征，在此后的20年间大体沿袭未改。其重点为：在国家的统一组织和严格计划下，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由国家发放安置经费；将城市知识青年集体送往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或集体分配到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

从新中国人口迁徙的角度看，在传统的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的安排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加之错误的经济决策，导致人口迁移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人口大迁徙使众多城乡居民成为不正常制度的牺牲品，如1958年大跃进时两千万农民盲目进城，继而又将两千万人遣返农村，把人口包袱甩到农村作为解决粮食和就业的手段，用经济性迁移减轻城市的财政负担。而从1964年起直到“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带着一种强制动员性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涵义，是一项促进青年革命化的重大举措。毛主席1968年12月22日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种更不人道的做法造成了更大的悲剧，知青必须到贫穷落后愚昧的农村中去“接受再教育”，而不是留在城市里接受更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种恶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一代人，严重降低了中国的人口素质，学术界、科学教育界青黄不接的状况也由此而出现。有少数人由于学习成绩不好而被迫在初中阶段就退学，进工厂当了工人。而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却在高中阶段被迫中断学业，去农村当了农民。原先在初中时辍学的少数人却因此而深感庆幸，因为其逃过了上山下乡这一关。（三年困难时期的饥民逃荒潮、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大批沿海工厂的内迁、“文革”中的干部下放劳动、“五·七”干校等人口迁徙都是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因不属于本文所讲的内容，故不累叙）。

“文革”中大批知青走向农村的思想基础是建国后17年的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从1968年7月中央提出大中学校的学生毕业分配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开始，迄至1969年初的短短半年内，在“文革”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多达400余万的城市中学生们，竟然井然有序地、迅速地分散到了全国最偏避的山乡和最遥远的边疆。这无论在哪个时代、那个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这实实在在的是世界人迁移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个奇迹，单靠一系列的强制性手段是不可能创造出这种奇迹的。除了少数先锋者，大多数城市中学生也有过犹豫、不情愿，有过不甘心、想不通和无奈，但他们还是上路了。尤其是在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令下之后，“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才有出路和前途”，就在这一代青年的思想中占据了主流。这种忠于党和毛主席的革命理想主义和群体意识当然有其积极的一面，正是靠着这种意识，这些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才能够在从城市里一下子被抛到莽莽林海、茫茫草原和荒野山乡之后，相互扶助着走过那段艰难的岁月。这些知青们在“文革”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视怕苦、怠惰、软弱、享受、骄娇二气为可耻，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磨练自己勇敢向上、勤奋刻苦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他们在道德上也具有较强的自律意识。“文革”前学校中近乎禁欲主义的管理和教育，以及当时媒介“净化”的宣传，曾导致不少人生的悲剧，这在不少知青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正直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被置于朝夕相处甚至相依为命的艰苦闭塞的环境中（甚至生活在某些性观念相对比较开放的少数民族地区），又往往并无任何管束（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对知青的管束要严格一些），而且当男女知青们因前途渺茫而倍感精神空虚和失落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能够约束自己而未曾发生道德上的堕落，这也应归功于当时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如果没有这种自律，仅仅上千万青少年在道德上产生的问题，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就会大得多。总之，“文革”中红卫兵出于愚昧和狂热对整个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严重损害，17年的教育是难辞其咎的；而紧随而来的几百万壅塞在城市的青年之所以能够被基本顺利有序的导向农村和边疆，而未曾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冲向社会，造成更混乱、可怕的动荡，也没有因环境的急剧改变而造成一代人整体的堕落，则也要归功于“文革”前17年教育中那些积极的因素。我们的民族应该为此而感到庆幸。

这一切素质、品德方面的教育，是“老三届”知青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上山下乡”前后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仍然能够以坚强的意志与命运抗争，而且在面临恶劣的环境和精神的失落时不甘沉沦，这是他们至今引为骄傲的。

我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与城市向农村的迁移呈反向对应，与世界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到1979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正如邓贤在《中国知青梦》中所言：国家花了300个亿安置知青下乡及回城，却换来知青、家长、农民、政府的“四个不满意”。这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现代化运动，对此只能从整体上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在那不堪回首的年代里，知青与众多农民一样，其基本人权至少在五个方面被剥夺或践踏：①温饱，②受教育，③择业权，④选择居住地，⑤住在遮风避雨及御寒的建筑里。

