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民穷 中国崛起背后的隐忧

国富民穷  中国崛起背后的隐忧

今年6月末，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今年前五个月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达到30.8％，2010年财政收入总额预计将达8万亿，有望紧随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虽然这些数据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迈入强劲增长轨道的好势头，但也凸显了“国富民穷”的现况，因为在政府财政收入迅速增长的背后，是首五月消费税增26%，个人所得税增29%，营业税增36%。
根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不仅如此，政府除了财政收入，还掌握包括国企、公有土地和矿产资源，全国76％的资产财富。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无地无产。
富士康的跳楼风波，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现实：中国作为廉价“世界工厂”将成为历史，中国必须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需型经济。
西方国家信奉凯恩斯主义，是“高工资，高消费，高投资”为特点的内需型模式。而中国则是用廉价劳动力去流血、去为世界打工、去补贴外国人，去片面追求GDP，忽视了环境、资源，忽视了本国的民生和福利。富士康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我们数十万的工人为苹果、诺基亚等外资企业辛苦地赚大钱，却无法享受有尊严的生活。而这些赚回的外汇，通过买外国债券送给外国人用，让美国人过着快乐而挥霍的日子。
中国拥有太多的外汇储备，已经被绑架。中国如果抛售美元资产，股市会下跌，外汇兑美元亦会应声下跌，中国也会遭受损失。这也形成了中国只能买外汇，而不能卖的窘境，不得不用全民的钱去支撑美国的疯狂消费。
笔者读大学时读的是商业管理，当那些加拿大同学做世界经济前景和未来投资意向的演讲时，在印度和中国之间，他们几乎都选择印度。除了印度也是英语系国家之外，印度的科技、创新等也令人刮目相看。在这些未来商人的眼里，印度拥有比较完善的科学基础设施，拥有足够的科技人才，保护环境、保障可持续性发展，总体投资环境良好。而中国仅靠着廉价劳动力，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着“极端化”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分工的模式换来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财富效应，但是，这种优势是脆弱的。二战后的日本依靠产品价格低，使经济迅速恢复，但是日本并没有满足于生产廉价产品，反而以战略眼光瞄准高科技产业。他们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重视科技，大力发展教育，长期坚持智力投资，不断改革教育体制，为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科技人才；日本企业也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终于改变了日本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低端产业的局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
没有谁想承认自己是廉价“世界工厂”甚至“血汗工厂”。但现实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之所以吸引外商投资，主要是因为“低工资、低成本”。中国靠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居民越来越幸福的生活，靠的是那赤贫的9亿农民，他们为世界制造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廉价而且服从的劳力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在“剥削”他们。真正为“中国崛起”默默做贡献的，是他们。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如今以80后为主的农民工们，与他们那沉默的父辈已经大不一样了，他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拥有更良好的教育和文化，对自己的权利有着更高的认识，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有着更强烈的追求。他们不再希望辛苦赚几年钱，回农村盖个房子取个媳妇，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留在大城市。而要实现这一梦想，需要更好的收入为基础。
中国靠出口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靠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如今，国家富裕了，可以考虑还富于民，巩固中产阶级，逐步转型为内需型经济。政府必须与广大人民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经济增长被少数特殊阶层和垄断企业、行业占据，也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GDP不断攀高，但贫穷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民众的幸福感不断下降，大家为了住房、医疗等问题头痛的主要原因。
除了城市人口，中国需要更多的消费人群。为了推动消费市场，增强劳动阶层的消费力是必要的，同时，这也可以减少因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增强劳动阶层的消费力之外，中国也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总有人质疑说，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节约，而高储蓄率也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节约消费、高储蓄率是中国试图摆脱依靠大量出口和海外消费市场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向依靠本国国内消费的内需型经济模式的主要阻碍。中国人大量存储的结果是，国内的消费大概只占GDP的35%，而美国国内消费贡献了GDP的70%左右。
“节约悖论”理论是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但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使经济衰退，是恶的；而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经济繁荣，是好的，这种矛盾被称为“节约悖论”。
中国人的确喜欢存钱，但其背后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不能再依靠孩子来养老。而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又少的可怜，所以他们也不能依靠政府。高税收下没有得到高福利，经济增长并没有体现在普通百姓身上，这样的富裕是虚假的。加拿大是高税收国家，但大家并未抱怨，因为政府是公平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加拿大，如果失业了，可以领到失业保险金；如果生病了，政府有免费医疗；退休了，有老年养老金；如果是低收入，还可以依赖社会保障金。这也是加拿大人喜欢消费、敢于消费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人们需要自己照顾自己，需要通过节约和存钱来确保他们的医疗费，来承担孩子读书的费用--所有的这些花费都来自于他们的个人储蓄。
中国的社会保障网络不健全，使得中国的百姓不敢随便花钱。一场重病可能花掉一个家庭所有的积蓄。只要这种情况不改变，普通百姓就会继续把大笔钱存起来。如果是这样，消费需求就会停滞不前，转型成内需型消费模式的改革，也只能是换个口号，沦为换汤不换药的只“改”而不“革”的伪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