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隐忧背后的认知危机和出路

中国城市化隐忧背后的认知危机和出路

（2010-08-04）

思维空间

周 雷

　　发生在中国近期的诸多自然及人为因素叠加的灾难（肆虐了大半个中国的洪水和城市内涝、南京城区的工厂爆炸、吉林再次发生化工原料进入松花江事件、大连的油料污染），让我们意识到现有中国城市化浪潮，其实是一种具有高度风险的发展模式，其内在的认知危机形成了一种反自然属性，可能不断滋生生态灾难、生灵涂炭、社会动荡、经济崩溃乃至政治更迭。

　　这种高风险城市化模式，表面上有许多华丽之处：地理上辐射到毛细血管的高速交通和城际高铁网络，丛林式的泛亚、泛珠、泛东北亚、泛太平洋中心（中国至少再次从社会语言学层面，拥抱一个“中央之国”的崛起），奢华无度的后社会主义建筑风潮，万国来朝的资本狂欢和消费主义嘉年华等。

　　但是细看这些繁华背后，它存在一些深刻的认知危机：现有的中国城市化浪潮和经济改良，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是建立在一种增长（growth）模式和增长想象（fantasy）基础上的，为了保证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增长和数字传递，庞大的官僚科学科层，开始设计各种精细知识，用来耗竭一个有限国家的有限资源。

中国城市充满社会学意义上病态

　　此外，现有的中国经济伪神话，建立在一种动脉粥样硬化（atheroma）、骨质增生、腰肌劳损、糖尿病和阳痿恐惧（社会学意义上）的病理机制基础之上。在宏观层面，它不断滋生生态灾难、社会动荡和政治隐忧；微观层面，它不断生产庞大的“病态人群”，这个人群所信奉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共同构建了现有的城市化困境和集体梦魇。

　　从人类学意义上，几乎任何一个中国大型城市都存在一组悖论组合：交通系统愈来愈发达，人们乘坐交通工具上班的时间越来越长；硬体建筑越来越多，城市人个体和社会交际空间越发逼仄；信息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先进，反常识的知识型文盲越来越多；个体的疾病想象和社会的疾病体质，造成城市人群的病态消费。中国城市通常有一种泛色情的社会环境（包间、雅座、会所、俱乐部等，成为一种常识性色情标签），男性信仰泛补阳饮食的同时，女性信仰滋阴和丰乳的食疗。在中国，吃饭成为一种“治疗”，人群的进补观念对应的是中国城市化疯狂的雄性扩张。在城市，无处不在的堕胎广告（甚至有针对特殊人群的大礼包和优惠服务，有则广告宣称堕胎之后再馈赠子宫附件检查）与求子壮阳广告并置。不断恶化的城市自然环境和精细化的庞大城市污染治理体系，不断扩张的口号式建筑和萎缩中的城市社区。　　面对这种中国城市化症候，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发展、增长、提速、加快”等词汇存在的内在矛盾，并真正思考“减长”（de-growth）这一可能。所谓的减长，法语为décroissance，它实为一种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革命，它建立在反资本、反消费的环境主义立场之下，它并不是要求个体牺牲幸福“增长”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可能，而是强调一种适度消费、适度设计、适度发展的新“增长逻辑”，淡化对硬度、速度、频次的崇拜，平衡对硬体建筑和基本设施的投资，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音乐、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样的生活。“减长”是未来的唯一出路

　　作为个体而言，需要一种新的崇尚简单的生活理念，以减少社会集体对化石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透支。从这一意义上，“可持续发展”是个矛盾语，它是滋生社会学意义上的糖尿病的根本原因——营养缺乏的人群和富营养化的水域，营养的结构性失调与旺盛食欲和渴水症候的多项叠加。以往的增长崇拜和硬体崇拜，滋生了错误的经济学模式和城市经济体系，它通过刺激消费和过度消费来运营城市，通过量来获得质，最终质、量共失。

　　“减长”的城市思维则强调一种节制、理性和有限性。它强调发现一种非消费性“增长”模式，比如通过循环、流动、志愿行为、互享共利，甚至是人类学意义的礼物流动，来重建一种城市和社会微循环，例如任何一个城市的知识个体，可以通过它的知识来反哺社会，最终每个个体通过这种社会流动，获得一种来自其他同侪群体的人际礼物。

　　其实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早在1971年就建立一个减长和生物经济的模型，它分析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和现代物理学，如何忽视了物理上的有限性以及热动力的第二定律：即当熵（entropy）增加时，有用的能量被不断耗竭。正是基于此，人类不能设计和追求一种无限量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区划和城市内部的功能区发展，很多宏大计划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学博弈而非“科学发展观”。

　　以昆明为例，当号称中国第四的门户机场完工、一湖四环全城拥堵的东方日内瓦建成，昆明城市人口突破500万，牛栏江等周边清水被管道吸纳到不断增长的恐龙型城市，一个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城市，立于腐臭的滇池边之时，昆明这个城市还有意义吗？

　　我们在这种增长模式下，昆明损失的是一个古彝语称为谷俄罗多海的滇池，上世纪30年代西南联大教授骑马进入校园的大学城，从篆塘可以登船上岸游览的昆明街巷，文人汪曾祺描述的、可以静坐茶馆看着屋檐下干仙人掌开花的温润春城，一个可以登高望远眺滇池的大德寺双塔。

　　而“减长”的意义不仅是对城市化病症的解毒途径之一，同时还可以在不同城市之间和地域之间，形成一个基于人情、怀旧、家庭、人伦、游历、探友、怀乡的“软体”重建。中国城市化的未来，如果有关键词，它是柔软、柔软、再软些。

作者是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