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故乡二三事

                              □ 孙云贵　《百年潮》 2006年第03期
        在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里,缅怀总理的品格和风范,有几件事情总是萦绕在故乡人民的心头。

“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 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
        周总理故居座落在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原淮安县)的附马巷,由东西相连的两个小宅院组成。总理生前对旧居的处理所表现出的革命家的胸襟,深深地感动着故乡人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淮安县委就对周总理旧居进行了初步修缮。这既表达了故乡人民的心愿,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可是,当总理1952年从亲属的来信中得知这件事后,马上写信给淮安县委,制止作进一步修缮,并用自己的工资偿还了修缮经费。 
       1953年,周总理要求淮安县委把他的旧居处理掉。对总理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县委的同志们是能理解的。但作为县委来说,有理由考虑到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因而没有按照总理的意见办。为此,当时的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去北京时,还受到了总理的批评。后来,总理还特地写了一封信请王汝祥转给淮安县委,信中说:“……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再拿这所房子作为纪念,引人参观……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要使原住这所房子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请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周总理在两年后接见淮安县委另一位负责人刘秉衡的时候,又提起这件事,而且比以前更严肃了。总理说:“王汝祥同志来的时候,我叫他回去处理掉我的房子,他‘骗’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处理,是吗?”刘秉衡婉转地作了解释。总理听后说:“我的房子一定要处理掉,决不能同毛主席的旧居相比!”第二天,邓颖超又为这件事专门找刘秉衡谈话。她说:“总理多次说了,一定要把他住过的房子处理掉,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如果不拆,也可以用起来:办幼儿园,办图书馆,或者让人去住,总之要用起来,处理掉……这是总理一贯的意见,我完全赞同。”
       周总理的嘱咐是严肃的,邓大姐的态度也是认真的,刘秉衡回淮安后如实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的同志们都感到不能再违背总理的意见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总理诞生和生活过的东边宅院,作为县委学习室和儿童图书馆;西边宅院让群众住进去,执行后写信向总理作了汇报。时隔不久,县委收到国务院的回信,说总理对县委的做法表示满意。
      1961年8月,总理在见到侄媳孙桂云的时候,又详细询问了县委对旧居处理的情况。孙桂云在谈话时无意中说到,虽然县委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是不断有人去参观。总理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他说:“还是拆掉好,拆掉了还可以盖工厂、盖学校嘛!”他还认真地嘱咐孙桂云:“你们不要说出我住过的房屋,还要告诉邻居,叫他们也不要讲。”
      随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望的日益提高,前来瞻仰旧居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偏僻的乡村,有的来自遥远的城市,还有许多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自发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然而,他们在院墙门口看到的,却是一块“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子。人们都带着莫大的遗憾,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周总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很不安。多年来,他希望自己的旧居“不留痕迹”,可是,参观的人却有增无减。终于,总理决定采取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3年11月13日晚,国务院办公室的一位负责同志给淮安县委办公室打来电话。当时值班的是一位县委副书记。国务院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对他说:“总理听到反映,说要动员住在他家的居民搬家,还准备修整房子,准备开放让人参观。请县委调查有没有这样的事,向国务院办公室汇报。”
        翌日,淮安县委的同志立即去旧居了解情况。周总理的侄儿周尔辉反映:没有人动员居民搬家;也没有修整过房屋;自发来参观的人,大都被谢绝了。当晚,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如实汇报了情况。11月17日,国务院办公室向县委正式传达了总理关于处理旧居的三条指示:(1)不要让人去参观;(2)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3)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第二天,县委常委会进行了认真研究,并根据总理指示作了三项决定:(1)不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2)不维修房屋;(3)县委在干部会上动员大家不组织、不带领人们去参观。当天晚上县委向国务院办公室作了汇报。
      11月30日晚,国务院办公室又来电话,说:“总理对县委决定的三点表示满意,以后要派人检查你们的执行情况。”时隔不久,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又打电话给县委书记,询问对“三条”的执行情况,县委书记回答说:“认真执行了。”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74年8月1日,周总理见到侄媳孙桂云时,又询问了“三条”的执行情况。孙桂云说:“都执行了。但外地人千方百计找上门来,实在没办法。”         周总理思索了一下,问道:“把房子拆了,你们搬个地方住,行吗?”站在一旁的邓颖超表示支持:“拆迁吧,我们给钱。”孙桂云说:“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我们自己作不了主。”
        周总理点了点头。最后,他又嘱咐:“你们要劝说前来参观的人,请他们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 孙桂云深深理解伯伯的意思,会心地点了点头。
        因为拆迁房屋要经政府批准,这件事一直没有定下来。这样,周总理的这所故居才得以保存下来。

“他们想在北京解决钢材问题, 我当然不能那样做!”
