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的十二大理由(2)

　　台湾地区第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陈水扁已因为他自己的腐败丑闻而深深陷入政治困境，这就更加让“理性选择”的主张占了上风。事实是竞选式民主制并不能保证政府廉洁。相反，它还引起更多的社会对抗，让更多的人卷入政治。

　　2006年8月，陈水扁的支持率只有18%，还远不如深陷伊拉克泥沼的乔治·沃克·布什总统的29%支持率。到同年9月，陈水扁的支持率进一步跌到10%（布什2007年初支持率27%）。领导人丢尽了人，社会必然也乱，竞选式民主制原先的抽象许诺也都兑现不了。

　　台湾的民主制让人们更加期盼最高领导人是有道德的人，要符合“圣君”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民主制让民众有了更大的抗议自由，从而有可能增加社会的不安定。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的最大悲剧之一，是他们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调照程序办事而不顾选民的利益。最明显的例子是2006年台湾的“倒扁”运动。千百万台湾人走上街头表示了对陈水扁的失望。可是台湾的那些议员们却纯粹出于自私的目的而拒不支持弹劾陈水扁，因为他们担心来一次改选（弹劾成功立法院要解散改选）。程序主义的制度化使得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政府仍然不被及时剥夺其合法地位，这表明注重手段的程序民主制不能对民众的紧迫要求作出反应。

　　如果说台湾地区提供一个负面示范，那么新加坡就是提供了一个正面示范。像台湾地区一样，新加坡的文化也是源自中国。它在19世纪成为英国殖民地，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一院制的议会拥有多数席位而执政，领导新加坡成为世界一流的城邦。

　　作为东南亚现在的金融中心和高科技中心，新加坡以政府廉洁而著称，生活水平居亚洲第1位和世界第11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22位。在它的将近440 万人口中，华人占77%。新加坡提倡儒家价值观，强调稳定的家庭生活，鼓励多生孩子。它广泛实行公费住房、公费教育、公费基础设施和非补贴公用交通（对私家车征收高税）。它的海港和航空服务及公务员服务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它的失业率低，种族矛盾少，污染水平低。博彩业2005年合法化了，旅游业非常发达。

　　然而新加坡的文化也立足于严格的“法律与秩序”的法治基础。在“新闻自由”方面，它在世界上167个国家中名列第140位，人均死刑率居世界之首。然而，新加坡犯罪率低，“经济自由指数”一直名列第2位，仅次于香港。对于“低新闻自由”的批评，一位新加坡人回答说：菲律宾一向是亚洲新闻最自由的地方之一，可是它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都仍然乏善可陈；美国的新闻最近几十年倒是越来越自由了，可是在这同一时期社会的治理越来越差。自由的新闻与好的社会根本没有因果关系。新加坡也许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学习的榜样，它的细微管理、社会工程和小型控制措施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新加坡证明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情况来建立自己的政体，在这一点上，新加坡的确是最好的例证。

　　对于一个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的经济阶层分化也不是太大来的国家说，传统的理想是圣君式的领导有正直官员所支持。西方的“ 党派政治”在中国根本没有生存的基础，因为在中国的相互依存的文化中，对大众利益的关切总是比对特殊利益的关切更有力一些。中国有和谐平等传统，而没有“ 党派政治”，“和谐平等”与西方的“竞选式民主制”是不相容的。

　　中国农村的直接选举曾受到广泛报道，但这些选举如今却污点不少，如富人花钱贿选，雇人投票，选出的村干部不是人们敬重的人。中国一位记者章敬平在他的《浙江发生了什么：转轨时期的民主生活》一书中谈到了这方面的不少故事。故事之一是：一位农民在2002年夏天白吃了27顿酒宴，因为当时要选举村干部，参选的那些人为了拉选票就纷纷宴请村民。他觉得可惜的是村干部3年才选一次。

　　章敬平谈到政府想了许多新的办法来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提高官员们的责任心。其中包括：即将上任的地方政府官员保证建立社区福利基金；人大代表直接给报纸写专栏文章；要求当选官员上一种特殊的保险以防止犯错误。他得出结论说，尽管当代中国已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但基层政府即使不是依靠，至少也是不得不顺应传统的道德观。

