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研究的琐碎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可谓研究手段不断创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日渐丰硕。究其原因，从知识需求看，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促使人们着力追索古圣先贤们思想和实践的足迹；从文化需要看，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呼唤史学焕发其内在蕴积的文化推动力；从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中国史学历经20世纪以来百余年的探索，渐渐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然而，近20年的史学研究，成绩虽然突出，但问题也是存在的，因而反思尤为必要。理性的梳理与省思，有利于我们客观审视史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发展规律、共性问题、改革契机和未来出路，从而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更为充分地发挥史学的鉴往知来功能。

    疏离“宏大叙事”语境下的琐碎化倾向

    20余年来，反思历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之风俨然形成一股思潮。其积极影响在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具体化、客观化和科学化，历史研究的空间也随之大大拓展。然而，研究选题的琐碎化倾向也随之出现。

    考诸史学界反思和疏离“宏大叙事”学风的原因，盖有如下三端：一是不满足于过去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对意识形态的简单认同和机械诠释；二是试图弥补史学研究轻忽社会底层历史的疏漏；三是意在彰显呼声日高的史学学科化和科学化诉求。在明晰这些背景后，我们就会对反思“宏大叙事”语境下的史学成就和偏失有一个理性的评估。

    关于“宏大叙事”问题的考察，关乎这样几对关系的处理：意识形态与学术诉求、个案研究与整体关照、由微见著与宏观把握等。这些关系的正确处理，有赖于史学研究主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实践和日积月累的史学探索中用心体会。

    研究对象的选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举其要者有：可据材料、学术趋向、社会需求、自身资质等。概而言之，研究对象似可分为二类：一是与学术主流吻合的热点问题。这类选题有时可依于常见材料，一般与社会政治的关联程度较高，容易引起学界及社会的关注，亦常引起学界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但其存在的风险是，倘若研究主体视角俗套、学力较弱，则易流于人云亦云，难有创获。二是疏离于重大问题的冷僻问题。这类选题往往有赖于罕见资料，其优势在于：独辟蹊径，人弃我取，人无我有，以奇以新取胜，易于就某一问题取得垄断性的话语权。但其弱点有三：1、罕见材料的获取，有时端赖机缘，非一般学人所能问津；2、缺乏必要的学术参照，容易流于自说自话；3、疏离社会政治，易使研究自限于象牙塔内。

    从理论层面来看，史学研究对象的选择并无定规，研究者可根据自身条件、学术环境及资料占有情况自由选择研究对象，而且选题的多样化，一般可视为史学健康发展的重要表征之一。然而，就操作层面而言，一定时期内的史学研究应该有其时代特征、人文关注和轻重缓急。也就是说，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史学研究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既要考虑学术价值，也应考虑社会价值。准此而论，史学研究对象并非越偏越好，越奇越好，越小越好。我们追求史学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反对史学流于社会政治的附庸；提倡深入细致地研究历史具体问题，反对大而无当的研究选题和虚应故事的凿空之论。但我们同时必须强调，史学研究主体应该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具有“宏大叙事”的视野，不忘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关怀。史学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不应也不能依托于对社会现实的游离。更需强调的是，史学研究者在拒绝“宏大叙事”的高调自标中，不应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研究取向当作关乎大道的名山事业。桑兵在论及分科治学下的学术细碎化与整体性问题时说：“历史既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的时空联系既然无限延伸，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必须探察联系无限延续的人与事，因而进入之前必须把握整体，进入之后须有整体观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适当。”（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3月第1版）此语可谓深中肯綮，发人深思。

    走出价值无涉的误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家着力肃清“左”的思想影响，学界对曾经盛极一时、危害深重的强史就我、任情褒贬的学风深恶痛绝。与之相应，史学的“实证性”品质受到史家不同程度的追捧。然而，今天我们也需要省思史学研究的另外一面：强调史学的实证性，是否意味着拒绝价值判断？