        1958年,淮安县委派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县里计划办几个工厂,县委想顺便请求总理帮助解决钢材问题。
       王汝祥是7月初到北京的。当时,周总理正在广州视察工作,没有见到。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叫他住下来等,说总理很快就回来了。王汝祥耐心地等待着。27日傍晚,一位秘书告诉他:“总理回来了,我们已经向他报告你在等他。他说明天上午7点半钟见你,就在总理办公室。”
        第二天,天还没亮王汝祥就起来了。一吃完早饭,他立即动身去总理办公室。
       王汝祥刚进办公室,周总理就从里边迎了出来,满面笑容地向他打招呼,接着,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让你久等了,急了吧?”
         王汝祥把原来准备好的话一下忘光了,他没想到周总理这样热情,这样平易近人,以至他设想好的“台词”都不适用了。他喃喃地说:“不,不,不着急,没什么……” 
      这时,周总理又拿过来大块西瓜,送到他手里,说:“天热,多吃点西瓜好!”
      王汝祥接过西瓜,才想起来说:“总理好!县委的同志们要我向您问好!” 
      周总理看出了他的拘谨。这时,正好内室走出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是总理的侄女,总理说:“快过来,见见叔叔,这是我的‘父母官’呵!……”
        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王汝祥也开心地笑了,他顿时感到轻松起来,好像在家里一样。
        吃完西瓜,周总理开始问起王汝祥来,从途中观感、生活习惯,逐步问到淮安的生产和建设情况,完全像拉家常一样。王汝祥那个汇报提纲早不起作用了。他在亲切自如的气氛中,把要说的话都对总理讲了。
         在汇报到县里想办一些工厂时,王汝祥表示钢材有点紧张,希望得到周总理的帮助。总理便问:“要办些什么厂?条件具不具备?有没有向省里请示?……”当摸清了情况以后,总理说:“办工厂,当然是好事。但从淮安的实际情况看,恐怕目前还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农业上去了,可以适当发展一些工业。办农业,要抓好水利,搞河网化,要配套,能排能灌;其次,是抓好农作物改制,步子一定要稳,不能冒进。家乡旱改水是方向,但也要因地制宜。”
        谈到办厂的事,周总理说:“办厂要用钢材,这得由全省统一安排。你们想办农机厂,很好。我看,是不是先把铁木农具厂办起来,然后再逐步发展……”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王汝祥按约定时间又来到总理办公室。在这次会谈中,围绕淮安办工业的事,周总理又提出了很多意见。 
       为了实事求是地帮助家乡发展一点工业,也为了教育故乡干部,周总理给江苏省委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讲了淮安县委的要求,也讲了他个人的意见。在写到淮安县委希望他帮助解决钢材问题时,他说:“……他们想在北京解决钢材问题,我当然不能那样做!……”
       “我当然不能那样做!”这是一句多么严肃、多么有分量的话呵!王汝祥回到了淮安,他没有带回一根钢材,但却带回了比钢材更宝贵的财富。

“共产党员嘛,办事要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不能只想着自己那块小天地。”
        1960年4月,淮安县委常委刘秉衡受县委委托,专程来京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经过联系,总理约定晚上在钓鱼台接见他。
        晚上10点半,刘秉衡来到总理的会客室。周总理老远就伸出双手,满面春风地迎上去:“你来啦,请坐下,快坐下!”刘秉衡上去握住总理的双手,激动地说:“总理,您好!”