    我至今还记得坐在蒙古包里，翻看一本破烂不堪、无头无尾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的一点感受：保尔·柯察金在战场上负了重伤被送回其乌克兰的家乡，在其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经过一个漫长严冬的苦熬，终于战胜了病痛。当他能够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春天已经来了。当保尔终于能够又一次站在窗前，向窗外树枝上叽喳鸣叫的小鸟问好的时候，面对着万物复苏的大地，他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当他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元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动身离开家了。母亲一边替他收拾行装。一边擦着眼泪：只有在保尔遭遇病痛的时候，她才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当儿子养好了伤病，羽翼再次丰满的时候，他就要象窗外的小鸟一样飞走了。“他生活的根已经从乡村拔走了，他喜欢城市里叮当作响的电车，喜欢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喜欢城里嘈杂的喧闹声，喜欢看上下班时如潮水一般的人流，他向往着城市中火热的生活。”当我看到此处时，不禁有些疑惑：我们被大批送到农村来，有什么不对劲吗？如果我们像保尔一样，向往城市的生活，这有什么过错吗？ 

二  知青们的贡献与收获

上山下乡使他们成为社会人生经验最丰富，从而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的一代人。上山下乡多少弥补了他们所受教育的不足。他们的偏执、狂热，是在那些最偏避的山村，在那些最贫穷、最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逐渐冷却下来的。他们的人格缺陷，也是那种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多少得到一些纠正和改变。并不是说贫下中农比知青更革命、更文明，而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越是偏远的山村，其遭受政治风浪的波及就越少；那里人们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态。这是扭曲时代才特有的扭曲的纠正方法。

许多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与热情，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战天斗地：改良品种、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建小水电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也使知青这一代人培养出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与挫折的意志品质，为祖国和人民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这一代知青在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已成为其人生所特有的宝贵财富。知青到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许多偏僻闭塞的农村第一次受到了城市文明的影响。知青们通过当乡村教师、赤脚医生和搞农业科学实验传播了科学知识，一些农村子弟在知青的帮助下完成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并通过进一步的升学，走出了农村，进入了城市。我一直存疑：这样一场长达十几年，涉及到几千万城市知青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在一味美化劳动人民的社会氛围里，农村落后的传统文化习惯势力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对立；一些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对知青的反感和歧视；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对知青的疑忌、戒备、排斥心理及偏见；也使知青在现实面前感到失望和迷茫（恩格斯说过，小生产者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心理）。知青也看不惯一些农民的消极怠工、不讲卫生、自私、狭隘、保守、落后，一些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也引起知青们的反感 。

三  知青对农村的负面影响

生产建设兵团历年大规模的垦荒和砍伐，对当地森林植被及湿地所造成的破坏，至今没有看到过全面详细的调查和数据。城市知青来到地少人多的乡村，实际上是与农民抢饭吃，加剧了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矛盾，使农民的收入下降。许多知青一年创造的财富还不够其一年的吃用，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更有甚者，一些知青到农村后突然摆脱了以前在城市里所受的管束和道德规范，其人性中不道德的一面恶性发作。他们在农村偷盗生产队集体和农民私人的东西，不把农民当人，还与农民发生打斗。有人将城市“文革”中那一套阶级斗争的方式带到农村，横行乡里，参与派性斗争，在民风淳朴的农村大搞极“左”的一套做法，为非作歹，给农村带来灾难，更引起农民的反感和报复（如在内蒙古农村大抓子虚乌有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还有的知青卷入了当地争夺生态资源及宗族、民事纠纷，大打出手，伤人害己。在有些地方，由于知青对当地人的鄙视或有的知青做了损害当地人利益的事；而一些当地人本来就不欢迎知青，因为知青的到来加剧了各种经济、政治资源的紧张状况。再加上城市与乡村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出于对城市知青的嫉恨和对某些知青不良行为的不满，一些旅店、车站、邮局、商店、粮站、饭馆的人员歧视和刁难知青；有些当地的农民、干部和恶少还欺负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因此知青与当地人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就曾发生过一起知青集体暴力袭击事件：在一次赶大集的时候，一些知青悄悄地在一些平日与知青为敌、结下怨仇人家的房屋墙壁上做了特殊的记号。黄昏之前，就在赶集的人们刚刚散尽之后，上百名知青突然从隐藏的角落中冲出来，手执棍棒、农具，偷袭打砸了那些墙壁上画了记号的人家，实行报复和惩罚。此次集体暴力袭击搞的干净利索，就如同开始时好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总共不到一个小时，上百名参与袭击的知青已经跑的无影无踪了。事后参与此次事件调查的一位景洪州军分区参谋说：“策划、组织和指挥这次袭击的人，绝对是一个军事天才！”这件事到最后也未查清是谁组织干的，不了了之（见邓贤《中国知青梦》）。