    如何保障史学的客观性和学科规定性？这是长期以来困扰史学界的一个棘手问题。缘此，主观与客观、史料与史学、政治与学术诸般关系，每每纠结不清，欲理还乱。关于史学功能的认知，在经历了见仁见智的商榷和辩难之后，为数甚多的学人将其简单地归结为：考辨真伪、编排材料，让史实自己去说话。换言之，在有些学人看来，只有拒绝或远离价值判断，才能保障史学研究的客观性，才能稳固历史学的学科地位。于是乎，在拒绝价值追问和疏离“宏大叙事”的语境下，一些简单地爬梳和堆砌史料而少有分析和判断的历史论著似乎成了等上之品，而一些富有灵性和充满思辨色彩的论著则被斥为野狐禅或游谈无根的等下之作，一时难登大雅之堂。

    有人坚持这样的观点：把爬梳和考辨史料的工作留给历史学，把分析综合和价值关照的工作留给其他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笔者以为，无论关乎于此的申辩理由如何堂而皇之，最终也改变不了此乃认识误区的事实。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异，并不表现为前者止于现象描述，而后者需要价值判断。质而言之，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撰述技巧并无天壤之别。现代科学发展史证明，分科治学虽为科学活动的必要前提，但学科融合亦为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究竟如何看待学科边界和学科渗透，是一个仍需再三再四审视的问题。愚意以为，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更多表现为时间向度的不同：前者侧重于较为久远的往事，而后者侧重于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件。或者有人会说，由于研究对象年代久远，史学研究者必须投入更多时间于史料搜集，并需对其进行审慎的考订与编排。实际上材料考订工作，是全体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必需的。在“考”与“释”方面，二者之异仅在各有侧重，而非或有或无。尤需指出的是，史学发展史业已证明，史事的钩沉和描述，是史学研究所必须，而非史学研究之全部。

    历史是对人类曾经发生过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活动以及民众社会生活的记载。史家的责任在于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中爬梳出具有逻辑关联的，能够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现实人生的知识体系。时至今日，虽然人们已然不必接受“法先王”的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今人不再需要从过往历史中找寻应对世事的智慧。如果我们承认史家的历史观念、历史智慧乃至对社会人生的独特认知，是现代知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应该确认，历史价值判断是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环节的缺失，必将意味着史学学科的不够成熟和史学功能的渐次弱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疏离价值关怀之风之所以大行其道，主要原因乃在于：

    首先，与史学界试图矫正中国学术传统之内在偏失有关。中国学术素有经世致用传统，史家多自觉将自己的学术旨趣与国家社会之命运相维相系，每以干预社会、指导人生为学术起点和归宿。然而，这种传统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每有过强之主观预设，常因左右于现实需求而强史就我，从而使研究活动的客观科学性受损蒙尘。疏离或拒绝价值判断，似乎是避免这种负面影响的终南捷径。

    其次，与晚近以来的学术趋向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学术规范运动方兴未艾，这无疑是由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学术诉求与价值判断之关系应该是辨证统一的，但在史学研究领域，却又出现了两者关系紧张的偏失，似乎只有让史实本身去说话，不加任何价值判断，才能保证研究活动的学术性。与之相应，在选题方面，有人也尽量着力于那些琐屑而生僻的研究对象。由此，为数颇多的史学论著满足于现象描述，无意于意义阐释，疏离于价值判断。如此标尚，隐含着将使史学益趋边缘化的风险。

    历史学家克拉克认为，“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英]克拉克主编，张文华等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此话道出了史学之主旨。所以，当今史家始终都应保持这样的理性：当我们强调具体入微的实证研究时，主旨乃在反拨历史研究方法的教条化和研究内容的空泛化，而非抵拒价值判断，倡导述而不作。

    结语

    客观评估理论对史学的指导意义，是矫正上述史学实践偏颇的题中应有之义。晚清以降的中国史学发展路径说明：理论指导是史学焕发生机和走出困境的重要助力。毋庸讳言，在唯物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拘泥形式、程式固化、机械套用、主观臆断、以史就论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唯物史观指导本身。拒绝理论提升的历史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要求其超越“实证”，对已经取得的初级成果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抽象，从而揭示更为深刻的历史内容。

    史学研究大致可分为考史、撰史与论史三大类别。100多年来，中国史学一直在“考据”与“义理”间徘徊（王学典、孙延杰：《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文史哲》1997年第6期）。我们应该认真思考隐藏在这种学术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跳出史实考辨与意义阐释非此即彼的怪圈，寻找两者之间的理想契合，让史学成为一个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又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它的研究成果应该使人有所信、有所思、有所悟、有所乐。

    （作者单位：国家博物馆）