       周总理让刘秉衡在紧靠他身边的一张沙发上坐下,然后拿起香烟,问:“你抽烟吗?”刘秉衡说:“谢谢总理,我不会抽。”总理说:“我也不会抽。那就请吃苹果吧!”说着,他从水果盘里选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亲自削了皮,送到刘秉衡手里。接过总理削好的苹果,刘秉衡才感到,让总理给自己削苹果吃,有点过意不去了。总理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说:“吃吧,吃吧!一家人嘛!”话音未落,总理便爽朗地笑起来了,接着就拉起家常。      也许由于刘秉衡是在淮城镇长大的缘故,周总理这次对淮安城的事情谈得特别多,问得特别细。他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谈到自己童年生活的一些情景。他说:“小时候,我常从勺湖坐小船,过北水关,到河下去玩。河下那时候可热闹啦!现在呢,勺湖还有小船通河下吗?”刘秉衡深深敬佩总理那过人的记忆力,一一作了回答。
接着,周总理又谈到自己的家,问道:“附马巷和曲巷还是那个样?门前那个‘迎壁’拆了吗?我早叫拆掉的。”他又问道:“院子里那棵大树还有没有?家里那口水井还在不在?”他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那里地下水位高,小桶上只要系上三尺长的绳子,就能打水了。”说着,他站了起来,将两臂一伸,表示一个长度。他说:“小时候,我常在这口井里打水,浇菜。”
        这时,旁边一位女工作人员插话问:“总理,不是说你老家在绍兴吗?”周总理马上说:“不,不!绍兴是祖籍。从祖父时代起就到淮安落户了,地道的淮安人嘛。我的生母、养母也都是两淮人,她们很善良……”
       周总理对故乡的怀念,激起了刘秉衡在感情上的强烈共鸣。他觉得,乘这个机会邀请总理回家看看,是最好的时机。他恳切地说:“总理,家乡的父老乡亲多年来一直盼望您能回去看看,您是否能抽空……”总理没等他说完,就连连点头,无限深情地说:“是啊!我也想回家看看呐!12岁离开淮安,到今年整整50年了!”说着,他伸开右手,竖起五个指头,表明是整整50年。
        刘秉衡汇报说:“去年家乡种了棉花,收成很好。”周总理听了很高兴,忙问:“收了多少?一定要如实说,可不要浮夸!”刘秉衡答道:“种了7万多亩,共收皮棉190万斤。因为初次种,没经验,单产不算高。”总理说:“还好,还好!”               接着,刘秉衡转入正题,这是他这次来的一项主要目的和任务。由于不知道能否得到周总理的支持,他以试探性的口气问道:“县委有个想法,想办座纱厂,不知道行不行?”
         周总理一听,爽朗地笑了,说:“噢,你们种了棉花,就想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他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要由省里统一安排。共产党员嘛,办事要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不能只想着自己那块小天地。我看暂时不办好。你说呢?”
