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文革的青年史学家沈元

余 杰
北大才子、青年史学权威沈元，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因不堪凌辱化装成黑人欲逃入外国使馆寻求庇护，事败而遭枪决。文革扼杀了多少这样优秀的人！
在北大学长、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关于沈元只有这样一段简单的介绍：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他在身上涂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进入一非洲国家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结果被中国政府逮捕。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时三十多岁。」
宋诒瑞女士出纪念沈元文集
沈元，对于今天的北大学子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只记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们，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行走过一名同样意气风发、步履匆匆的学子。沈元，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文革结束三十年的时刻，我们拿什么来纪念你呢？作为沈元昔日的「诤友」，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宋诒瑞女士编着了一本纪念关于沈元的纪念文集《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这本书能够成为对死不瞑目的沈元的某种迟到的纪念吗？
鲁迅曾为「三一八」惨案中罹难的学生们写作了一篇题为《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文章，如今宋诒瑞女士将这本纪念文集命名为《难以纪念的纪念》。一篇文章和一本书，不约而同地彰显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实：在中国这个一贯注重历史并将历史提升到信仰层面的文明古国，纪念和记忆竟然是如此的困难。在北大校史和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沈元被迫处于缺席的状态，他不过是无数政治运动的死难者中的一位而已－－虽然他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者，最终却仍然无法摆脱被历史所隔离的命运。这就是先知的宿命。遗忘成了在这个国度里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你首先要蔑视生命的价值才可能以一种麻木的方式「活着」。
对此，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的前言中指出：「文革杀戮在毁灭生命的同时，也显然扭曲了人们关于同类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们被迫接受这些文革死难者的死亡，然后，他们既然把死难者的生命丧失都不再当作严重的罪行，对于在历史中记载死难者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视为当然。」那么，今天我们对于沈元的发掘，不仅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生命个体的发掘，不仅是对其学术成就和价值立场的发掘，更是向「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回归与致敬。
全国文科高考第一名进入北大
这本文集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沈元的家人、老师、同学和好友撰写的纪念文章，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让读者窥见了沈元短暂的一生；第二部分是沈元生前给老师和友人的信件，其中展现了沈元从反右到文革期间的生活及思想片断，弥足珍贵；第三部分是目前收集的几篇沈元的历史学论文，虽然受到时代的束缚，但沈元作为年轻学者的史学功底足以让人惊叹不已；第四部分是沈元研读《汉书》的读书笔记，从中可见其治学之严谨。这些文字和数据本身便已构成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一九五七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大历史系。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目前学习生活相当紧张，每日六时二十分起床，十时半就寝，中间有十一个课时的上课或自修 ......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现在只能这样：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时间就白白浪费过去了。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环顾今日北大的校园里，有多少学子像这位学长这样勤奋地学习呢？北大独立精神的丧失与学分的败坏几乎是同步的。
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打成右派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沈元因私下翻译及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因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而被历史学家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历史学界十大权威之一」。其实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同一名单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是他的老师辈，他是其中最为年轻的「权威」。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沈元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承受着连续的批斗和陪斗，丧失了全部的人格尊严。一九六八年九月，沈元被捕，后来才披露出其被捕的原因为「化装成黑人，投靠外国驻华使馆」。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枪杀。
为什么像沈元这样的一介书生，竟然会破釜沉舟地选择装扮成黑人、逃入外国使馆的这条不归路呢？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戏剧化、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如果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的话，它足以让今天中国所有的行为艺术家们都瞠目结舌、并甘拜下风。我相信，沈元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其灵魂深处一定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沈元对中国的同胞、中国的土地、中国的文明和中国的历史充满深沉的爱，他在一封给老师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祖国的艺术的伟大特点，不仅在于其通体之雄伟壮丽，而且就是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常人视为无关紧要的地方，都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巧夺天工地刻画着精致生动的花纹与图案。无论从大的或小的地方来看，我国的艺术思想是伟大无比的。我就这样体念：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正是这一种精神，在我们的学习上，就是要既能系统地全面地掌握一门知识的全貌，又要能够用具体的、细小的无数实际的知识来充实这个整体中的每一部分、每一细节。」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要逼得沈元这位单纯的爱国者「背叛祖国」呢？
当祖国成为自由的坟墓时，沈元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祖国－－他果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不愿继续苟活下去，他心爱的学术事业已经戛然而止，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割裂、被破坏、被扭曲，他亲身体验了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在他所研究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荒谬的事件。
杀沈元者是专制下的集体共谋
杀害沈元的不是某一名官僚和警察，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杀人者中有你、有我、有他。正如耶稣不是死于彼拉多和罗马兵丁之手，而是死于「众人」之手一样，那种致沈元于死地的「臭气熏天的气味」，是我们「大家」共同制造的。学者刘再复在《面对高洁的亡灵》中写道：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 ......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他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沈元母亲悲痛的呼声
在人人都宣称自己是「无辜者」的「后文革时代」，刘再复以罕见的真诚打破了「无物之阵」般的、厚厚的沉默，他从当年自己的一言一行开始反省、开始追问｜｜「谁让沈元走投无路？谁让沈元安生不得、逃生无处？谁把沈元推向绝望的悬崖？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制造者之外，我们盲目的吶喊、盲目的讴歌、盲目的义愤、盲目的声讨、盲目的批判，难道没有责任吗？说「受蒙蔽无罪」，在法律上也许部分可以成立（不是全部都能够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说得过去呢？受「蒙蔽」下，我们内在的恶是何等丑陋啊！」那些文革的幸存者们，那些以知识、文化和思想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勇气承认自己也是凶手、承认自己内在的恶是如此丑陋呢？
据沈元的家属了解到的一点有限的资料，昔日的狱友们透露说，「在狱中他人缘可好了，自己病成那样，还把有限的口粮分给别人吃」、「他很安详，有修养有学问，很受尊敬」。文革结束以后，在黎澍的帮助下，沈元的母亲和姐姐终于拿到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 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沈元的学术生涯和思想生涯刚刚开始便结束了，他是一位至今仍然被埋葬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动情地说：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 .......与历史学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文字，而且是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尽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
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者，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都失踪了，所以后人只能从头开始思考，从零开始思考。这就是中国当代的思想和学术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作为历史学家的沈元，曾经试图改变历史的书写方法，他纵身一跃跳进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他很快便招致了惨痛的灭顶之灾。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不仅是纪念，更是思考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是的，朱学勤的追问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追问：「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 你追寻这串脚印，不由得迎风撒泪，青衫长湿，还要追问：难道思想史只能这样流淌？」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原载《开放》杂志200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