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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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中国抗战局面出现严重逆转，在豫湘桂大会战中国民党军损兵60多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失败引发了国际、国内广泛指责，大家认为这是“一党专政”造成的恶果。据此，《大公报》在社论中说：到处胜利纷纷，而我们独败…这事实，太现实了；这经验，太可贵了。包括民主同盟在内的许多政治团体对国民党深深失望，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更加密切，周恩来回忆说：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
面对重要的局势变动，毛泽东分析指出：“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
中国共产党开始酝酿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的方案，周恩来估计国民党将坚决拒绝这项主张，但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赞成的。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中，了解到美国政府希望蒋介石组建各党派联合政府时，备感振奋。
1944年9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解决危局的办法：“召开各党派的紧急国事会议；国事会议应由国民政府在最近期间召开；国事会议要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制定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取代目前一党专政的政府；改组统帅部；由联合政府筹备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
（三）参照欧洲模式，提出组建“联合政府”构想。
同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紧密联系的，就是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关于这一构想的来源，毛泽东说过：“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
国民党军事大溃退的恶劣影响已如前所述，在此主要谈一谈欧洲模式与“联合政府”构想的关系。在1944年，随着法西斯德国逐渐走向灭亡，欧洲许多国家建立起了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比如，法共领导人参加戴高乐政府，担任了部长职务。英共总书记也提出要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组成竞选联盟，在下次大选中击败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到1945年初，苏、美、英三国领导人举行雅尔塔会议，确定大多数被解放的欧洲国家采用“联合政府”模式。这些都给予中国共产党极大启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举了英共的事例，说：我们对他们（国民党）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一样。
1944年9月，林伯渠在第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与此同时，美国也“不约而同”想到类似解决办法，就在林伯渠提出提案的同一天，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当面向蒋介石表示，应成立联合军事委员会。不久美国新闻处广播：“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需成立联合政府。”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阐述了“联合政府”构想。这些报告与1941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相比，最大区别就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的领导作用，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实践基础上的新发展。
毛泽东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日本、英国的资本主义下降了。但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在战争中的生产是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仍体现出相当的生命力。而在国内，战后应当发展资本主义，“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段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承认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当然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应有“某种程度的发展”。
法国的“联合政府”遵循西方民主原则，有工人阶级政党参与，中国共产党认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模式：“法共坚决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在国内，到处成立了城市的地方的解放委员会，包括一切党派，工农组织…在北非，则积极参加临时政府和咨询会议。”因此毛泽东提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他表示，旧金山联合国会议是五国共同领导的，中国也可以由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共同领导，“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
中国共产党的设想是参考法共方式，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参与到政权组织中，同其他党派结成联盟，通过民主程序击败国民党而赢得领导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如果蒋介石失败了，联合政府中我们就是大股，是中心。
要让国民党接收“联合政府”构想，美国政府态度非常重要。罗斯福总统一贯认为国民党专制是不民主的，应当进行改革，这一点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有了接近与合作的可能。
为统一全党对美国的认识，1944年7月中共中央专门指出：“反法西斯的美英资产阶级，在其反法西斯一点上均有革命性，以苏美英联盟为基础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乃是今日世界的基本革命战线”，“而如美国的罗斯福、华莱士一派，则比较着重联苏，其革命性亦较大。”
经过反复努力，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乘飞机飞抵延安，进行长期军事政治观察，这被中国共产党称为自己“半独立外交工作”的开始，毛泽东等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消美国对中共可能实行共产主义的疑虑。
毛泽东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进行多次长谈，他说：“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她”，“我们不指望得到俄国人的援助”，“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26]毛泽东还要求美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因为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
随后，毛泽东等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就组建“联合政府”反复进行商谈。虽然，美国认为“联合政府”必须维护国民党主导地位，但中共对美寻求合作的基本方针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
三
从1941-1945年的4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西方民主的部分原则、制度和具体做法，贴近现实、服务现实，不断深化，形成召开紧急国事会议、组建“联合政府”的具体构想，这种借鉴是建党以来所没有的。虽然国民党顽固坚持独裁，拒绝与中国共产党民主合作，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基本政策也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共产党直接目的没有达到，但仍取得良好效果：
首先，国民党被迫进行了部分民主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有三种政治制度：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即将被扫进垃圾堆，民主主义成为世界潮流。国民党不敢完全逆民意，在中国共产党等党派推动下，进行了部分民主改革。1944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对有关逮捕机关、逮捕程序、拘禁时间、定期核查人犯等问题做了限制性规定。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在《双十协定》中国民党承诺尽快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各党派地位一律平等。这些都为国统区民主运动开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其次，加强了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联系。
在推动国民党放弃一党独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美、英政府是基本一致的。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借鉴资本主义民主得到美、英一些民主人士好感，谢伟思在1944年9月的报告中说：中共正在实行民主政策，他们期望得到美国赞成和同情地支持这些政策，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也评论道：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以真正愿意在中国实现民主为基本点的。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停止借鉴活动。1945年12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时，曾向周恩来介绍了西方民主制度历史与内容。周恩来对马歇尔说，美国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等。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仿照西方民主原则，通过各项协议，希望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中国，中共积极参与了政协会议，并大力赞成政协协议。
最后，团结和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初步认同西方民主，这种办法搭起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共合作的桥梁。特别是1944年9月林伯渠公开提出“联合政府”口号之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马上表示，应由“各党各派与无党派共同组织政府，成立联合政权”；国民党参政员孔庚说：“民主潮流不可侮。中国目前不实行民主，就要亡国”；第三党领导人章伯钧也指出：“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实行联合政府，才能挽救危机。”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一部分开明人士大力赞同中国共产党政治构想，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后来，蒋介石集团拒绝“联合政府”构想，不惜发动反共内战，美国政府选择了支持蒋介石，严酷现实更加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促使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向新民主主义。
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现实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条件、有限度得借鉴西方民主，丰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有效打开了在国内大城市的工作局面，扩大了国际影响，为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新中国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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