       刘秉衡点点头,他这时并不失望。虽然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但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和县委同志们思想上的差距:缺少一盘棋的思想。有什么比这个收获更宝贵呢?他立即表示,回去以后,继续种好棉花,支援上海。
       最后,刘秉衡又向周总理汇报:淮安在东门外修建了烈士陵园,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县委请求总理给题个词。总理听了,谦虚地说:“我不会题词,写几个字还可以。”说着,总理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字,竖写一张,又横写一张,还轻轻地念了一遍,像是引起了对为国捐躯的先烈们的怀念之情。这时,旁边的那位女同志问:“总理,要不要加上‘淮安’二字?”总理说:“不要了。在淮安牺牲的烈士很多,有许多是外地人。”说完,是短暂的沉默。
       刘秉衡想请周总理用毛笔把这几个字写在单页上,以便带回家乡刊用。不料,总理忽而把话题又转到处理故居的问题上。他说:“我那房子你们还没有处理掉,这不好!”刘秉衡答应一定向县委再一次传达,照总理的意见办。接着,他又要求总理题字。总理风趣地说:“这样吧,我们订个协议:我给你们写字,你们要帮我把房子处理掉,好吧?”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刘秉衡也不好坚持再请求题字了。这件事竟成了一个遗憾。直到晚年总理还提到:“我欠故乡一笔‘债’。答应给烈士塔题字,可一直没写。”

“一定不能收!要是收下来, 以后还会有人送的!”
         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历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会”。淮安县委书记邵风翥、副书记王纯高参加了会议。 准备赴京之前,县委常委们谈了许多问题。在讨论工作之余,有人提到: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故乡,可一直没有时间回来看看,是不是顺便带点家乡土产,给总理尝尝,表达故乡人民的心意。可是,也有人提出:上次带去一点土产,总理和邓大姐虽然勉强收下了,却付了100元钱,并写信批评了我们。这次不一定带去了吧!商量的结果,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少带一点,带最有特色而又最少花钱的。带什么呢?县委最后决定带点茶馓。
        茶馓,是淮安特产的一种茶食,采用上等白面用麻油炸成的,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普通馓子比较,茶馓相当精细,主要是技术上巧妙。经过师傅的巧手,其细如线,其黄如金,环绕成团,活似一朵正待开放的金线菊花,再加上触之即碎,香酥可口,因而,一种普通的油炸面食,竟成了驰名南北的馈赠名点。
       为了表达故乡人民的深情,他们特地找来技术娴熟的老师傅,选用上等面粉和麻油,炸好以后,装在特制的白铁皮小桶里。一路上,他们更是小心翼翼,以防因颠簸而碰碎,因为这里面装的是家乡人民的心意啊!          到北京以后,经过联系,邵风翥、王纯高亲自把茶馓送到总理办公室。秘书劝他们带回,说周总理是从来不收礼品的。两人一再解释,说这不是什么礼品,是家乡炸的馓子,一点不值钱的东西,只不过是表表家乡人民的心意罢了。秘书实在说服不了他们,只好暂时代收下了。
         两天后,邵风翥、王纯高被电话召到江苏代表团秘书处。茶馓被退回来了。总理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再三解释说:“你们的心情,总理完全理解。但总理说,馓子一定不能收。为了装馓子,你们用白铁皮做桶,也是个浪费……”
两人沉默了半晌。怎么办呢?最后商议一下,他们对秘书说:“这样吧,已经带来了,总不好再带回去。千里迢迢一片心呐,就照收粮票、照收钱,请你给总理带去吧!”
       秘书会心地笑了,摇摇头说:“你们的主意,我早给总理说过了,不行。你们过去不是送过一次莲子、藕粉吗?总理付了钱,你们这次又来了。总理再三嘱咐:一定不能收!要是收下来,以后还会有人送的,总理还叫我带给你们一份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文件……”说着,秘书递给他们一份文件,上面有周总理亲笔写的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邵风翥、王纯高两位仔细读了周总理的批示,深深地感动了:总理是这样的严于律己,这样的廉洁奉公,真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啊!