    城市知青们到农村，挤占了众多农村回乡知青招工、招兵、上学、提干的名额和机会，对农村青年来讲，这更是一种天生的不平等。

知青们只是感到自己在农村苦，只想着如何早日跳出火坑，对农民世世代代的苦难缺乏深刻的理性认识。

四  与土生土长的农民相比，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们承受苦难的生存与应付能力更差。因其有与城市文明生活的比较，知青对苦难的理解更深切，更不像农民那样逆来顺受地认命。知青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融入农民的思想境界，他们在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当成城里人，农民也从未把知青视为同类。知青与农民这种与生俱来的差异，是一个从未解开的死结。在长达10年的农村生活中，也有一些知青逐渐回归原始和落后，变得越来越像农民，而更多的知青却是处在一种不伦不类的状态。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肮脏和愚昧，对知识青年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在常年累月无休无止的艰苦劳作的煎熬下，许多知青深感前途无望，因而思想沉沦、精神苦闷。比恶劣的生活条件及生产环境更可怕的，还有知青同类之间的倾轧、明争暗斗与欺压。这一代人也应该有自省和忏悔。当年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片面夸大与宣传，这种违反一般人本性的过高要求，使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以为：即使是正常地为了自己，也是与“革命”不相容的。他们只知道牺牲自己是美德，而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同样是应该珍视的，更不知道个人的权益也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他们尤其不知道：追求名利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也并不反动。只要不违法，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这种追求就是正当的。然而，人的欲念和追求是客观存在的，是无论怎样教育、改造也压抑不了的。无论是不敢正视，还是明明知道却设法掩饰，它还是要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从“文革”到上山下乡，这代人的各种表现已经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本性中同样存在着自私、贪欲、卑鄙、冷酷等恶的一面，在理想主义下，亦有为一己而出人头地的私欲；草菅他人之命的行为，掩盖着某种出卖别人保全自己的丑恶，这本来并不奇怪。而问题却在于：一旦这种欲望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伸张的时候，它就要以扭曲的、不正常的、甚至不正当的方式发泄出来，由此就出现了自觉或不自觉的虚伪。

这一代中学生很多人会写思想汇报，写给老师和组织（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一些人会巧妙的将自己“偷偷”做的好事，以各种方式告诉别人。他们还会以要求进步、靠拢组织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别人的小汇报，一些恶劣者还会以此来揭发、举报和诬陷他人。

知青们到了农村，才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比如：我们从小心目中的地主形象，是来源于文学作品中的周扒皮、黄世仁、冯兰池、韩老六、何大拿、南霸天，这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化形象。我们从小唱过的歌，就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以及“提起旧社会呀，恨得咬牙根，……贫农下中农呀，压在最底层，世代做牛马呀，……”等我们插队到了农村，却发现还有另一种地主：有文化、有见识、精明能干，技术活干得好，工分挣的多。南方鱼米之乡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往往讲的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人。还说解放前有的地主精通农活，干起活来旁人都比不过。到了春播秋种的农忙季节，地主还给雇工以额外的奖励待遇：一天给人吃五顿米饭，大块猪肉，还有肥肉馅汤圆之类的小吃，甚至还有的地主太太亲自操持。其原因很简单：“要想马儿跑，就要多喂草。”上了大学以后，我才略知地主的来源有几类：除了上面所讲的，多数地主大概是由比较能干的富裕中农和富农发展而来的；还有做了官退休还乡或经商致富后置了田产的；受到了政府奖励的军功地主等等。我在大学时还看过一本王亚南20世纪三十年代写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这才知道：在旧中国，对农民欺压最厉害的不是地主，而是官僚及官僚制度，所谓“官逼民反”。全国土地改革前，占农村人口将近5%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比重还不到40%，一般乡村都有相当数量的公田、学田、族田等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见杜润生编：《中国的土地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农村中的阶级矛盾也不象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那样普遍地尖锐激化。我下乡插队时就曾奇怪：为什么不少贫下中农整天与地主嘻嘻哈哈的，一点也没有强烈地阶级仇恨呢？