　　中国民众开玩笑说这样的政治就像一场选美秀。但是，即便是在“超女”之类的非政治性选拔赛，也不是像“美国偶像”选拔赛那样全由民众投票决定胜负。需要民众投票，是出于商业目的（打电话投票时被收费），而谁能进入下一轮比赛，决定权是掌握在评委们手里，直到决赛都是如此。在 2007年的“快乐男声”比赛中，为被淘汰者挽回面子的做法精致到了极点，最优秀歌手的评定程序则是复杂到谁也听不明白的地步。评委的决定是受尊重的，有时还有大得多的分量。在湖南卫视的“名声大震”歌手比赛中，评委给的分数可以高达10分，在公开统计分数时，评委给的每1分抵得上观众投来的1000张票。在通俗文化中，权威的传统都是如此根深蒂固。现在多元化的趋势在中国有明显增长，但德能政治的影响仍不会减弱多少。总之，当选举机制应用于中国时，在政治竞赛中不存在多党因素，在非政治竞赛中则仍然保留着权威因素。

　　在这方面，海外的“民运”更是不值一提。1989年以来情况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团糟”。它叫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叫民主。它的“民主选举”成了马戏团中的小丑。“民运”活动分子还不到100人，而且多数是“兼职”的，可他们中间的党派或组织竟有35个之多——平均每个“党”的成员不到3人。谁也没有能力或威望把别的人团结起来，而当他们短时间凑合到一起时，就彼此争权夺利。选举程序被扔进了垃圾桶。他们腐败，抢了外来的经费就跑。他们彼此攻击，彼此指责对方是共产党间谍。

　　这一切都毫不奇怪。但最有趣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运动”。为了生存，他们需要经费；为了获取经费，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组织来自己控制。如果能从台湾得到钱，他们支持台湾独立毫无问题。当然，中国政府对此感到高兴。你们要民主，好，现在你们自己有民主了。结果如何？中国不仅出口便宜商品，而且还出口廉价的持不同政见者。美国政府把他们进口了，却发现他们一无是处，顶多是给一点无用的道义支持。“给他们民主吧”在这里成了一句咒语。应该体现于选举民主的尊严和虔诚已经被玷污了。难怪有许多人已完全撤出来了。他们企图体验民主，结果却完全适应不了民主。

　　至此，否定在中国搞“西方民主”的论据主要是在“实证意义” 上，而不是在“规范意义”上。逻辑主要为“是怎样”，而不是“该如何”。这就是说并不涉及“价值问题”或“道义问题”。多党竞选民主制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被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这种“行不通”能在道义上被证明是有理的吗？换而言之，还能说西方民主制在道义上优越于中国的德能政治吗？在否定西方民主制的论据中，“民族主义”论据、“主体价值”论据、“法治”论据和“文化道德”论据将在下一章中再予以探讨。关于“为什么中国不会采用西方民主制”的问题，总共有以下12点论据：

　　1.“政治文化”论据

　　2.“路径依赖”论据

　　3.“集体行动逻辑”论据

　　4.“政绩”论据

　　5.“理性选择”论据

　　6.“负面示范”论据

　　7.“正面示范”论据

　　8.“和谐平等”论据

　　9.“民族主义”论据

　　10.“主体价值”论据

　　11.“法治”论据

　　12.“文化道德”论据

　　以上这些论据，每一条都可能显得是孤立的。但集中在一起时，它们就成为一个互相强化的整体。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是“人类最终的统治形式”。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民主制却像是塞缪尔·贝克特的话剧《等待多戈》描写的情景。该剧打破常规，有对白而无解释，也没有剧中人动机和可供剧评家关注的情节。剧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等待的多戈也没有出现：

　　弗拉迪米尔：那么，我们走吧？

　　埃斯特拉根：是啊，咱们走吧。

　　他们没有动。

　　中国的崛起被某些人认为是比中国的实际来得更快的闹剧。“中国西方民主化”的闹剧又怎样呢？它在某些人的脑子里是不是比中国的崛起来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