“这次回去,把家里的祖坟平掉, 坟地交给集体耕种”
       1965年冬,周总理侄儿周尔萃在北京学习结束后,特地去看望伯伯、伯母,并谈了自己想乘假期回淮安探望母亲的事。总理肯定他“没有忘本”,赞成他利用假期回故乡看看。总理嘱咐说:回家过年,要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作为一个军人,随时随地都要约束着自己,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说到这里,周总理略停了一下,接着问道:“尔萃,三大纪律的头一条是什么呀?”周尔萃被这个简单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在心里直打鼓:难道我什么地方做了错事,可能伯伯要批评了。望着伯伯那慈祥而坚毅的目光,周尔萃没有踌躇,立即以军人特有的爽快回答道:“一切行动听指挥!”
        周总理笑了笑,说:“那好!我现在给你一个特殊任务:这次回去,把家里的祖坟平掉,坟地交给集体耕种。办完这件事再过年。能完成任务吗?”
        “能!”周尔萃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
          他之所以回答得这样干脆,不仅是出于对伯伯的尊重和服从,还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已拖了多年。把这个不太好处理的问题交给他,是伯伯对他的信任。同时,他深知伯伯的脾气,话只要讲出来,是非要兑现不可的。
        周总理对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态度表示满意,沉思了一下,说:“我们国家的实际耕地面积不多。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一种表现。平掉祖坟,不但扩大了耕地面积,也是移风易俗。要做好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化,要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做好县委和当地群众的工作。”
          最后,周总理又交待了一些具体要求:棺木要就地下沉一米以上,做到不影响机耕;坟地交集体使用;坟地长的树木交生产队绿化……
         带着伯伯交给的“特殊任务”, 周尔萃离京南下,在春节前回到了故乡淮安。
        一到家,周尔萃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哥哥嫂嫂。哥哥嫂嫂都是党员。三人开了一个会,意见很快统一了:一块儿去做妈妈的工作。妈妈听了没有马上表态。这是他们料到的。妈妈为难了:同意吧,确实有些想不通;反对嘛,又是周总理的嘱咐。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从古到今,由远到近,从迷信讲到科学,终于把妈妈说通了:“那就照你伯伯嘱咐的办吧,既然好处那么多……”
       第二天,周尔萃去县委,向值班常委作了汇报,并请求县委派人一同去生产队处理。值班常委听完汇报,沉吟了一下,说:“你休息一下,我找在家的常委碰一下。”
         是需要“碰一下”,因为这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1953年春,周总理就派人传达过他的意见:平掉祖坟,把坟地交集体耕种。以后,县委又收到过总理的来信,又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1958年和1960年,两位县委领导在北京见到总理时,总理也曾请求把这件事处理了。每次意见都拿到县委常委会上议过,几乎每次都是一致的意见:这样做,不但我们想不通,就是群众也通不过,难道淮安县增产增收,就差那么一点坟地?不能平,吃批评也情愿!        在家的书记、常委都来了,又重新听了周尔萃的详细汇报。周尔萃把总理讲的道理和交待的具体要求,都原原本本向县委讲了一遍。
     周尔萃最后恳切地说:“总理是派我专程来处理这件事的。大家的心情总理充分理解。希望县委尊重总理的意见,我们全家也都支持他的意见。”
       县委常委们感动了。县委最后决定:派干部协助周尔萃下城郊,做好说服群众的工作,在春节前把这件事办好。
农历腊月二十九,先由孙桂云出面,到祖坟所在的生产队,和干部、群众座谈,传达周总理和县委的意见。群众先是议论纷纷,都觉得不应该这样做。
         面对群众的议论,周尔萃只好把总理交待的话耐心告诉群众,进行说服解释。最后,群众的工作也都做通了。
除夕下午,当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之后,周尔萃立即给伯伯写信,详细汇报了处理经过。伯伯很满意。没过几天,周总理给生产队寄来了70元钱,用来支付平坟劳动力的工资和偿付被践踏的一小片青苗费。干部社员们看着总理寄来的钱,一些老人流下了泪…… 
        周总理处理祖坟的事,很快传遍了故乡。总理逝世后,当故乡人民从广播里听到总理的遗嘱,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大地上的时候,人们更深深地怀念自己的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