五  与当地农民相比，知青们终于能够回城当然是幸福的，与留在城市的人相比，这幸福又是可怜的：其一、回城使不少恋人离散，更使一些家庭婚姻破裂，有少数人甚至将亲生骨肉狠心地丢在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些人生悲剧（这在叶辛的《孽债》和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作品中都有反映）。当年在农村结婚的知青并不多，与当地青年联姻的就更少了。由于“小芳”之类的伪知青流行歌曲浅薄的渲染，致使现在的青年朋友产生了误解。其二、回城后的知青面对就业、住房、子女就学所带来的困境及周围人们的冷眼和不理解，历经艰难（这在影片《我们的田野》、电视剧《雪城》、《年轮》等作品中也有反映）。由于下乡插队起初不算工龄，这些年近30岁的知青们只能与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拿同一级别的工资。身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处于劣势的老知青们，却必须被迫与年轻的一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城市里一切从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人生拼搏。其中的不少人继续以顽强的努力，通过成人教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力量。

    知青回城当然是顺应了现代化潮流的趋势，与农民相比当然是幸运的。而后，农民的后代们也接踵而至，随着知青们的足迹进入城市，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当年知青们曾在偏远闭塞的乡村传播了城市文明，影响了那里的一代青年。而如今农民的后代却主动地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真可谓沧桑巨变。前些年有许多知青返乡，再去看看那块留下青春岁月的地方。乡亲们真挚、淳朴的情感使我们深深地感动，也有人为第二故乡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其中具备扶贫、救灾能力的只有少数人。一些当地年轻的地方官见了我们，就常常会说这里某个项目还有几十万或几百万元的资金缺口，希望老知青们设法帮助解决。这种事遇多了就会令人厌烦：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难道我们都成了手握重权的高官和家财万贯的财神爷？《中国青年报》曾有过长篇报道《大宁知青的扶贫悲歌》，记载了一些北京知青回山西省大宁县扶贫过程中的艰难曲折的遭遇，以至最终惨败的原因和结果。关键是当地政府和老乡的观念错误，他们并不把回乡扶贫的知青当成自己人，对其扶贫活动并不给予必要适当的支持配合和理解。

六  无法补偿的成本和牺牲

    知青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艰难的时期，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加之错误的决策和社会的转型，他们承受的成本最高，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最大。

    在童年或少年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碰上了人祸大于天灾的“三年困难时期”，懂得了什么是饥饿；在应该受教育的时候，他们被赶到农村去从事艰苦原始的农业劳动，落下一身的伤痛；回城之后，由于缺少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当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知青这一代人在下岗浪潮中首当其冲，并且普遍不具备再就业的能力。政策失误和改革的某些成本就落在了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身上，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牺牲是很难予以补偿的。

    北京“宏志班”贫困学生的家长，有很多是返城老知青；北京某区有一个靠人力掏粪和背粪的清洁队，专门负责因抽粪车无法进入的狭窄胡同厕所的卫生，其成员曾绝大多数是返城老知青。这些至今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恐怕与某些人所讲的“城市贵族心态”是毫不相干的。现如今“三农”问题固然是重中之重，城市贫困人口的问题同样需要关注（详情可参阅《人民政协报》第4421期 张春莉文）。

美籍华人女影星陈冲未经中国有关部门的批准和许可，根据其好友、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作品，在其祖籍四川秘密拍摄了一部以女知青受性迫害为题材的影片《天浴》，受到有关部门的严肃批评，陈冲在事后也做了诚恳的道歉。众多女知青在农村被强奸、诱奸、侮辱、猥亵的事实，在许多知青作家的作品中都有反映。中共中央1970年第26号文件当时曾向全体知青传达，其中就有专门的一条，要审理破坏上山下乡、迫害知青的案件。李先念副总理大笔一挥，下令枪毙了迫害女知青的四个人，其中就有被说成“与日本鬼子一样”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8团的连长张国良。中央26号文件传达后，各地都审理公布了一批迫害知青的案件，为知青们出了一口气。椐邓贤的《中国知青梦》记载：张国良任连长三年，几乎不动声色地奸污了几十名知青，其中数人多次堕胎。以至才有后来的李先念副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女知青们听见山上的老鼠跑树叶响，或者喊一声：“连长来了!”就会吓的簌簌发抖，“如同日本鬼子来了一样”。“当时代把张国良放在一个权力造就的扭曲的兵团社会里，在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和知青群体绝对的人身依附形成反差鲜明的两极状态时，作为意志薄弱的个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权力的巨大诱惑和侵蚀吗？我们不否认每个人内心都隐藏着种种道德或不道德的个人欲望和本能。人类文明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地增强理性和完善自我。然而，当文明遭受践踏的时候，权力便无限地放纵了欲望。”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0年云南建设兵团组建到1973年，18团营教导员蒋小山利用职务之便，强奸了女知青20余人，猥亵侮辱者多达百余人。蒋小山在本质上并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出身三代贫农，种过地、受过苦、扛过枪、打过仗、多次立功受奖，出生入死，救护战友，光荣负伤，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他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因为农民阶级本身不产生革命思想，他们对权力的向往和崇拜往往导致更大的人身依附。封建权力易主，却不会改变性质。如果蒋小山是个农民，勤劳致富，那么他也许是个称职的好丈夫、好父亲。如果在制度健全的部队里，上下制约，团结奋斗，他也许是个吃苦耐劳的基层干部。但是，时代偏偏为他提供了缺少法律监督和绝对集权的政治环境，而建设兵团又以改造知识青年为己任。因此，农民出身的他在这里找到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中心磁场。

    据《中国知青梦》引用的资料，各地都发生了很多摧残迫害知青的案件。究竟有多少女知青惨遭迫害？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搞过此类调查。受过此类迫害的女知青大多是忍气吞声、息事宁人。在那时的社会环境下，谁愿意去大事张扬？她们今后如何做人，如何嫁人？如何抽调回城？如何面对家人和亲朋好友？所以，因奸情偶然败露而为人所知的，恐怕是极少数。以我插队所在的公社为例，100多名知青中约一半是女孩子，被军代表奸污而败露的有两人。2：50，也就是4%。如果以此为比例做一个简单的推算，1700万知青中若有850万是女生，4%就是34万!这不包括大量未曾败露或未曾调查核实的案情!这难道不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吗？这是一种永远无法补偿的损伤。这对那几十万受迫害女知青的一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七  超越苦难情结

    苦难有可能转化成人的精神财富，但它并不天然地就是财富。一些因靠其天赋、背景、关系、机遇和自身的艰苦努力，而走过了苦难的所谓“成功者”，惯常把自己过去的卑微经历说成是今天荣耀的资本，以炫耀其劫后的辉煌。于是，一种某一部分人所拥有的、有时甚至是虚构的集体意识，就代替了每个个体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经验。

    有人说知青的苦难是一笔财富，历史以近2000万人十年的青春血汗为代价，磨练出这一代人的意志品质。然而实际上，当时就有许多人都自觉地认为：遵从毛主席的教导，响应党的号召，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就应该吃苦和锻炼。对于苦难的深切感受，很多人都是多年以后才逐渐体味出来的。作为一个在高考后有幸进了大学的知青，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拼搏的动力和奋斗的精神，来源于从小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和培养，下乡锻炼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种生活经历曾直接形成了迫切改变生存环境的巨大压力，但这并非是我们参加高考的唯一动力。我们热爱学习、渴求知识，在“文革”的恶劣环境下，在劳动之余坚持并无功利之心地读书学习，更注重精神生活。丁石孙教授、周之良教授等师长认为：知青中的这批人能考上大学的重要原因是有老本可吃，是得益于60年代比较正规的中学教育。而另一方面，那些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众多学子，也有自己拼搏奋斗的动力和精神。

    文革中曾招收了约90万工农兵学员，其中有相当多的人是知青，后来又约有60~70万前知青通过高考进了大学。而“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是1700万（还不包括人数众多的回乡知识青年）。只有不到10%的入学率，如此高额的成本代价，这还不是一种悲剧筛选吗？如果因为这1700万人中出了为数不多的官员、作家、学者、艺术家，就将此归因于苦难的培养，而去美化和赞颂苦难，这不是一种理性的反思。这种苦难是对青春的浪费和吞食，这种苦难是不合理的、非正常环境下的产物。只有超越苦难，建立起以天下为己任的终极关怀精神，苦难才有价值。杭州知青女作家张抗抗就说过：“30年前那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在1998年时竟然搞成了一场热闹的纪念活动！我宁可不当这个作家，也不愿意当知青！”可见，知青生涯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折磨，是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也正是那段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才使我们贴近并了解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懂得了中国的国情。在承受苦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在那个年代和环境下，人性中阴暗卑劣和丑恶的一面，这也正是知青生活中悲剧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